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花是我国传统名花，花朵端庄秀丽，高雅朴实，具有独特的风韵。人们常以兰花寄托我们民族高洁、坚贞的性格，所以，兰花特别受到人们的喜爱。

每当兰香飘逸的季节，我都会沉浸在深深的思念中，敬爱的朱德委员长，他那魁梧伟岸的身材，他那饱经沧桑的面容，和他那温和慈祥的教导，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位戎马终生、运筹帷幄的总司令，竟和那深山幽谷中的兰蕙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正因为兰花，使我这个普通的园林工作者和他老人家有了接触的机会。当兰花事业正在全国各地深入发展并取得一定成绩的时候，更加深了我对朱德委员长的怀念之情。

50年代后期，我们中山公园开始种养兰花，他老人家经常来园观赏并指导。当年朱老总第一次来看兰花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一天，当听到他老人家要来时，我们几个同志急忙整理花棚周围的环境。在这以前，我们从未接待过这样高职位的领导同志，对这样一位为国家立下丰功伟绩的革命老前辈，全国人民心目中的领袖，我们怀着敬仰、喜悦、兴奋而又有几分神秘、好奇的心理。当他老人家走下汽车的时候，我们又感到是那样突然，显得有些紧张拘束，手足无措，连一句问候的话也说不出来了。还是他老人家先解了围，边走边打招呼，面带笑容和我们一一握手，气氛顿时轻松下来。他细细观赏着每一盆兰花，对名贵品种，更是全神贯注，仔细端详，深深品味。在这不足五百平方米的兰棚下，他老人家足足看了两个多小时，偶尔和我们交谈，介绍他自己的栽培经验。他临走时，嘱咐我们要养好兰花，多向老师傅学习。

从此以后，他经常来我园，每次花展他都不会放过。就是在他要离京到外地之前，也总是先到我们兰花棚下转一转，看一看，问问有什么兰花新品种可以送给人家，还需要带回一些什么新品种来。他不断地为我们作着兰花品种的交换工作。经他手给我们带来的有无锡的名种春兰，海南岛的“象牙白”，湖北鸡公山的蕙兰，四川的雪兰以及云南的“红舌头”等等，真是数不胜数。从而沟通了我们和全国各地的联系，为我园搜集兰花品种作了大量的工作。

朱老总看到我们有这样多江浙名种兰花，每次来园都谆谆教导我们要养好名种，发掘野生种。他把兰花既看作宝贵的祖国文化遗产，又当作一种资源与财富。他不单纯要我们养好，还要我们争取出口，换取外汇。他要求我们普及兰花知识，让兰花深入到老百姓家，低价卖给兰花爱好者，人家养坏了可以送回来，你们养好了再给人家，好好服务。当时，康大姐也在场，提出了异议，说人家是事业单位，怎么能不顾成本呢！大家哈哈大笑，在轻松的谈吐间，可以看出他老人家对兰花事业的关切。

一天下午，朱老总兴致勃勃地来看兰花。那时，我们的花房与花圃很简陋，连一把像样的椅子都没有。他老人家从四川青城山的野生兰花谈到江浙一带的名种，切磋养兰的技术，谈了好一阵，愈谈大家兴趣愈浓，使我们受益不浅。临走时，他邀请我和养兰花的师傅随他同车到中南海去看兰花。朱老总乘坐的车是苏联产的大吉斯，后座前有两个加座。他老人家上车后，亲自打开加座，要我们上车。那时，我还很年轻，第一次进中南海，又是坐着领导的汽车，异常兴奋。中南海花圃的温室里，兰花种类非常丰富，有四川的夏蕙，广东的墨兰、银边大贡，贵州的野生种，无锡的名种春兰等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兰花千余盆。他老人家一一作了介绍和讲解，一片“兰”的海洋，真是大开眼界。

我们想养好兰花，但缺乏这方面的资料，其他省市也很少，可以从图书馆借阅比较完整的资料，只有一套日文版《兰花谱》，是30年代日本人小原荣次郎编著的。作者主要总结了中国传统养兰的经验，对我们很实用。当朱老总知道我们阅读日文有一定困难时，他想方设法请人翻译成中文，印发给我们。同时，还印发了《四川的兰蕙》、《我的艺兰生活》、《兰蕙》等书，并分赠给杭州、四川、广州等其他省市。这些书，为我们对我国的兰花历史、栽培技艺及兰花文化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64年秋季，朱老总决定把他自己珍藏的大部分江浙名种都送给中山公园，这为我们公园兰花的发展，打下了丰厚的基础。多年来，我们对朱老总的鼓励与信任，始终牢记在心，精心养护着这些兰花，深感责任之重，情意之深。

在这里，我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花为媒”的故事顺便说一说：那是60年代初期，中、日两国建交之前，日本的知名人士松村谦三先生，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他与朱老总对兰花有着共同的爱好。在访问期间，曾来我园观赏兰花，并点名要了如意素、寅谷素、寰球荷鼎和绿漪等四个兰花名种。朱老总都一一答应了。

不久，松村谦三先生又回赠了几株日本杂交兰。就这样以花为媒促进了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为中、日建交开辟了途径。对这些作为友谊象征的兰花，我们非常珍惜。如今，两位老人都已离开了我们，但友谊之花仍年年开放。松村谦三先生的长子松村正直先生来京时，总要来看看这些有纪念意义的兰花，并对我们为养好这些兰花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朱老总不仅有丰富的养兰经验，对兰花的鉴赏也有较高水平。有一次，海南岛的“象牙白”正在开花，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是哪种兰花。朱老总就说：你们看，这像不像翩翩飞舞的海燕，咱们就叫它“海燕齐飞”吧！当时，在场的同志都觉得这花确实具有海燕飞舞的神采，这名字非常形象而且逼真。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仍把这种兰花称为“海燕齐飞”，以纪念他老人家。又有一次，“台兰”开了，这是一种一个花序上开好几十朵小花的多花兰，呈红褐色。他老人家凝视了好一会儿，然后说这花多像一群忙忙碌碌正在采蜜的小蜜蜂啊！于是，“蜜蜂兰”便因此得名。

朱老总对兰花的深情，确实无法用笔墨来形容。“文革”中花卉作为资产阶级玩物的象征也蒙上了冤屈。我记得，1972年春节后的一天，天气很冷，他老人家又来到了花圃。花洞子阴暗，台阶的阶梯又高，我看他老人家身体较弱，深怕他跌倒，告诉他凡开花的都送展室去了，劝他别到花洞里看了。但他老人家出于对兰花的喜爱和对兰花事业的关切，还是高一脚低一脚地进了低于地面一米左右的花洞子，当他看到生长茁壮的兰花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叹地连说了几声：“好啊！好啊！”

“文革”后期一个“五一”节，他老人家突然出现在中山公园的兰圃。因为好久不见了，我们特别兴奋，互相问好。当他看到大部分兰花依然生长健壮，便面带笑容地鼓励我们说：“作为国家珍贵财富，要好好保护这些兰花。你们养护得好啊！”当时，我们长时间受到压抑的心情，不知有多激动。当“五一”游园会的工作人员赶到兰圃时，我们才知道，朱老总是作为中央领导同志的代表，出席在音乐堂举办的节目庆祝活动的，老人家是特地忙里偷闲，来看望这阔别数年而又寄有深情的兰花的。那些艰难的日子，他老人家又是怎样度过的呢！

有一次，我们要到南方去采集兰花，他知道后就告诉我们，在战斗的岁月里，他路经广东北部从化县一带的山区时，看到那里兰花很多。我们就遵循他的指点，到了从化县的小雨水等偏僻的山区。那里是次生林带，林下山溪所经之处都有兰花。我们几个在北方生长的人，真是开了眼，也顾不得长时间跋涉的疲劳和脚上磨出的水泡，伸手就挖，恨不得全都背回来。当然，这次是满载而归。他老人家看到后，给我们讲述当年战斗的历程。在那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兰花坚贞纯洁的性格，与朱总司令的革命乐观主义融成了一体。

在朱老总的身上，我们不仅学到有关兰花的知识及栽培技艺，更看到他老人家高尚的品德。有时，他看到心爱的兰花开了，想带回去多看些时间，常常很客气地询问：“借给我拿回去看看好吗？过几天再送回来。”说得那样认真。其实他老人家送给我们那么多兰花，拿回去几盆看看又算得了什么！弄得我们倒觉得不好意思了。这件事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这不正反映出他老人家公私分清、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吗？！

又一次“五一”节，朱老总精神焕发地来到中山公园唐花坞。那天游人很多，为了使他老人家能尽情地赏花，有的工作人员提出是否关下门，控制一下游客量。朱老总马上说不要关门，平时大家忙于工作，好不容易有个节日出来游玩，绝不能让大家扫兴。他自己也在群众的簇拥下，缓慢地边走边看。当他走到花房中厅时，一位游人发现了朱老总，大声说：“这不是委员长吗？”好多游人前来和他握手，问好。不知谁带头鼓起掌来，游客们以敬仰的眼神注视着他老人家。朱老总对大家挥手致意，并抚摸身边的孩子们，谈笑风声。此刻，公园内顿时一片欢乐的笑声，大家都沉浸在幸福之中，为能亲眼看到这样一位可敬的领导而感到庆幸，感到这个节日是欢快而又有意义的。他老人家在细小的事情上，也是为群众着想，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的。

1976年7月6日，朱老总逝世的噩耗传来，我的心情无比沉痛，很长时间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前几个月他老人家还来公园看过兰花，怎么会这样快就离开了我们呢。直到我们接到布置遗体告别与追悼会场地的任务时，才如梦初醒。于是，我们用自己培养的鲜花，怀着对他老人家崇敬的心情，献上我们的一片敬意。我们精心选择了郁郁葱葱的龙柏、米针柏，象征他老人家的精神似苍松翠柏，永存于世。同时，还选了四盆他老人家送给我们的兰花和大量君子兰，表达对他老人家君子之风的崇敬。以洁白的东洋菊、色彩缤纷的绣球花、洋蝴蝶、扶桑等，环绕在他的遗体与遗像的四周，表示他永存在群众之中。

虽然他老人家离开我们十五年了，但他当年的音容笑貌，却依然留在我的脑海中。近年来，我们的兰花事业迅速发展，我们和全国各产兰地区加强了合作，与日本、新加坡等国及台湾也进行了交往。今天，我们在留有朱老总足迹的旧兰圃原址建起了“蕙芳园”，终年展出兰花。他老人家亲笔写下的“兰室”两个大字，高挂在展室的门额上。这两个字刚劲有力，浸透着他坚强的个性，也激励着我们更好地发展我国的兰花事业。（虞佩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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