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面对着当今世界不绝如缕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文明古老的中国如何应对，是摆在新一代领导集体面前一个十分严肃的课题。
孙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意思是说，战争的原则是：使敌人举国降服是上策，用武力击破敌国就次一等；使敌人全军降服是上策，击败敌军就次一等。所以，百战百胜，算不上是最高明的；不通过交战就降服敌人，才是最高明的。假使被当今世界称为头号超级大国的美国白宫决策者们稍稍关注一下五千年中华文明，些微知晓一点不战而胜的中国兵法，这个世界将会有多少生灵免遭涂碳，五角大楼也不至于刚从越战的泥潭中脱身又陷入伊战的沼泽之中，其一惯标榜的民主与自由该会怎样地发扬光大，其极力追捧的人权该会怎样的熠熠生辉。遗憾的是，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近二十年间，从科索沃战争到海湾战争，从出兵阿富汗到占领伊拉克，战火点燃之处无不狼籍一片、白骨一片，虽 “破国”、“破军”，然仍“非善之善者”。“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也。相比之下，于五千年文明积淀中培育出来的中国老大哥事事处处无不表现出谦谦君子的雍容大度与干练沉稳。正如胡总书记在报告所说：“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此，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我们的领导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作的。假使没有当年的韬光养晦，就不会有今天经济社会的全面稳固和繁荣，也就没有世界目光对这个东方大国的共同关注。能忍一时之气，可消百年之灾。使馆被袭，我们没有汹汹然；飞机被撞，我们没有汹汹然。正是因为在当今国际舞台上我们从来不摆老大的谱，从来不用教训的口吻来对话弱小国家，也才会有众多的非洲兄弟不远万里跑到北京来捧“中非合作论坛”的场。用《纽约时报》前专栏作家乔舒亚•雷默的话说，“中国没有模仿拥有大量武器、对其它世界观难以容忍的美国式超级大国，而是以自身模式的榜样作用、自身经济体系的影响力和对国家主权的坚决捍卫来获得世界影响”。中国领导人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主张与价值观，即使是在对别国提供无偿援助的时候也从不附加任何条件。中国所追求的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大智慧与大谋略。
中国从不对别国实施制裁和禁运，尤其是对弱小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不指手画脚，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中国政府总是力所能及地提供援助与支持。印尼海啸，中国人民舍己为人，慷慨解囊。即便是在国内经济不十分景气时，也是挺身扛着“亚洲金融风波”给别国的风险，让弱小国家“大树底下好乘凉”。在与台湾关系问题上，中国大陆始终坚持致力于发展两岸的经贸和文化交流，尽管台湾当局对此百般阻挠，也丝毫没有动摇和平一统的信心与决心。迄今为止，台湾方面几乎没有接受直接来自大陆的任何投资，哪怕是作为体现两岸亲情与友情之使者的大熊猫，也被统统归为禁止之列。而同时台商在中国大陆的投资额已经达到1000亿美元以上。
开放之初，不少中国人非常羡慕和崇拜西方式文明，错误地认为将自由与人权放在第一位的西方文明能够在经济、军事和文化等诸多方面超越东方文明，因此只需效仿西方，效仿美国，就可取得超乎想象的成就。但实践证明，东西方文化有着各自的优越，否定一种文明，过份强调另一种文明都有着刻舟求剑的短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重新崛已让世界认识到为文明的自由竞争画上句号还为时尚早。实际上古老中国的价值观可能比新教徒宣扬的“个性自由和人权至上”对其它国家更有吸引力。毕竟中华文明已经延续了足足五千年，而没有像其它文明如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那样昙花一现。如果中国继续保持当前约10%的年经济增长率，那么再过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它将也许不是与美国幷驾齐驱，而是很可能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潮流的引领者。问题在于，中国的发展模式与中国价值观将如何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格局中充分展现，充分发展。古老的中华文明或是被传统的西方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取代，或是正相反，逐渐推广到美国、到西方、到全世界。当然，也不排除在两种模式和价值体系之间实现某种妥协。正如俄罗斯经济学教授弗拉基米尔•波波夫所说的那样，“中美潜在的冲突不仅是因为两国经济发展模式各异，而且还与文明和价值体系的不同有关”。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东方文明中引申出的另一条价值认同原则是，容忍各种形式的社会制度，尊重各式各样的选择与尝试，理解爲了民族或集团的生存与发展而结成的盟誓，放弃一切意识形态和各式各样“主义”的相互排斥。
“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十七大报告）古老的东方文明正是基于这种宽容性和兼容性才得以与美国等倡导的所谓民主与博爱以及将世界简单划分爲“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西方文明分道扬镳；也正是这种宽容与兼容成就了将一切“非友即敌”的短识文明远远地抛在背后的梦想。
作者：廖迪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