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女装皆以裙、衫、帔三者构成。帔又称帔子或帔帛，着衣时有时也可省略此物。事有凑巧，这批文物中的唐代女俑皆未施帔，它们的时代特点只有通过髻式及衣装的褊狭与褒博来区别。唐初女装衣裙窄小，“尚危侧”、“笑宽缓”。展品第437、467号女俑所着窄袖衫子可为代表。她们梳的“半翻髻”也是初唐的式样。盛唐以降女装渐趋肥大。《历代名画记》说谈皎所画女像作“大髻宽衣”，正是这种新风尚的反映。展品第447号女俑的着装虽然较肥，但所梳之髻为“堕马髻”，已是中晚唐时的式样了。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中有“风流夸堕髻”之句，原注：“贞元末城中复为堕马髻。”但“堕马髻”的名称汉代已出现。《后汉书•梁冀传》说梁妻孙寿作堕马髻，李贤注引《风俗通》：“堕马髻者，侧在一边。”汉唐两代的堕马髻，虽然式样未必全同，但“侧在一边”应是其共同之点。中晚唐时期另有高髻，如白居易诗所称“时世高梳髻”，其状或如展品第446号女俑所示者。此俑着男装，唐代侍女常这样打扮，上层妇女亦偶一为之。

这批文物中的宋代人物俑不多。展品第443号的两件俑：一人戴的阶梯形帽子，是当时的无脚幞头；身着大袖衫。另一人所戴顶部微侈之帽，当时叫高巾子；穿的则是普通的圆领袍。二人的装束均属礼服范畴，都可以穿到大典礼上去，其端庄的身姿也有助于说明这一点。然而在这里，冠服中的大袖褒衣却和出自常服系统的无脚幞头配套；而常服系统中的高巾子又俨然像一顶进贤冠。可见隋唐之双轨的服制，此时已开始有所混淆，界限不是那么清楚了。

展品中的元人俑相当精彩，男俑造型剽悍生动，与陕西户县贺氏墓、宝鸡大修厂元墓等处所出者颇接近。所着服饰的元代特点十分显著。第473号陶俑所戴方形瓦楞帽，第496号男俑所戴钹笠帽，均可泛称为鞑帽，都是元代流行的式样。两个陶俑的帽上均着意塑出帽顶，它们在这里不甚起眼，但此物于元代曾大放异彩。元人重视宝石帽顶，各种“回回石头”从而大量输入，为我国使用宝石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此时的发型多剃成“婆焦”，郑所南《心史》称之为“三搭辫发”。云：“三搭者，环剃去顶上一弯头发，留当前发，剪短散垂。却析两旁发，垂绾两髻，悬加左右肩衣袄上，曰不狼儿。”其所谓“垂绾两髻”之髻，实际上是两个用细发辫结成的发环。第503号的两个俑均剃婆焦，其中一人头部两侧之发环即不狼儿被表现得很清楚。

这批元俑中的女俑皆裹足，说明是汉人，然而皆着交领窄袖左衽衫，且将衫子覆在裙外与唐代之衫掩于裙内者不同。宋代妇女着旋袄的方式虽与之相类，但旋袄是对襟长衣；元女俑之衫应更多地接受了辽金服式的影响。

展出的第472号、486号等元代陶鞍马也值得注意。元代马鞍虽然也属于后桥倾斜鞍，但耸立于马背，增加了居高临下的气势。其前鞍桥上扬，后鞍桥也在鞍之下缘露一道宽边，使此两处皆可施加装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镶黄旗乌兰沟元墓所出者，前后鞍桥均包镶纹饰富丽的金叶。元代马鞍如不采用这种形制，上述华贵的金饰就失去用武之地了。更值得注意的是第514号元代陶马车。和它可相比较的车有两例：一例是西安曲江至元二年（1265年）段继荣墓出土的陶“亭子车”，此名称见于元•薛景石《梓人遗制》（《永乐大典》卷一八二四五，十八漾匠字引）这辆车上明确地表示出驾车之马以背上的驮鞍（小鞍）为支点，而以肩套为曳车承力之处；被称为“鞍套式系驾法”。对于畜力车说来，它是最合理的系驾方式。无论在我国或在欧洲，这种系驾方式均出现于13世纪中期。另一例也在西安出土，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它的系驾部件已脱失，这方面的情况不详。但其顶部的形制与514号陶车基本相同，有如唐宋时之长檐车的车盖与亭子车的车盖相结合而成。514号陶车的系驾部件虽亦不完备，但马背上有明确的驮鞍，无疑是一辆采用鞍套式系驾法的车。上述这几辆车均位于当时世界上驾车技术之革新的前沿。

这批文物中时代较晚的第444号、492号、494等明代人物俑，均为皂隶仆妇之流。其中男子多着靴，外套对襟半袖，戴边鼓帽或六合一统帽（即俗称之瓜皮帽、瓜喇帽，明代亦称之为小帽）。女子着裙、袄，带云肩，身体造型匀称，也称得上是精致的作品了。

（孙 机 国家博物馆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