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员经济”中，行政权力主导市场交易与企业组织层级行政化均是常态，行政化的企业官员根本无以真正成为对市场经济高度敏感的企业家，行政化企业的效率亦因此普遍低下。而在“企业家经济”中，企业家依其天然具有的冒险与创新精神，在不确定性与风险中动态地实现报酬递增的经济结果，并以此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主体。

    在中国经济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真正的企业日益成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经济增长亦逐渐实现由“官员经济”向“企业家经济”转型，这意味着经济增长从以政府作为行政选择主体与过度耗费资源向以企业家作为市场选择主体并有效配置资源转型。就当前而言，低效增长在中国经济中依然普遍存在，其成因即在于真正企业的大量缺乏，而真正企业缺乏的实质则在于真正企业家的大量缺乏。

    企业家成长具有现时性与历史性之分

    在经济增长中，一定时点或现时的企业家成长是企业家供求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企业家的供给力量意指基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制度环境约束，社会成员愿意并具有能力从事创立企业、经营企业与发展壮大企业的力量；就企业家的需求力量而言，则是指一个需要基于企业而获得成长与发展的经济对企业家需求程度的体现。就此而言，一定时点企业家成长的实质在于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与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以及相关政策体系之下企业家供求力量的博弈结果。

    所谓企业家的历史性成长，则意指经济结构中企业家主导类型的历史性更替，其要义在于企业家的异质型人力资本从先前的形态向当前的形态演化。在一个经济结构中，企业家类型的主导与否并非在于其数量的多寡，而在于其对经济发展的前瞻性与革命性有无决定意义。因此，一个新生的企业家类型尽管数量有限，但其如果明示了经济成长的极大前景，并对整个经济报酬递增的实现与推动具有重大意义，则该企业家类型即成为该经济结构中的企业家主导类型。相反，另外一些企业家类型尽管存在的历史业已较长，且数量较大，但相较而言，其已不再是经济成长与发展的主导。

    制度优化是企业家群体化成长的基础

    中国经济增长转型日益召唤企业家，中国企业家成长及其群体化则必须基于相关外部制度环境与内在成长机制的双重优化。就前者而言，其重点在于文化、企业、市场以及法律四个层面的改造：通过注入开拓进取、冒险创新等精神理念重塑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企业家的群体化成长提供坚实的文化理念支撑；针对不同性质的企业加强企业改制力度而整体营造并优化相应的企业制度环境；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并加快产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职业经理人市场等各类市场完善的步伐，以期为中国企业家的群体化成长构筑有力的市场竞争机制；切实加快相关企业经营者的法制建设，以便为中国企业家成长的群体化与职业化提供必要的法律支撑。而就后者而言，其重点则在于选聘、激励、约束、培训、考核五个层面的完善：遵循市场配置而革新既有的行政或人为任命方式；填补激励空缺而优化精神与物质层面的双重激励；健全制度安排而强化内外约束；着力提高素质而规范系统化培训；促进外在压力内在动力化而加强全面考核。

    基于外在制度环境改造与内在成长机制完善的结合，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转型中的企业家群体化成长而言，无疑只是一个带有整体规范色彩与政策含义的基本制度优化框架，鉴于中国经济文化以及相关制度发展的区域性、时滞性等差异，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及其群体化尚须基于现实约束条件的差异而打上不同的具有鲜明特征的烙印。但无论怎样，“企业家经济”归根结底离不开企业家赖以安身立命的异质型人力资本，正因如此，对于经济增长转型而言，企业家的历史性成长相较企业家的现时性成长更具终极意义。

    （严若森：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