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四个多月的调整，国际油价目前维持在每桶60美元左右，加上美元持续贬值因素，油价的实际下跌幅度比数据显示的更大。高油价时，人们对国家能源安全似乎更为关注；而油价大幅度下跌之后，这个问题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实际情况将并不如此，对一个国家来说，不管它是消费国还是生产国，能源安全问题总是存在的，也总是要为能源安全付出成本的。

    能源消费国难以自给自足

    什么是能源安全？对于这个问题，世界各国的认识肯定不同。剑桥能源委员会主席耶金认为，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都希望获得“供应安全”，但其含义却不相同，各有见地。前者的“供应安全”是以合理价格得到能源供应的可靠渠道；而后者的“供应安全”是通往市场和消费者的充足渠道，确认未来投资的正当合理性(并保护国家收入)。像石油这样的战略物资的进口必然会产生安全成本，笔者把它称之为“风险溢价”。

    很显然，能源消费国对能源安全的感触要比生产国深刻得多。那么，对于能源消费国来说是否可以通过自给自足彻底解决能源安全问题呢？1973年11月7日，在石油禁运发生不久，尼克松总统曾宣布实施“自给自足计划”，即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石油的自给自足状态。尼克松总统认为，如果进口降为零，那么由石油进口引发的国家安全将消失。尼克松总统的想法可能也是当时很多人的想法。但是，事实证明，“自给自足计划”并未实现，也无法实现，因为通过自给自足维护国家安全的成本实在太高。经济学家泰坦伯格就指出，“由进口引发的国家安全成本低于自给自足所引发的成本”。

    为什么？泰坦伯格给出了几条原因，可以做如下归结：

    首先，禁运不一定会发生，也许永远不会再发生。对禁运所产生的损失的预期取决于禁运发生的可能性，以及禁运的程度和持续时间。从利益冲突小的国家进口比较安全，这样进口的国家安全成本比较低。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如此关注墨西哥的石油资源。

    其次，可以采取措施来降低由进口引发的国家安全成本。比如，可以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但是，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也是一种临时措施。即便建立了充分的石油储备，安全成本仍然存在，也不会为零。建立战略石油储备的成本越小，国家安全成本就越小，对进口也就越具有吸引力。

    再次，自给自足会加速国内供给量，会使未来消费者的资源拥有量减少，相当于提前吃了“子孙饭”，从而增加未来使用者成本。这样虽然解决了短期的脆弱性，却给未来带来了更加严重的问题，未来的国家安全成本会更高。

    能源消费国的脆弱性是长期存在的，能源安全成本也就长期存在。因此，通过短期内的自给自足解决能源安全问题是不可能的。能源消费国只能尽量减少安全成本，而不可能彻底消除它。

    政府的选择

    泰坦伯格认为，政府解决能源安全问题必须考虑建立有效率的消费水平和有效率的进口水平之间的均衡。因此，一般来说，政府会有三种政策选择。

    第一，征收能源使用税。比如广泛使用的汽油税。征税政策会抑制消费。能源税作用于所有的能源消费，但却对进口没有影响，因此一般不会被单独使用。而且，抑制消费的政策会遭到国内生产企业的反对，这会减少他们的收入；也会遭到交通运输部门的反对，这会提高他们的运营成本。因此，能源税政策在各国往往比较难产。

    第二，国内供给补贴。国内供给补贴将使得国内企业供给增加，进口减少，但国内消费维持不变，达不到有效率消费的水平。所以，补贴也不会被单独使用。

    第三，关税或配额。关税和配额都可以提高价格，减少消费和进口，这是一个有效率的政策选择。但是关税或配额对国内各个部门的意义却不尽相同。如果采取征收关税措施，那么收入（石油进口价和销售价之间的差额）就为政府所得。如果使用配额政策而不是关税政策，国家将配额分配给进口商，那么收入就为进口商所得。这可以说明为什么政府更喜欢关税政策，而进口商更偏爱配额。

    此外，这两种政策对于国内供应商剩余的影响也很重要。实行关税或配额政策时，国内石油供应商状况得到改善。因为关税提高了石油进口成本，配额减少了国外石油进口量，这就导致国内油价上升。价格上升促使国内生产者扩大生产，并获得更多利润。总的来说，关税和配额如果相互配合使用，可以达到有效率的资源分配状态，并引起利益重新分配。但是，关税和配额政策提高了国内消费价格，必然引起国内广大消费者的不满。

    美国前总统卡特说过，下决心解决能源问题的过程就像是经历一场精神上的战争。能源政策的出台一方面要达到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另一方面也要在政策选择上权衡各方面的利益，取得最优的政策效果和政治效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博士管清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