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经济学家吴要武、赵泉在最近一期出版的《学习时报》上撰文，对当前中国“无就业增长神话”的观点和相关社会现象进行了剖析，全文如下：

    近年来，国内外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缓解贫困的赞扬与对缺少就业增长的批评交织在一起，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匹配。本文利用最新数据进行多个层次的分析，探究经济增长是否带来了相应的就业增长，并对中国的非正规就业状况进行分析。

    一．为什么有人相信中国是“无就业增长”呢？

    有两个原因：第一，九十年代后期的国企改革加速导致6000多万职工从国有集体企业被排斥出来，政府公布的城镇单位就业数量从1995年的15301万下降到2002年的10985万。就业困难局面一直持续到2002年。虽然2003年就业形势好转，但劳动部门一直宣传就业压力大也给人形成了今天仍然就业困难的印象。第二，学术界在使用就业弹性这个概念时粗心大意，没有把中国高速工业化和劳动力部门转移这个特殊国情对总就业弹性的影响弄清楚，使国外学者误认为中国的就业弹性只有0.1左右。如果中国的就业弹性真的只有0.1，即使保持10％的增长速度，每年新增就业也不过1％，称之为“无就业增长”并不过分。

    如何理解中国的就业弹性呢？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劳动者从农村流向城市，从第一产业流向生产率更高的第二三产业。这带来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也是支撑中国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劳动力的产业转移意味着中国可以在总就业0增长的条件下，创造出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农村剩余劳动力名义上是第一产业的就业者，他们流向第二三产业时，并不增加统计上的数量。中国学者都清楚，新增就业机会是指非农就业机会，当城镇就业困难，一些城市会把农民工清退，这时的从业人员总量并未减少，农民工不过重新回到第一产业蓄水池中罢了。因此，只有讨论第二三产业的就业弹性才能说明问题。

    1991年—2005年，第二三产业的就业弹性变化可分为三个时段：1991—1997年，就业弹性在0.2—0.5之间，这是较高的；1998—2002年，就业弹性较低，都在0.2以下；2003年—2005年，就业弹性迅速反弹，分别为0.27，0.51和0.44，超过了九十年代上半期。为什么1998—2002年的就业弹性如此低下呢？这要从计算弹性的方法来分析：这个时期，国有集体企业排除出去大量的下岗失业者，属于就业岗位的破坏；当新兴部门创造出新就业岗位时，必须把这些破坏掉的岗位补足后才记入“新增就业”部分。这种方法实际上低估了就业弹性，换句话说，低估了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2003年以后，下岗失业减少，就业弹性迅猛反弹，并不是中国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一下子提高了很多，而是不用补足减少部分了。

    另一个原因也使人怀疑中国出现了“无就业增长”：迟缓的金融体制改革和垄断低效的国有银行体系。1996年以来，中央政府人为压低存款利率，拉大存贷利差，以支持国有银行消除呆坏帐。由于经营效率低下，国有银行把资金主要投放给了大企业，大企业得到低利率资金支持，会进一步加大资金密集度，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差。大企业收入水平高，保障条件好，大学生更愿意在他们的门前排队等待，大学扩招与大企业新增就业机会少形成了尖锐矛盾，这个信号又被媒体放大：“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无疑也加重了人们“就业机会少”的印象。

    资金利率被人为压低并不必然导致就业机会的减少：那些缺少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被迫更长时间的停留在低技术状态，这反而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利率体系的扭曲和对中小企业的歧视并不是减少了就业，而是导致就业的非正规化。就大学生“就业难”来说，并不是就业机会少，而应该是“体面就业”机会少。

    2003年以来的就业迅速增长，最先暴露出来的信息是东南沿海城市出现了缺工现象。当时，经济学家大都认为，中国农村还有2亿剩余劳动力，东南沿海的缺工现象是暂时的，局部的，而且是技术工人，一旦这个信息传递出去，来自中西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很快就会占据这些岗位。但后来发现，缺工现象并没有消失，反而蔓延到全国大多数城市；喊“缺工”的企业需要的就是非技术劳动者。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反思，中国农村真有2亿多剩余劳动力吗？如果有，在哪里？他们为什么不出来？2004年以后，经济学家开始发现，农民工的工资在迅速上升。这是一个清晰的信号：缺工是真实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不再是水平的了。一些学者敏锐的推断：“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了”（蔡昉，2006）。

    二．中国城镇就业增长与工资变化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真的到了一个转折关头了吗？这是必须慎重对待的。我们从多个层次的数据分析这个问题。

    1．人口普查数据。通过分析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分县市数据，发现在576个城市，就业者数量从2.24亿人增加到2.37亿人,增长并不明显；分城市看，在这十年间就业量增加的城市有344个，占60％，而就业量减少的城市共有232个，占40％。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几乎没有相关性。这似乎坐实了“有增长、无就业”的判断。但国企改革加速导致的就业冲击主要发生在十年间，当我们比较2000年与1990年的就业数量时，2000年的就业量是包括了就业创造与就业破坏之后的数量，或者说，是弥补了就业减少后的数量，只观察2000年的就业量，显然低估了这十年实际创造的就业机会。至少要把这个期间下岗失业者数量加回到2000年就业总量上才是真实的结果。经过这样的调整，会发现90年代的就业增长是非常迅速的。

    即使不调整就业破坏，从历年城镇就业数量也能看出，中国城镇就业增长最快的时期是1996年以来，大多数年份新增就业都在800万以上，而1991—1995年，每年新增就业只有400万左右。

    2．劳动力市场监测数据。2001年，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在全国选择了59个城市，监测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后来纳入监控范围的城市逐渐增加，到2006年已达到119个。这些监控数据显示，劳动力市场的困难局面逐渐结束，可以从两个指标来观察。第一，就业率从2001年第一季度的0.65迅速提高到2002年第四季度的0.89，又稳步提高到今天的0.96。第二，根据各个城市的人口数量与新增劳动力需求量，我们计算了新增用工占城市劳动年龄人口（15岁—64岁）的百分比。2001年第一季度，这个比例只有1％，到2005年第三季度，已经提高到4％，到2006年第二季度，虽略有下降，也达到3.5％。由此看出，当前城镇劳动力市场创造就业的能力远远高于2001年。

    那些遭遇了就业冲击的下岗失业者群体，大部分人享受下岗生活费或失业救济金的期限已过，如果不去寻找工作，只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救助，2006年7月，全国城镇低保的实际发放水平为75元/月，这个保障水平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都难保温饱，因此，只要有劳动能力，人们就会设法去就业。可以预期，在用工需求猛增、工资水平提高的条件下，绝大多数下岗失业者都实现了再就业。

    3．企业用工需求调查数据的结果。2002年以来，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对企业用工需求进行了三次调查，2006年1月对流动农民工进行了抽样调查，这对判断就业形势变化提供了很好的支持。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在每年的春节前夕，在全国二十多个城市抽取几千家企业，调查其春节后的计划招工数量，2003年1月调查了2624家企业；2004年1月调查了2783家企业；2006年1月调查了3543家企业。由于农民工在春节期间离开后可能不再返回原来的企业，企业新招工数量必须弥补了这个减少数额后才是净增部分。我们计算出“回家探亲数量”与“计划返回数量”之间的差额，用招工数量减去这个差额，然后除以企业上年的员工数量，得到新增用工比例。经过调整，2003年，2004年和2006年新增用工的比例分别为4.5%，10％和14.6％。企业用工需求迅猛上升，2006年比2003年增长了2倍多。

    我们比较了企业规模与新增就业的关系。这三次企业用工需求调查数据显示，小企业新增用工比例远远高于大企业。随着企业规模（以雇用数量表示）的增大，新增用工需求稳步下降。50人以下的小企业新招工的比例是1000人以上大企业的3倍－8倍。

    另一个劳动力开始短缺的证据是农民工工资的迅速上涨，这意味着非技术劳动者的供给曲线不再是水平的。这三次企业用工需求调查数据显示，2002年，2003年和2006年，企业新招用工人的平均月工资分别为612元，665元和951元，四年内工资增长超过50％。中西部地区是劳动力的输出地，这里的工资虽然与东部地区有个差额，但增长同样是显著的：上述三个年份的平均月工资分别为499元，599元和720元，四年增长了44％。

    三．中国城镇的非正规就业

    90年代后期，当国企改革加速导致下岗失业涌现的时候，各级政府的众多部门（劳动、工会、妇联、青年团等）都面临一个重要任务：劝说这些遭受冲击的职工，“转变就业观念”，降低保留工资，实现再就业。随着离岗时间的延长，大多数下岗失业者在市场上找到了岗位，尽管刚失业时他们坚决拒绝进入这样的岗位。国企改革基本上完成了，大规模的下岗失业现象不会再现，但非正规化的问题凸显出来。这是与“体面就业”相对立的一个概念。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就业岗位不稳定，缺少社会保障，收入低下。

    我们从两个口径来估算一下非正规就业者的规模。首先采用2002年12月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所做的66城市家庭抽样调查数据。调查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采纳了国际劳工局（ILO）关于非正规就业的建议并兼顾中国转型过程中特殊的问题，在问卷中为“岗位特征”设计了较详尽的问题，这给推算全国城镇的非正规就业规模提供了可能。当年（2002年）全国城镇非正规就业的人数应该在1.07亿—1.24亿人之间，大约占城镇劳动者的43％—50％。与大多数中东欧转型国家的比例接近。在对劳动者进入当前工作岗位的时间进行分析后，发现问题很严峻：越是接近调查年份的入职者，非正规就业的比例越高，在2002年入职的群体中，有85％的劳动者属于非正规就业，即使只分析那些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比例也在75％以上。

    其次，我们采用政府统计部门公布数据，根据统计特点推算出非正规就业的规模和变化趋势。中国城镇非正规就业呈持续上升势头，占城镇就业的比例在2002年达到峰值，为39％。低于抽样调查数据计算的数值。2003年后，非正规就业的比例出现下降，到2005年已经降到了36％。从非正规就业者的绝对数量看，到2004年，非正规就业者达到峰值，10024万人，2005年已经下降到9870万人，减少了154万人。这意味着“体面就业”机会在迅速增加。

    将非正规就业变化趋势与全国就业形势的变化结合起来不难发现，非正规就业的下降与全国就业形势的好转是完全一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非正规部门”也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现在看来，位于城镇地区的这个“蓄水池”也开始减少。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开始降低非正规化程度，解决非正规化问题出现了曙光。国外学者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就业问题研究时，结论较为悲观，不相信非正规就业者未来能够走向正规化。这些发展中国家常常缺少中国这样高速持续的经济增长，因此，在解决非正规化方面与中国不具有可比性。

    结论与含义

    本文采用多个层次的数据，发现一个共同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不仅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把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而且城镇地区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非正规部门，也开始减少。“无就业增长”是个陈陈相因的神话。虽然很多人相信它，但在中国城镇从来没有出现过。

    从政策含义上看，如果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需求处于相对平衡状态，说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转折点已经到来，这是过去28年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依靠廉价劳动力投入的高速增长模式将不会再持续下去，那么，与增长模式相关的政策必须做出重大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将会加快，对劳动者的培训投入也会迅速增加。当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时，曾经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外资将会减少，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从有利的一面看，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劳动条件、保障水平等也会相应提高，解决非正规就业的条件逐渐具备，换句话说，非正规就业问题的最终解决仍然依赖于进一步的高速增长。（作者： 吴要武 赵 泉  编者：杨玲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