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提时代，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最高兴的时候不是过年，而是每年8、9月间交公粮的时候。每次从乡粮站交完公粮回来，父亲总会特地买上一瓶“湘雪”啤酒，坐在手扶拖拉机上一小口一小口的啜着，啜了7、8里地到家的时候还只啜了一小半瓶。然后，父亲会长吁一口气地把一张盖着大红印的纸交到母亲手里，有了这张纸，下半年的收入就可以全部归家里支配了。碰上收成好的年份，父亲还会瞒着母亲买上一包带过滤嘴的“湘南”牌香烟。这包烟父亲是要等过年的时候才舍得抽的，平时只抽一毛多一点的劣质卷烟。偶尔禁不住了，父亲会偷偷拿出一根嗅一嗅，又小心翼翼的放回烟盒里。

清楚的记得，那天是大年三十。同往年一样，父母拿着刚从大队信用社贷出来的钱带我去集市上添置过年的新衣服。老家有过年必须穿新衣服的风俗，寓意新的一年新人新气象。因为第二天就是新年了，考虑到款式新潮和减少库存，商家们往往会以成本价兜售一些衣服。所以，我常常是伙伴中新衣服买的最晚的一个，当然父母揪住这个机会能省下不少钱。尽管价格很划算，可我还是很少看见父母穿新的衣服过年。无意中，我看中了一把电子枪。那是一种能发出6种汽笛声音，并且在夜间有彩灯闪烁的枪。当我囔着要买时，父亲说太贵了。我执拗不肯。父亲火了，一个巴掌火辣辣地打在了我的脸上，骂道：“败家子，5块6毛钱够咱们家几个月的开销了。”那年冬天，猪肉卖3块多1斤。那年，我10岁，父亲41岁。

到了2001年的时候，村里人已经不兴用粮食充抵农业税了，而是直接到乡政府缴纳现金。秋天里，我被省重点高中县一中录取了。父亲高兴地逢人便讲自己的儿子考上县一中了。在我们当地有这样一种说法：只要进了县一中就等于一只脚踏进大学的校门了。俨然父亲已经把我当成一个大学生了。要知道，在此前村里还没有出一个大学生。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便成天看见父亲拿着一个算盘在噼里啪啦的算着。“两头猪可以卖到1000多，扣掉化肥180、谷种60……”1286元，父亲用尽了他的加减乘除还是没能算出家里的收支可以多出这么大的结余。我不知道学费究竟是怎么筹措的，只知道后来父亲贷款承包了村里的一个大水库进行水产养殖，起早摸黑的割鱼草。再后来，15岁的我，第一次走出了大山，进了县城读书。

在外地读大学的这几年里，家境一年一年的好起来，自来水到了水缸里，电视可以收看国内外50多套节目。每一次打电话回家，父亲总是乐呵呵地给我说起村里的新鲜事、稀奇事，说某某家娶了个外省媳妇，某某家买新冰箱了，某某家买了背投彩电……

2005年，父亲被推选为县人大代表。一开始，父亲还有点不相信，觉得自己从头到脚一个十足的“泥腿杆子”。后来，父亲还特地跑到乡政府打听了一翻。我给父亲说，这几年我们政府正大力推进民主建设，您老就好好当这个传达民意的“言官”吧。如今，父亲走村串户的，耳朵里的新闻事就更多了。

“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郑重地提出促进社会和谐、建设和谐社会的任务，人民大会堂里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民生”、“民意”、“民情”等词汇成为了中共十七大耳熟能详的关键词。

“共建共享”，这是一个父亲一辈子想不到也不会去想的词语。父亲所希冀的，无非就是赶上好年岁能有个好收成，家里一切平平安安。现实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果实扑面而来被父亲那一辈人享受着，那样的真真切切。“和谐” 正一步步化为普通老百姓的幸福体验：农村税费改革、水泥路村村通工程、电视通信村村通工程、农网改造工程、农村水厕改造工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

昨天，收到父亲发来的短信：“儿啊，今年清明放假回家的时候，教我和你妈俩讲普通话吧。我们准备明年到外面走走，看一看大山外边的世界，去感受一下城里人的生活。”

我知道，从今天起父辈们将享受更多，我们都将享受更多……

作者：刘慧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