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德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资的伟大的儿子，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在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他诞辰一百零五周年之际，谨以这篇文章，表达我对他的深切怀念。
一
朱德，这个响亮的名字，是同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分不开的。早在大革命时期，我就听说过这位传奇式的英雄人物，知道他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袁之役；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他深受影响，放着滇军旅长、川军师长不干，却毅然从西南跑到北京和上海，一心要找共产党；他的愿望没能实现，又远渡重洋，到德国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在那里由周恩来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后，朱德同志就以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崭新姿态，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战斗。经过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二万五千里长征，朱德同志的名字，同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名字一样，不仅为中国人民所熟知，而且也为世界人民所知晓。可是，直到抗日战争之前，我还没见过这位我敬仰已久的英雄人物。
抗日战争前夕，我受北方局委派，到山西同阎锡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接办群众性的抗日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根据党的指示，我们十分重视培训军政干部，为建立武装做准备。抗战开始后，日军很快侵入山西。晋绥军和前来增援的中央军，相当一部分一触即溃，或者闻风而逃。阎锡山对旧军失去信心。于是，我建议组建新军，对阎说：看来仅靠旧军不行，必须尽快组建一支新军。他很快同意了，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要我负责先搞一个团试试看。我当即报告北方局。刘少奇同志说：好，赶快去！要抓枪杆子。不要说一个团，就是一个营一个连，也要坚决去搞。牺盟总会的工作可以委托别的人去做。于是，我们就以帮助阎锡山抗日的名义，用阎锡山的武器，建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我任政治委员，阎锡山派旧军官担任军事指挥员。决死队的发展非常迅速，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就由一支部队发展成为四支部队（相当于四个团），最初成立的决死队改称“第一总队”。
1937年9、10月间，八路军第-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领下，先后开赴山西战场。9月下旬，我带领青年抗敌决死队，在从五台去盂县的路上，遇到朱总司令。他是率领部队到晋东北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的。突然的相逢，使我喜出望外。多少年来，在我心目中，朱总司令是一位威风凛凛的大将军、令人敬畏的英雄。见面之后，我很惊奇，他竟是一位老农式的人物，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真是“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家翁”。
一见面，我就自我介绍：“我叫薄一波，是共产党员……。”
“不用说了，我知道，知道。”朱总司令没等我说完，就打断了我的话，亲切地说。
当时，我十分兴奋，继续说：“我虽然带领一支部队，却不会打仗。我们在山西组织了一支新军，叫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相当于一个团。我们准备在五台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
朱总司令听了我的话，明确地对我说：“这个地区是战略要地，北上可以威胁北平，南下可以直驱太原，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地方。八路军准备在这个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你们就不要在这里了” 朱总司令继续说：“你在山西的工作开展得很不错嘛！我从延安出来时，毛主席和我谈过，我们要把军队插到敌后去，创建抗日根据地。毛主席说，我们跟日本打的是持久战，和下围棋一样，先要在敌后沦陷区做几个活眼，八路军准备在华北各沦陷区都做出活眼，以便在敌后同敌人长期周旋。现在，我们首先要占据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这三个战略要地。”接着，朱总司令说：“现在给你一个任务：马上率部南下，到晋东南太行山区去，要占据那个地区，不准其他人进入。我们得到情报，国民党已委任托派、汉奸张慕陶为上党地区专员、游击司令，他要占据那块地方。你要立即设法得到阎锡山的许可，把决死队开到晋东南去，把张慕陶撵走！你能不能办到？”
“能办到！”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接着，我又向朱总司令汇报说，我们部队的干部政治素质较高，有许多人是在白区工作很久的共产党员，但是不太会打仗。部队里有不少旧军官，只有少数军官是我们的人。我要求给我们派一些军事干部来。朱总司令爽快地答应：“行！要多少，给多少。”后来果然陆续派来不少军事干部。这是八路军和朱总司令对决死队的最大关心。
我把朱总司令的意见向北方局汇报了，北方局同意我们去晋东南。我又去见阎锡山，对他说我们想到晋东南去。他问为什么要去那里？我说那里地理形势好。他当然不了解我们的用意，连声说：“对！对！”还兴致勃勃地谈了一番历史，说自古都说山西是形胜之地、表里山河，其实上党（古郡，今长治一带）才是表里山河的表里山河呢。历代都把那里看作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得了上党，跨过黄河就是洛阳，就可以得天下。最后，他同意我带决死一总队去，并委任我为山西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这时正是旧军溃败，阎感到最困难的时候，也是其进步倾向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时候，他把希望主要寄托在组建新军上。我乘机向阎锡山提出再组建五到十个旅的新军。阎锡山即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先给了五个旅的番号，由我全权负责从速组建。于是，决死队由原来的四个总队很快就扩充为四个纵队（旅），同时组建了工卫旅。这样，我们通过合法手段，迅速扩大了山西新军，后来又使之发展成为一支具有正式番号的五十个团的队伍。
二
“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千山万壑、铜壁铁墙的巍巍太行，像一道顶天立地的脊梁，耸立在山西、河北之间，与汇集百川、滔滔东流的黄河互为表里，“外河而内山”，是个可以依托的天险。其形势的险要，正如陈毅同志诗中所描写的：“山西在怀抱，河北置左肩。山东收眼底，河南示鼻端。长城大漠作后殿，提携捧负依陕甘。”是个天然的游击战场，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好地方。我遵照朱总司令的“命令”，带领决死队来到太行山区，在八路军到来之前，就把这个地区合法地先占领了。
11月，太原失陷。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弃地溃退。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从此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朱总司令根据党中央创建华北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率领八路军总部，从晋东北南下，来到太行山区，坐镇这个地区，指挥华北地区各抗日根据地的战斗。
12月，朱总司令在和顺县石拐镇八路军总部召开会议，参加的有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等人，我也被找去参加了。当时，日军正从太原南下，已经占领了太原以南的子洪口。会上首先讨论我军事力量如何配备的问题。青年抗敌决死队来到太行山区后，已由一个团扩充到三个团，加上两个游击团，共有五个团的兵力了。正是在这个时候，有人提出薄一波走的是“沁州路线”，他的军队和行署直到现在还戴着“山西帽子”，说着“山西话”，意思就是说有些右。我反对这种说法，认为他们是从极左的角度看问题，客观上会破坏统一战线。我乘此机会在会上提出山西第三行政区主任公署和新军是否去掉“山西”这顶帽子，脱离阎锡山？请北方局指示。朱总和彭总听罢，明确表示，不能这样做，他们的意见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你们根据党的指示同阎锡山合作，只做公开的合法工作，表面上戴“山西帽子”，说“山西话”，实际上是在做共产党的事。正是由于同阎锡山建立了这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你们才能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打开了这样一个局面。戴“山西帽子”有许多便利之处，现在不能变。朱总说：“实际上，你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嘛！只不过戴着阎锡山这顶帽子而已，这顶帽子是在特定条件下，经过巧妙而艰苦的工作才得来的。来之不易呀！怎么能随便丢掉呢？！”我听后非常高兴。朱总和彭总问：“你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助解决。”我提出，我没有打仗经验。朱总司令当即决定派毕占云同志到决死一纵队担任参谋长，一二九师还派了一个团框架的干部，以加强决死队的军事领导。会上，左权同志谈了打日寇必须集中几倍于敌人的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他说：“敌人一个联队相当于一个团，二千人，装备好。我们可以三个团打他们一个团。”我听了觉得很对。三个打一个，回去后可以找机会试一试。
1938年7、8月间，正是麦收季节，日军一个联队从于洪口南下，向我们进攻。我认为机会到了，可以打一仗。虽然参谋长毕占云同志不大同意，但我还是坚持要打。于是，派了三个团，一个团从正面阻击，两个团从两侧打。因为缺乏实战经验；结果没有打赢。这就是决死一纵队第一次同敌人交手的有名的韩洪战斗。我们总结经验，认为三个打一个，这个战术思想是正确的，不过也要看本身力量如何，战斗经验如何。如果是八路军主力一二九师去打，是可以打赢的；而我们这支没打过仗的部队去打，就没有把握了。不过，仗虽然没有打赢，部队却表现得很英勇，同阎锡山的旧军不一样，不是一打就跑。决死一纵队经受了这次实战锻炼，开始变成一支真正的战斗部队。
三
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左权参谋长，以及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都十分关怀新军的成长。决死队在韩洪战斗中没打好，却仍然得到朱总司令的鼓励。打完仗以后，朱总司令在总部的一次会议上总结了经验。他说，打仗不能怕打败仗，不能怕牺牲。能战斗的部队，都是在不断的战斗中锻炼出来的，都是由不会打仗到学会打仗的。决死队的主要成份是青年学生，要改变部队的成分，抽出知识分子，补上农民。他又说，看起来决死队打仗还不行，要开个训练班，加强作战方面的训练。于是，就在沁县的西林开办了一个训练班，决死一纵队排以上千部和大批优秀的政工人员都轮流参加了集训。
训练班的军事课程有游击战术、步兵战斗条令等，政治课程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党的抗日根据地政策等。总部的负责同志几乎都讲过课。朱总司令每周一、三、五来给大家讲游击战术；左权参谋长每周二、四、六来给大家讲步兵战斗条令。后来彭副总司令也来部队作报告，讲党的政策。从总部驻地王家峪到西林训练班有几十里路。当时朱总司令已经五十多岁了，还和年青人一样，每次都是骑着马来给大家讲课，而且训练班没有正规的课堂，讲课的首长不辞劳苦，就在树林子里上课，使听课的同志深受感动。大家不仅学会了打仗的本领，而且从这些负责同志身上学到了可贵的革命精神。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每个人都感到增添了力量和信心。训练班一共办了三期，每期三个月。收获很大。
我们把这次集训叫做“西林整军”，它对于决死一纵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课。经过集训，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都显著地提高了。集训结束后，我们又换掉了一批排、连、营的旧军官，代之以新军官。整个部队气象一新，斗志更加昂扬。
在1939年山西“十二月事变”中，决死一纵队和整个山西新军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我们来到山西后，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发展了群众的抗日力量，改造了“牺盟会”和组建了“决死队”，掌握了这两个组织的领导权。事态的发展引起了阎锡山的注意，他认为这两个组织都落入了共产党之手，暗叫“上当”，图谋消灭新军。于是，他配合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1939年12月动员六个军的兵力，首先进攻驻在晋西的决死二纵队，接着向新军各部队展开全面进攻。虽然风云突变，可是我们已有所准备。因为我们在半年前的“秋林会议”上，已经察觉到阎锡山阴谋利用旧军消灭新军。当时，朱总司令和北方局及时指示我们：一，提高警惕，时刻准备反击顽固派的进攻；二，确掌部队，不可靠的旧军官坚决撤掉，代之以共产党员；三，确掌抗日政权，各县“牺盟会”武装都要靠近抗日县政府，抗日县政府都要掌握一支武装。彭副总司令还亲自到决死一纵队来，作了题为《随时准备击退顽固派的进攻》的报告。我们也多次研究了应变之计。这次阎锡山刚一动手，八路军总部就帮助我们，我们立刻动员决死队的四个纵队、政治保卫队三个旅和工人武装自卫旅奋起反击；并号召各地“牺盟会”负责人向阎锡山发电，表示坚决站在新军一边，坚决还击任何挑衅；同时，立刻撤掉了新军各部队中顽固的反共军官，并争取了摇摆不定的旧军人。经过半个月的激烈战斗，彻底粉碎了旧军的进攻。新军除决死三纵队损失一部分外，其余部队分别在晋绥根据地和晋冀鲁豫根据地会师。“十二月事变”后，在八路军总部指导下，经过整军，决死一、三纵队正式编入一二九师战斗序列，决死二、四纵队则纳入一二○师战斗序列。
这一时期，蒋介石一再指使国民党部队配合日军进攻八路军，使内战危机不断增长；同时，日军也采用“囚笼政策”，加紧向八路军进攻。为了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保卫我抗日根据地，1940年8月初，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发出命令，对日军展开破击战。在广阔的华北战场上，八路军以一百零五个团的兵力，同日军展开大规模的战斗。经过五个月的激战，击毁敌人碉堡近三千座，毙伤日伪军二万多人，缴获大批物资和弹药，沉重打击了敌人以战养战的经济体系，严重破坏了敌人的交通线和封锁网。“百四大战”取得的重大胜利，大大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的斗志和胜利的信心。决死队作为八路军一二九师的一部分，在老部队的带领下，也参加了“百团大战”，经受了炮火的严峻考验和锻炼，立下了战功。
四
当时，国民党名曰“抗战”，实际上却积极搞“限制异党活动”，多次掀起反共高潮，无时无刻不在企图消灭共产党。1938年6、7月间，传说重庆国民党政府准备派一个“战地军风纪视察团”来解放区视察八路军的军风纪，还说这个团的权力很大。他们扬言，如果发现八路军有什么“不轨行动”（他们已经散布谣言，说八路军就地开白条子吃粮食），可以“就地处理”，给八路军的军饷，可以立即停发。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个花招，并没有把共产党、八路军吓倒。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十分镇静，准备如果他们真的要来，就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朱总司令的英雄气慨。我曾听朱总司令理直气壮地说：“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抗战，打日本侵略者，人人有责。既然要打仗，就要吃饭，不能空着肚子打。八路军打日本，吃粮食，是合情合理的，犯什么法？”他这番话在太行山地区广泛流传。从此，老百姓把给抗日民主政府送公粮，供给八路军，视为自己的天职。这个“视察团”后来并没有来。不过，国民党政府终于制造借口，把给八路军的军饷停发了。蒋介石想饿垮共产党、八路军，完全是白日做梦。恰恰相反，坏事变成了好事。重庆停发八路军军饷，断绝对八路军的一切供应，却促成了从延安开始并迅速发展到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轰轰烈烈的“生产自救运动”。共产党决心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办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同全国人民一起，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
五
朱总司令一向十分关心和重视生产，是一位组织群众发展生产的卓越领导者。他在延安时期亲自到南泥湾去参加大生产运动，是大家都知道的。解放战争开始后，我在后方工作。1947年，刘少奇、朱总司令率领中央工委来到河北平山县，住在西柏坡。我去过他那里几次。有一次，我向他汇报后方动员工作和后勤工作，谈到了动员多少人参军，给部队造了多少炮弹，织了多少布，等等。他听了很高兴，对我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练兵、生产、教育。土改后，要大搞生产，要办工厂，各种工厂都要办。”他曾在冀中的一次干部大会上讲过：“土改后，首先要发展农业。粮食、棉花、牲畜、水利、农村运输等等都要很好发展。”“现有公营工厂，只要不赔钱的就要开下去，不能毁坏了。”“在发展公营工业的同时，也要注意到扶持私人工业的发展，银行也可根据需要贷款扶持它们。”朱总司令不仅提倡发展生产，而且善于治“家”。他一向主张军队要精减后方人员，吃公粮的人要减少，要多办工厂、生产合作社。记得有一次，我向朱总司令谈起敌后根据地精兵简政情况时，说到每百人能养活多少脱产的人，我认为按照经验判断，一百个人养活一个脱产人员最好，比较宽裕。养两个人，日子还可以过；养三个人，就不行了，必须来一次精兵简政，如此循环往复，有过几次精兵简政，吃穿的问题就好办了。朱总司令赞成我的看法。正说着，周恩来同志来了。他听了我们的议论后，点头称是，说：“解放区只有农业和手工业，百人养脱产人员的比例，不仅华北而且华东等解放区都是如此。”又说：“我们进了城，也要宣传精兵简政。”朱总司令接着强调说：“我们就是要搞生产，大搞生产。”此后，他对我说：“恩来同志是我们的当家人，有他，我们就有办法了。”
六
在中央工委工作期间，朱总司令除了抓土改、生产和支前工作，对军事工作也很重视。
1948年3月，为歼灭国民党军在晋南地区的最后一个孤立的据点，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徐向前同志指挥下发动了临汾战役。当我军扫清临汾守敌的外围工事攻占东关的时刻，朱总司令及时发来电报，建议采用晋察冀部队攻克石家庄的经验，“炮炸协同，击开突破口”，即集中重迫击炮、榴弹炮和野炮炮击其一点，并利用挖好的坑道，装入大量的黄色炸药进行爆破，炸开突破口后，趁机以步兵进攻，迅速占领突破口，并向两翼展开。他希望我们再接再厉，攻克临汾。在战斗中，我军虽重创敌军，但由于部队刚由地方 武装升编，装备差，骨干少，缺乏攻坚经验，也造成较大的伤亡，临汾城久攻未克。这对朱总司令了解到有的同志不想再继续打下去，立即给我和腾代远同志来信，鼓励我们坚持到底，直至取得胜利。他指出，“临汾在敌人无增援的条件下，一定可能打开”。同时强调：“如向前有决心，应支持他一切，如炮弹炸药手榴弹之类，源源供给向前，撑他的腰。我在军委动身时已告剑英，打临汾决不可自动放弃，更不可由后方下命令叫他放弃。”这一仗打得十分艰苦，但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临汾战役的胜利，除了徐向前同志善于用兵，指挥得法，战士们不怕牺牲、勇敢作战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外，与党中央的坚决支持是分不开的，其中也包含了朱总司令对我们的鼓励。
七
新中国诞生之初，百废待兴，经济恢复工作相当艰巨，朱总司令对经济工作十分关心。当时我在中财委工作，他每周都要把我找去汇报各种生产情况。他常对我说，中国人口多，要把每个人都动员起来，使他们都有工作做，好好搞生产。他还说，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草一木、一土一石都是我们的财富。朱总司令特别重视手工业生产情况。他认为，手工业行业就业门路广，要解决吃饭问题，就应该大力发展手工业。他主张要打“倒算盘”。意思是说，任何人都要吃饭，有活儿干的要吃饭，没活儿干的也要吃饭，因此，要千方百计广开就业门路。只要有点活儿干，哪怕一天只挣几毛钱也好，总可以对生活有所补助，总比一个钱不挣还要白吃饭、还要国家补助好，这样就可以减少国家一些负担。要是没有活儿干，挣不到钱，填不满肚子，就不得了。朱总司令时时都在关心国家的发展，关心人民的生活，这对我们做经济工作的人教育很大。
在发展手工业生产问题上，朱总司令实事求是，提了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例如，1950年7月，他在中华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强调指出，合作社是在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是由城市或乡村中的手工业者及家庭手工业者在自愿联合的原则下组织的、从事生产的群众性的经济组织。因此，作为新中国五种经济成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向集体化过渡的进程中，不要急于改变它的私有制形式。又如，1953年12月，他在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上作的报告中主张，把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应该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绝对不要规定一种格式。
朱总司令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直主张要稳步进行。对如何解决加快改造带来的问题，他曾经多次发表过意见。单是1957年，他就多次找我谈话，对手工业生产的问题，颇费苦心。在谈话中，我曾提出，要解决人多的问题，手工业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为了开辟财源，不要把一切都统死了。类似特种工艺美术品，有些可交给个人去搞，以调动积极性。朱总司令同意我的看法，他说，手工业产品是出口贸易的大项，所以，发展手工业，不仅可以解决人多问题，而且可以多为国家换取外汇。像金银手饰、翡翠玉石等应组织数万人生产、出口。景泰蓝、象牙等也应大量生产，要多收学徒，不要使之绝种。他从外地视察回来后，还向我谈起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改进的意见。为此，他在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报告中，特别就手工业生产的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
60年代以后，我同朱总司令就没有什么接触了。1976年，他老人家逝世时，我还被监管着，没能前去告别，实在令人遗憾。斯人虽逝，精神长存。我永远不能忘记朱总司令对我的谆谆教诲，他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胆略和英雄气概，他那胸怀坦荡、无私无畏的高贵品德，以及他那平易近人、朴实谦逊的作风，一直激励着我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
写于1979年，改于1991年
《回忆朱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