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搞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都是周总理领导的。一次我跟驻京外国记者谈话，我就说我们这些科技人员都很怀念周总理。“文革”期间，周总理仍然抓住这项工作不放，别的工作乱了，做不了啦，但“两弹”的工作一直没停。

    我感受最深的是总理确实肯花时间认真听我们的意见。这是总理一贯的作风。每次开会来的人很多，不同意见的人也请来，总理反复问：“有什么意见没有？”听了我们的意见，他最后决定怎么办。在一次会中，总理问大家对一个问题有什么意见，秘书跑过去对总理小声说：“这件事你曾经批过”（我猜想秘书大概是这么说的）。总理大声说：“那有什么关系，我批了的事大家觉得不对可以改嘛！”

    我参加中央专委会的时间很晚，从前都是部门的领导去，我们听传达。1967年我才开始参加。我回国搞导弹，第一个跟我说这事的是陈赓大将。1955年秋末冬初，我回到祖国不久，在科学院工作。科学院领导说：“你刚回来先去看看中国的工业吧，中国工业最好的是东北。”我说东北我还没去过。就这样到东北去学习。后来转来转去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安排我跟军事工程学院的院长陈赓大将见面。陈赓接见了我，还吃了顿晚饭。陈赓问我：“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我说：“为什么不能搞！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陈赓大将说：“好！”后来人家告诉我：陈赓那天上午从北京赶到哈尔滨就是为了晚上接见我，我听了很感动。后来，他也是很积极，有一次叶帅在家请我们吃饭，我爱人也去了，陈赓也在。吃完饭，大概是星期六晚上，他们说找总理去，总理就在三座门跳舞。我们跑到那儿，等一场舞下来，总理走过来，叶帅、陈赓他们与总理谈话。后来大概就谈定了，总理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写个意见——怎么组织这个研究机构？后来我写了一个意见，又在西华厅开了一次会，决定搞导弹了。那天开宪会，在总理那儿吃了一顿午饭，桌上有蒸鸡蛋，碗放在总理那边，总理还特意盛了一勺给我。我写的那个意见书就是聂帅回忆录里谈到的，在档案中有。现在想起来真是惭愧，那时我对中国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意见书中错误一定不少。

    记得1964年12月26日，我在参加人大的会议，有人叫我去参加一个宴会。等了一会儿，邓颖超同志来了，她跟我说起来，问我小学、中学是在哪儿上的，我说起小学是在师大附小上的，她问什么时候，我说是二十年代初。她高兴地说：“你不认识我吗？那时我是师大附小的第一批女教师啊！”所以邓颖超同志还是我的老师呢！不过她没教过我。她又问我干什么？我说我是搞火箭、导弹的，并且介绍了一些搞导弹的科技人员，他们不怕艰苦和危险。我们那时的导弹叫做“东风二号”，是最早自己设计的导弹，用液氧、酒精做燃料。试验时都快发射了，出了问题。要把液氧卸下来，阀门又不灵了，我们的科技人员就上去处理，那很危险啊！后来她把这件事对总理说了，说错了，说成原子弹。以后她又见到我，告诉我，总理对她说：“你搞乱了，他不会跟你这么说的，他是搞导弹的，不是搞原子弹的。”邓颖超同志对我说：“我是会搞错的。因为我与恩来约定好了，不该我管的事，我是不问的。我搞不清是导弹还是原子弹。”对这件事我的印象很深。

    “文革”中我们都是受保护的，没有周总理的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那时候我们都是军管的。军管会每星期都要向总理汇报一次。总理下了一个命令，要搞一个科学家的名单。名单送上去后，总理说：“名单中的每个人，你们要保证，出了问题我找你们！”杨国宇知道这件事，他是军管会的副主任，主管科技的，和我们接触很多，他说起这些事来生动极了。

    我们体会，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一声号令，没二话，我们就干，而直接领导者、组织者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

    我们的科技人员爱国是一贯的，是有光荣传统的。聂老总有句评语说：“中国科学家不笨！”的确如此。我还要说，中国的科学家聪明得很！而且中国科技人员都是拼命干的，外国人少有象中国人这样拼命干的。

    中国过去没有搞过大规模科学技术研究，“两弹”才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那要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中国过去没有。组织是十分庞大的，形象地说，那时候我们每次搞试验，全国的通讯线路将近一半要由我们占用，可见规模之大。那时是周恩来总理挂帅，下面由聂帅具体抓，这个经验从前中国是没有的。我想，他们是把组织人民军队、指挥革命战争的那套经验拿来用了，当然很灵，从而创造了一套组织领导“两弹”工作的方法。这在新时代下有很大意义。在一次专委会上，周总理讲了这么一旬话，他说：“我们这套东西将来也可以民用嘛！三峡工程就可以用这个。”我记得很清楚，他这句话我很赞成。这就是指那套组织、指挥大规模科学技术研究、生产的一套领导方法，可以应用并推广。

    干我们这一行，一得之见多得很，有道理，可不见得全面。但是在我们这儿有一条，最后是总设计师拍板。由总设计师听了各种意见之后，经过分析乎衡，最后由总设计师拍板。总设计师他也不是一个人，他还有一个总体设计部，还有一个大班子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系统工程的班子。他们运用系统工程，衡量各种因素，选择最优方案，总设计师听了各方面的专家意见，又看了总体设计部的报告，最后下决心拍板，拍了板，谁再有意见也不算数了。这就是周总理、聂老总给我们规定的，总设计师就是总设计师。我们现在的总设计师都是这么锻炼出来的。象我刚才说的任新民就当过总设计师，还有屠守销、谢光选都是搞导弹的总设计师。总设计师要有风度呢，大将的风度啊！

    这很有意义啊！现在很多部门不会用这个，效果不好。现代工程都很庞大，复杂得很，一种意见对局部来说是好的，但对整体就不一定好。以上是就技术方面而言，要有总设计师和总体设计部；还有一个总调度的体制，组织管理的一套系统。为了衔接研究、制造、试验、生产，有一个很庞大的组织管理系统。调度跟打仗一样，出了问题要解决。所以有一个总设计师还要有一个总调度。张爱萍讲得很好，他总结说，要有两条线：一条是总设计师这条线，另一条是总调度这条线。最后汇总到领导（在军队就是党委），最后决定是领导。这一套组织是科学的，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这套东西的形成，就是在周总理领导下创立的，这是很重要的经验。

    那时中央专委的决定，要哪一个单位办一件什么事，那是没有二话的。决定也很简单：中央专委哪次哪次会议，决定要你单位办什么什么，限什么时间完成，……也不说为什么，这就是命令！中央专委的同志拿去，把领导找来，命令一宣读，那就得照办啊！好多协作都是这样办的，有时候铁路运输要车辆，一道命令，车就发出来了。没这套怎么行呢！千军万马的事，原子弹要爆炸，导弹要发射了，到时候大家不齐心怎么行呢！按电纽那么好按呀？按一下全国都有影响，都要跟上动作啊！当然，现在我们国家正在进行一系列体制改革，什么都用指令是不行的，但可以搞合同嘛，那也是合同说到的就要做到的呀。

    不久前我们发射通信卫星，赵紫阳总理和李鹏副总理都亲临现场去观察指导，对我们这套评价很高。以前他们没有到过现场，这次看了说，“你们的组织真严密”。说到电子技术，李鹏同志说，“你们的电子计算机并不怎么先进嘛！但就是靠了严密的组织，做出别的地方用先进的计算机有时还做不出的活来！”我们靠的一是执行任务的都是穿军装的，讲组织纪律；二是中国科技人员总是拼命干，日以继夜地干！因此可以说中国人是很严肃、很严密、很认真的。所以我们的“两弹”试验事故最少、伤亡也最小，都是在周总理的严格要求下取得的。他说：“一定要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条指示，我们每次试验都要讲，检查很严格，所以才很少出事故，很少伤亡。当然，也不是说绝对不出事故，因为总有没有认识到的事物。但是，由于我们贯彻了周总理的指示，所以事故、伤亡要比外国少得多。

    现在有那么一些误解，认为搞“两弹”是个错误，花那么多钱，没有用来发展生产。这还不是个别人的意见。我总是解释说：“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搞‘两弹’花钱比外国少，因为有党的领导，具体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在领导我们。再就是中国科技人员的优秀品质，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损失最小，花费最少。”当然，也不能说我们没有错误，也不是说一点冤枉钱都没花。中国的工业、科技那样落后，我还算是在国外接触了一点火箭、导弹的，但是40年代到50年代初国外也才刚刚开始，我也跟大家一样，也是一知半解。所以说不是没有犯错误，不能说一点钱没浪费，这是学费。但是总的看要比国外好得多，原因就在上面讲的两个方面。我还说：“你说不该搞，那好；如果不搞，没有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那中国是什么地位！你要搞经济建设也不可能，因为没有那样的和平环境。”我们这些搞国防科学技术的，听到这些不正确的议论很有意见。

    应该看到，从大的方面说，这是关系到国家战略地位的问题；从小的方面说，我们创造了一套经验是很珍贵的。过去是小生产、二亩地的搞法，小炉匠的搞法，我们现在是搞大规模建设。周总理生前说过这套办法可以用到民用上去，但是我们还没有很好总结这套经验，并把它应用到民用上去。在这方面总理是有伟大功绩的，他为中国大规模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成功的经验，而且是结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赵春生整理，来源：《不尽的思念》，作者：钱学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