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后我在周总理领导的部门工作过多年，特别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与周恩来同志的几次接触中，亲身领受和聆听过他的关怀和教诲，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使我终生受益，永志不忘。

    一

    1935年9月，我在陕北吴堡县慕家塬与晋军的战斗中左腿负了重伤。坐担架随军转战月余，伤情不断恶化，后转移到永坪红军医院养伤。由于那时药物奇缺，医疗条件太差，伤口溃烂化脓，又染上伤寒，迟迟不能恢复健康。待病好伤口愈合后，双腿肌肉萎缩，左腿不能伸直，站立时左腿离地半尺来高。在中央军委首长的关怀下，我于1936年元月转到中央军委所在地瓦窑堡，一边继续治疗，一边休养。

    有一天，我正在休息，只听见几个人说说笑笑地朝我的窑洞走来，为首的一位中年男子英俊潇洒，微笑着向我伸出手来。当有人介绍说这是周恩来副主席时，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周副主席亲切地说：“王团长，我是来看你的伤治得怎么样了。”没有想到，日理万机的周副主席，竟然知道我这个基层指挥员。他是这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这样关心爱护下级官兵，顿时使我觉得心里热乎乎的。

    周副主席仔细地察看了我的伤情，询问了负伤的经过，鼓励我说：“你还很年轻，还要为革命做很多事情，你要安心养伤，争取早日痊愈。”临走时，周副主席又嘱咐我的马夫李占彪同志好好照顾我。

    由于我同李德住在一个院内，每次周副主席来看望李德时，都顺便看看我。一次周副主席看望我时说：“我正在设法联系，送你去上海治疗。”接着他又说：“上海地下党现在遭到严重破坏，国民党特务十分嚣张，要去只能通过我的社会关系去。”后来，周副主席考虑到去上海要经过重重封锁线，不安全，我又是个西北人，去上海语言不方便，危险更大，所以打消了原来的设想。

    去上海不行，周副主席又想让我去苏联治腿。去苏联要乘飞机才行，当时边区没有飞机场，要坐飞机需要到国民党统治区。周副主席仍然不放心，怕出不测。最后周副主席告诉我：“我想让你去苏联治腿病，看来也不行了。现在唯一的办法是一边治疗，一边加强锻炼，只要你有决心，有毅力，不怕麻烦，不怕疼痛，你的腿一定能恢复健康的。”听了周副主席语重心长的话，我激动得连声说道：“谢谢，谢谢，我一定照您的话去做，加强锻炼。”

    自此以后，我一扫往常那种悲观惰绪，重新振奋起来。马夫老李会推拿按摩，我与他密切配合，加紧锻炼，终于在一年以后甩掉双拐，回到日夜思念的部队。

    就在我养伤期间，1936年4月，从前线突然传来志丹同志不幸牺牲的噩耗。听到这一消息，我悲痛极了。一天晚上，周副主席派人来接我到中央军委他的住地。周副主席说：“刘志丹同志不幸牺牲，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个重大损失，我们大家都很悲痛，但是你的伤残还没有完全好，不能过度悲伤，要振奋精神，学习他的优秀品质和高尚情操，这才是对志丹同志最好的悼念。”

    接着，周副主席说：“我找你是让你谈谈志丹同志的生平事迹，中央准备给志丹同志开追悼会。”我对周副主席谈了志丹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参加北伐战争，组织和领导渭华暴动，建立陕甘游击队和陕甘边中国工农红军，开创照金、南梁根据地，率领西北红军转战陕甘宁，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反动武装的战斗事迹；谈了志丹同志善于团结群众，为人忠厚，刚正不阿，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在党内外干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谈了志丹同志胸怀博大，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对党无限忠诚的高尚品德；谈了志丹同志善于调查，精于研究，运用战术机动灵活的求实精神，是一位成熟的高级军事将领；也谈了志丹同志如何教我由一个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一名战士，又把我培养成为一名指挥员的难忘的往事。谈话持续了近3个小时，周副主席不时插话询问一些细节，最后他说：“志丹同志确实是我党的好儿子，人民的英雄，他的英雄业绩，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约一周后，志丹同志的追悼会在瓦窑堡隆重举行，边区军民数千人参加，周副主席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讲了话，号召边区青年为保卫红色政权，为烈士复仇踊跃参加红军。会后青年们纷纷报名参军，不久即扩大红军7000余人。

    二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我当时任陕北省军事部副部长，部长是钟赤兵同志，机关驻在安塞县西营村。听到双十二事变及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后，我们高兴极了。

    12月15日，我们带领部队从安塞赶到延安城北十余华里的杨家湾准备解放延安城。这天傍晚，周副主席一行十七八人从中央住地保安县赶到杨家湾，钟赤兵同志和我急忙到门口迎接。周副主席一见面就对我们说：“你们两个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这儿离城这么近，敌人一反攻把你们俘虏去怎么办？”当时我腿伤未痊愈，赤兵右腿已截肢，一对残疾人跑到前线，难怪周副主席要批评我们了。周副主席关切地说：“你们的心情可以理解，积极求战也是好的，只是要注意安全。”接着周副主席简要地给我们讲了西安事变的情况及党中央对事变的对策，告诉我们党中央已经研究并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他们这次赴西安，正是为了完成中央这一重托。

    晚饭后，我们向周副主席汇报解放延安城的作战部署。周副主席告诉我们，国民党嫡系汤恩伯部占领了绥德、清涧县城，其先头部队已进至蟋龙镇。他指示我们一定要设法阻止汤恩伯部前进，并在两三天内攻克延安城。他命令钟赤兵同志迅速返回安塞坐阵指挥全面工作；命令我赶赴蟠龙地区，组织游击队、赤卫军等地方武装，阻击汤恩伯部队，以保证延安攻城的胜利。周副主席还指出，汤恩伯部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要避其锋芒，以游击战术对付他们，让他们白天走不成，晚上睡不好，最少要拖住他们3天时间。

    当我们汇报到当天中午曾有架飞机在延安上空盘旋了一阵，又飞走了的时候，周副主席焦急地说：“糟糕，我们来迟了一步，这正是来接我们去西安的飞机，因为没有发现约定的标志——白色十字，没有降落。飞机会不会再来就很难说了。”他沉思了一会说：我们要做两手准备。你们布置一下，让部队明天一早在飞机场上用白布摆好十字标志，并加强机场的警戒；同时再研究一下如果飞机不来怎么走法。他把目光转向我，问骑马3天能不能到西安。我说：“延安到西安700多华里，有时还得绕道走，骑马3天可到不了，要7天时间。”周副主席又问：“3天到不了，4天、5天行不行？”我想了想说：“如果一天能走150多里路，5天可以到西安。”我向周副主席建议：精简人员和行李，沿途争取在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帮助下，尽量加速前进，力争尽早赶到目的地。

    在工作人员动手给沿途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起草介绍信时，周副主席说：“现在情况紧急，绝不能延误时间，有些小游击队可能不知道我们。再说，人家要是不相信我是周恩来怎么办？”他又对着我说：“你在这里打了多年仗，基层的干部和游击队的同志都知道你，我看信就用你的名义写吧。”大家听了无不叹服周副主席考虑问题真是缜密周到。于是，给沿途各点负责人及地方政府的介绍信上都署上了“陕北省军事部副部长王世泰”的名字。这件事对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周恩来同志以超人的大智大勇，不仅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出生入死，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而且在每一件具体工作上都体察入微，处置得当，使党的事业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失误。

    12月17日上午9时，空中传来嗡嗡的马达声，不久一架飞机降落在延安东关机场。这时周副主席一行已走出去一段路了，但他们发现飞机后，又折返回来。经过交涉，赶往机场。随即，周副主席等乘上飞机向南飞去。

    周副主席飞赴西安后，我们按照周副主席的周密部署，顺利地完成了解放延安的任务。

    和周副主席接触的这段难忘的往事，成为我永存的记忆。（来源：《我们的周总理》，作者：王世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