关于北方局的情况

我在北方局的时间很短。我是1936年阴历8月15前几天，也就是9月出狱的。同一批出来的有薄一波、杨献珍、刘澜涛和我，一共十个人。我们出来以后和组织发生了联系，但并不都住在一个地方。北方局和我们发生关系的负责人是同安子文联系，他跟孔祥祯发生了关系，据说还有徐冰（他是不是北方局成员，我不知道）。出狱后，我被安排住在太平桥一个公寓里，跟我住在一起的，有廖鲁言、胡锡奎（不久他回家探亲去了），杨献珍可能住在湖北会馆，安子文和刘澜涛大概住在陕西会馆。当时，安子文告诉我：北方局有一个负责同志要来找你谈话，，你不要出门了。当时我正有病，脱肛，走不了路。来的人个子比我高，一见面便问我：“你姓马吧？”我说：“我姓马。”他说：“你叫马星荣。”这是我在党内的名字，那时党内都知道，但人不一定认识。少奇同志是认识我的，过去在武汉、在莫斯科见过面。来人对我说：“啊，组织决定叫你们出来，你还不出来，还反对呀！”我说：“我坐牢坐久了，对外面的情况不了解，对党的方针政策不了解。后来，我还是服从组织了嘛。”他接着说：“算了，不说这个了。组织上已经决定叫你到天津去参加工作组。”我说：“我脱离实际情况很久了，要我参加工作组负什么责任？”他说：“你到天津就知道了，就是领导天津、冀南、冀东这些地方。”我对他说：“我的病没有好，脱肛，肠胃病严重，是不是允许我先到医院去割痔疮，然后再去工作。不割痔疮我走不了道。”我把得病的情况告诉了他。他听了以后就说：“好，同意你的意见，先到德国医院（现在的北京医院）去治病。我派一个人来照顾你，所有在医院治病的事情都由他来负责。我叫这个人来同你见面认识一下，你就去住院。”后来就派吴德来照顾我。当时，德国医院是不容易进去的，我是通过孔祥祯的关系住入医院的。孔祥祯是具保出狱就医的，他认识医院里面一个姓王的大夫，是中国人。这时，第二批人已出狱了，殷鉴也出狱了。他当时化名叫黄建纯，我化名叫冯俊斋。我们两个人是同时入德国医院的。隔了十来天，组织上就催我去天津，说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你赶快出院。不久，我就到了天津。

一到天津，我的病没全好，肛门还是出血。彭真对我说：“你这不行，还是到北平继续把这病治好吧。”于是我又到北平做了第二次手术。手术以后，正好是西安事变，全国沸腾，群众的情绪高涨。我第二次到天津，虽然是在租界里，因为没有家属，租不了房子，组织上叫吴德找了一个女的（就是我现在的老伴）和我扮做夫妇，她还抱着一个孩子。这样，有了家属，又有孩子，就好掩护了。

北方局派驻天津的工作组组长是彭真，那时叫老傅，当时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叫傅茂公，只是内部叫老傅，别的人连他姓傅也不知道。彭真跟我说，我们原来有两个人，你来了以后就三个人。就是彭真、李大章和我。我们三个人都是在外面分别碰头。李大章告诉我，我们这三个人是一个组，还有一个组在北平，但他没有说北平那个组有哪些人。少奇同志在北平我是知道的，只是没有见过面。他还对我说，我们北方局驻天津工作组对外不叫北方局，叫河北省委工作组，这样目标小一些。实际上原来的河北省委（书记是高文华）已经撤销了。河北省委就是北方局。

少奇同志是1936年4月左右到天津的，他是中央代表，担任北方局书记。有人说，少奇同志是2月或者3月来的，这可能不对。我曾经问过高文华，他说，这一年发生了“三·三一”抬棺游行，少奇同志来了批评过他。如果少奇同志在这之前已经来了的话，就会制止这个行动。正因为他没到，才发生了这件事。可见，少奇同志是“三·三一”事件之后来的。少奇同志到后，高文华被派到石家庄去了。

北平组除少奇同志外，还有柯庆施、老郑（即林枫同志，名义上是少奇同志的秘书），山西、河南归他们管。

天津工作组领导天津市委、冀东特委和冀南特委。彭真直接领导冀东。冀东特委书记是王平陆，住在遵化附近，后来改为东路和西路两个特委，下面有市委、县委、支部。据说，马国瑞在冀南。“七七事变”后，又从天津派刘建章去冀南争取葛贵斋部（地主武装），把这支几千人的队伍争取过来了。我分工负责管天津。天津市委书记是李铁夫，朝鲜人，彭真的爱人的姑姑是他的爱人，叫张秀岩，她是妇女部的，姚依林是宣传部的，还有易吉光（据说现在在上海，已瘫痪了）。下面的组织我不了解，只知郊区农村大王庄、小王庄有党的组织，学校中，耀华中学、工学院也有党组织。出的刊物不少，还开了一个国际书店（或叫知识书店？），易吉光是经理。我常去那里。我当时充新闻记者，柯庆施在天津时也充新闻记者，化名姓吴。还办了个晚报。统一战线的组织也不少。两广白崇禧、李宗仁的代表叫刘绍襄，是反蒋派，在天津与日本人搞关系。山西阎锡山也有代表在天津。所以，在天津做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比较方便。李大章分工负责领导冀南特委，并负责编北方局机关刊物《火线》。这个刊物过去比较有名（按：1933年3月18日创刊），直到1938年10月停刊，一共出版了一百期。我保存了一套，在1939年一次大水中泡掉了，这是北平解放后姚依林告诉我的。当时，曾调胡锡奎来编过几期，不久，他被派到冀东去了，就由姚依林负责编，一直编到最后。负责刻印的是赵非，原名赵甫轩。这个人后来叛变了。还有一个女的，叫周毅（现在在铁道部）。他们是刻蜡板的。

当时，凡是要知道少奇同志的指示精神就看《火线》，每期头一两篇差不多都是中央指示或少奇同志的文章；看《火线》也可以知道少奇同志的活动情况。他当时写文章用过的笔名叫K．V．、行知，还用过其他笔名。负责文件发行、交通接待的是张子恒（现在在沈阳当顾问），他是山西人，交通站的负责人，文件发到什么地方可以去问他。《火线》的稿子先交李大章，为了不暴露他的身份，他把稿子交给我，我再交给张子恒，张子恒最后交赵非刻印。

在天津，我和少奇同志没有直接见过面。1937年春节后几天，彭真和柯庆施对调。柯庆施原来是北方局组织部长，从北平调天津，任天津工作组组长；彭真从天津调北平，任北方局组织部长。之后，中央召开白区党代表会议和苏区党代表会议，平津两地去的人有刘少奇、彭真、高文华，还有天津市委副书记刘澜涛，天津市委书记李铁夫也到延安去了，冀东的李运昌也去了。他们走了以后，在天津，有柯庆施、李大章和我三个人。在北平，只有老郑（林枫）一个人了。当时负全责的是柯庆施，他既领导北平，又领导天津。这样，柯庆施就把他领导的冀东交由我领导了。我除了领导天津外，又领导冀东，还领导统一战线工作。冀东特委经常来汇报的是丁振军，南部特委是阎达开。

少奇同志在统一战线方面有很大发挥。他非常强调争取上层抗日。关于我们党做宋哲元部队工作的情况，可以问朱则民（现在在经委或计委），当时在北平市委（李葆华任市委书记）搞军事工作。张克侠是上海来的，曾掩护一些人到宋哲元部当学兵。据说还有张友渔在该部当过教员。还有一个参谋处长可能是党员。是否给宋哲元部队送过进步刊物我不清楚。当时有《大众生活》等刊物，范长江可能在《大公报》上写过社论。《实话报》是不是陈伯达办的也不清楚，他是野鸡教授。有些情况可以问吴砚农，他是天津《益世报》的，是党员。“七七事变”后，“华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改为“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李楚离任党组书记。为了扩大在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少奇同志的指导，“自卫会”曾派人到武汉去备案。当时国民党的情况很复杂，在天津，有代表阎锡山系的天津电话局长张志歧，有代表两广地方实力派白崇禧、李宗仁系的刘绍襄。还有一些名教授与我们有联系。

少奇同志是中央领导成员之一，在党内做出的贡献，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尊敬。我和他的接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从实际出发。他曾经和我谈到，反“左”要防右，反右要防“左”。他讲到，王明是个知识分子，教条主义，夸夸其谈，引经据典，“左”得要死，右也右得要死。又讲到陈独秀时代，我们也经过了。那时候湖南农民运动真是鼓舞人心，毛主席有很高的评价。但在农民运动中农会代替政权，有些地方受到右派对我们的攻击，中间派也有看法。戴高帽子游街，他曾经向国际代表提过。总结我们的历史教训，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比立三路线更“左”，所以白区工作损失较大，流毒较深，统治时间较长。他说，搞统一战线，国共分裂时容易出“左”，国共合作时容易出右。王明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提出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毛主席提出要独立自主。这是我在延安时少奇同志同我谈的。

“七大”原定1944年4月开的，叫我赶到延安。我到延安后，见到少奇同志。他对我说：“‘七大’延期开了。你过去在莫斯科学习，环境不好。你到党校一部去学习，是个好机会。”他又同我讲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他说，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斗争，终于找到了党的领袖。任何人都要学习，但要学得像毛主席那样完全难一些，甚至学他万分之一也可以呵。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讲，要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要防“左”，也要防右，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后来要我参加山头座谈会。那时候，各个根据地各有各的作风，环境不同，历史情况不同，承认山头主义是为了克服山头主义。少奇同志说，一个新的单位和一个老的单位，分配东西时要先照顾新单位，因为它没有底子。他还举例子说，要学会做工作。他说，乡下老太太很会做工作，我们许多同志却不会。两个孩子打架了，有的不会做工作，就说你的孩子怎么打了我的孩子？结果弄得两家不和。会做工作的，就对自己的孩子说，你又惹祸了！这样两家团结了，也教育了孩子。少奇同志就是这样教育干部的。

关于冀东暴动

1938年4月间，少奇同志打电报叫我去延安汇报。5月下旬，我到了延安。汇报由洛甫主持，刘少奇、张浩同志参加了，康生也参加了。参加会议的就这么几个人，李大章是秘书长，也没让他参加会。我住在少奇同志那一排窑洞里，三个窑洞，一个是开会的，中间一个是少奇同志住的，右边那个窑洞我和李大章住。晚上谈得很晚，有时到外边散散步。我在少奇同志那里住了五六天。

少奇同志听汇报后作了重要指示。他说，你们起义的准备工作做得不错，情况分析得也不错，但是还不够系统。这对我启发很大。少奇同志分析冀东的情况时说，为什么华北各个根据地都发展起来了，没有叫你们马上暴动，也没有派主力部队去，过去来往的电报告诉过你们，就是要你们充分准备，就是毛主席说的不打无准备之仗。他说，从战略意义上说，冀东不同于华北其他地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把东北变为它的殖民地。日本全部占领了东北就逐步往华北伸手，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冀东成立了“防共自治政府”，22个县。所以，冀东人民苦难深重，不堪忍受敌人的奴役、统治。少奇同志还说，冀东经过多次暴动，党组织有相当的基础。他指出，冀东又是交通要道，从东北入关，这是咽喉地带。这里物资丰富，有开滦煤矿，有金矿，有工业，是华北的军事、政治、文化中心。所以，敌人对冀东特别重视，把它看作是一块肥肉。少奇同志强调，冀东要有充分准备才能行动，否则暴动起来了，即使胜利了也不能巩固。中央决定建立以雾灵山（燕山山脉的一支）为中心的根据地是正确的。少奇同志还讲到，冀东的地主武装、保安队、伪警察，其成分是破产的农民，多数是基本群众，他们不是死心塌地投降日本人的，对这些人要好好地做争取工作。冀东的上层人物多数有抗日要求，冀东的商人很多，沿海各县乐亭和塘沽、大沽的大商人，在东北哈尔滨、大连、长春、营口等地开大粮店、大油坊、大百货店，大老财多是冀东人。日本占领东北后，他们扫地出门了。所以这些人有抗日要求。

开滦煤矿的工人多次罢工，我写过一个报告。1940年或1941年，吴德和彭真一块去延安时也写过一个报告。在延安学习时，我在小组会上讲过开滦罢工。有一个剧本，就是写著名工人领袖节振国的，李伯钊找我谈过几次，后来不知是谁写的。当时的罢工策略是争取英国人同情，争取商人同情，利用英日矛盾打日本。

冀东暴动前，王平陆组织了冀东抗日联军。北方局曾经派军事干部李润民、孔庆桐来冀东准备暴动。河北省委曾派人去和聂荣臻联系，曾派李楚离去和邓华联系。冀东暴动提出的行动纲领省委讨论过。

关于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1930年6、7月间，我在莫斯科学习，和少奇同志接触过一个月左右。少奇同志是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没有副团长），成员有30人左右，其中两个女的。当时指定在列宁学院学习的四个学员为候补代表，其中我是代表粤汉铁路的，杨汉生是代表京汉铁路的，他是机器工人，蔡树藩是安源工人，余笃三是汉口码头工会的。我们四个人是候补代表。当时，我是列宁学院党内民族组的组长。

开始，我在东方大学学习，头一年叫预备班，主要学俄文，准备第二年上正式课。这一年，苏联有个反托派斗争，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同托派斗争，闹得不安宁。那时还学点职工运动史、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很难懂，要通过翻译。第二年把我们并入中国大学。一到中国大学，我们这个班就反对陈绍禹。为什么反对陈绍禹呢？因为他认为我们这些人是大老粗，学什么政治，不如回去当兵还起点作用。我们火了，就要求回国。我们反对陈绍禹受到批评，还受到处分。1930年在清党时，清党委员会说，反陈绍禹就是反学校，反学校就是反党，给我们扣这个帽子。后来通过代表团把我们这个班26个人转到列宁学院学习。这个学院中央委员才能进去，我们啥也不是，所以开了个特别班，为中国党培养干部。我们在列宁学院一年，真正学到点东西，除了中东路事件后把我们调去做俘虏工作以外，能安心学习。董必武是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中国党的斗争史，再就是瞿秋白经常来作报告，他翻译的共产国际纲领曾念给我们听。

我回国后，1931年任全国铁总党团书记。这一年5月7日在北平万牲园荷花池边上开了一个会，说顺直省委在天津遭到破坏，省委书记徐兰之叛变了。那时北方局书记是贺昌。接徐兰之当省委书记的是殷鉴（顺直省委改称河北省委），他被捕后就由我接他的工作。1931年12月，我被捕了，任省委书记半年左右。1931年间，省委不断遭破坏。（马辉之）

《话说刘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