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生于1978年的“改革后”， 1995年初中毕业后从安徽来浙江省宁波余姚一带打工，期间通过自学获得大学文凭，并加入党组织。在此，我想结合自身经历和“浙江经验”、“宁波经验”和“余姚经验”，来谈谈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的心得和体会。

一、农民工是“胡温新政”的受益者

农民工的出现，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但历年的经历，使我认为，真正开始下决心来解决农民工问题，则是始于十六大以来的“胡温新政”。十六大到十七大这五年间，从党中央、国务院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基层村级组织，从长三角、珠三角到中西部地区，从经济领域到文化领域、政治领域、社会领域，都拿出了措施，全心全意来解决农民工问题。我所在的宁波市在这方面颇有成效并走在全国前列，日前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民工工作办公室会议上，宁波市的做法引起了高度关注，并被称作为“宁波模式”。

其一，农民工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九十年代，我们找工作很难，且被欠薪，境遇非常恶劣，时常吃了上顿愁下顿，早上醒了不知晚上睡在哪里。如今，在农民工群体，吃住基本不愁，就业机会很多，有《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仲裁法》保护，又可参加社会保险。摩托车、面包车成为大家的代步工具，手机、彩电、冰箱、空调、电脑渐次进入我们“寻常百姓家”。我们中间，有的人还在第二故乡开了店，买了房子，办了企业。

民生问题是农民工的首要问题。我深信，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会解决好这个问题，农民工会成为十七大报告所指的“中等收入者”。当然，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个人——温家宝总理，他的为农民工讨薪之举，他的“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之说，暖人心扉。

其二，农民工群体得到充分的关注和尊重。曾几何时，我们是“隐身人”，媒体上没有我们的声音，仿佛我们根本不存在。偶尔有之，也与“偷抢”事件、“盲流”字眼联系起来。现在，我们成为热点，拥有了话语权，融入社会的主流和中心，地方媒体上天天都有关于农民工的报道。

同时，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开展优秀农民工评选表彰活动，肯定农民工对当地社会的贡献。我也先后获得“余姚市十佳外来务工者”、“余姚市十大优秀青年”、“十大优秀新宁波青年”等荣誉。据3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今年国家还组织一次全国优秀农民工评选表彰活动，表彰10大杰出农民工、1000名优秀农民工和100个农民工工作先进集体。

其三，农民工研究成为 “显学”。重视调查研究，把农民问题当作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问题，是毛泽东同志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创的优良学风与光荣传统。近年来，这个传统得以发扬，学术界和政府界针对农民工问题，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买到的第一本农民工研究专著是国务院研究室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本书课题组中两位专家，曾先后来到我所在的小路下村考察。

在浙江，也掀起了“农民工研究热”。习近平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撰写了一篇题为《以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有效解决好农民工问题——对浙江省农民工问题的调查与思考》的文章。（载《学习时报》303期）。此后，浙江许多高层党政领导都分别撰有专题文章，并见诸报刊。2007年，浙江出了四本农民工研究专著，一是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研究院陈诗达的《农民工问题研究》，二是宁波市政府的《流动与和谐——宁波市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三是宁波市鄞州区委党校杜建海的《鄞州新居民与地方政府管理创新》，四是中国农工党宁波委员会、宁波市发改委的《宁波市流动人口现状与对策研究》。

其四，农民工的民主权利开始得到落实。浙江的经济位居全国前列，浙江的民主政治建设——如落实农民工政治权利方面，也屡创全国先例，开一时风气。2002年底，义乌市产生了全国首个农民工人大代表。 2008年1月，在宁波江北区务工的徐辉成为省人大代表，在宁波维科集团务工的杨晓霞成为全国人大代表。

宁波市还鼓励农民工参与基层群众自治。2007年6月，我所在的小路下村率先在全市成立新老居民和谐联谊会，同时，宁波其它几个农民工密集的县（市、区）的村（社区）都建立类似组织。2007年11月，宁波慈溪市一农民工进入村党总支班子。

农民工政治权利的落实，推进了我们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体现了我们国家制度的本质要求，使我们广大农民工感受到，无论在哪里，都是共和国的公民，都是国家的主人。

二、农民工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者

我在打工途中，参加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获得了大学文凭。我由此认为，要解决好农民工问题，必须从文化建设和教育培训着手，使农民工从“经济人”变成“文化人”和“知识工人”。 2007年初，我在《余姚日报》上发表了《建设和谐文化，培育和谐新余姚人》一文，提出关于农民工文化建设、教育培训、精神生活的方案。同年6月，我参加宁波市政府召开的外来务工人员代表座谈会，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得到了市领导的认可与赞同。

我非常惊喜的发现，在十七大报告中，许多公共政策都指向农民工，提及农民工的语句也随处可见。如第七章“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就指出要丰富“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特别是关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一段落，让我犹为关注。作为一个从小热爱传统文化的中国人，我一直尝试着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来分析农民工问题，2008年1月 “新华网”理论频道发表了我的《儒家文化视角下的现代化农民工》一文。

顺提一下，当今从事农民工研究的，多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学者，人文学者是失语的。我希望，人文学者要打破沉默，并且，研究农民工问题，也可以运用中国传统理论。毕竟，中国特色的农民工问题，还是必须运用中国特色的理论来解决。而且，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之一，就是“民族的”和“大众的”啊。

那么，如何引导农民工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呢？

其一、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丰富农民工精神生活。实际上，纵观近年来地方政府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举措，往往先从文化领域“破冰”的，如向农民工开放公共文化设施，组建文体队伍，举办各类文体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从深圳发源并成为深圳文学品牌的“打工文学”，现在也开始在长三角一带兴了起来。我所在地的《余姚日报》近年来经常刊发 “打工文学”作品。省级的《浙江日报》、地方的《宁波晚报》相继举办打工文学比赛。

其二、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工整体素质。西方经济学界有一个理论传统，就是认为教育是帮助穷人的最好方式，强调最有价值的资本是对人的投资。德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加强职业培训，促进了就业，推动了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联系我国当前农民工问题实际，亦应这样着手，新的党章中，也提到今后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一是加强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培训。二是鼓励具备主观条件的农民工参加自考、电大、成人高考、远程教育、成人高中（中专）等形式的学历教育。三是开展礼仪、卫生、计生、法律、交通安全、公民文化等引导性培训。

三、农民工是党的阶级基础和执政基础

2002年9月，十六大召开前昔，我走进有着“全国文明村”、“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之称的余姚市小路下村负责办公室工作。2007年11月，十七大闭幕不久，我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

我们农民工和第二故乡，一方面是“经济性融入”，一方面又遇到了“社会性排斥”，这是一个关系到改革、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得靠党组织，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只有通过政党制度，才能把新生力量纳入政治体系，才能确保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

回顾历史，从井岗山时代起，我们的党通过把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很成功地把分散的孤立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使之超越了“地方主义”思想观念的局限，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还看今朝，2亿农民工是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党的阶级基础和执政基础，党必须加强同农民工的联系，这关系到党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同样，农民工要打破“社会性排斥”，成为当地社会的主人，与其它阶层平等和谐相处，共享改革成果，就必须依靠党组织的坚强领导。

实事求是的说，在当代的中国，也只有我们的党，才能超越地域、阶层、群体的局限，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新生力量纳入第二故乡和全国的政治体系，带领我们 “下好全国一盘棋”，实现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共和国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因此，当我在十七大报告中，看到“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加强进城务工人员中党的工作”等语句时，不禁产生了一种回家般的归属感，又增强了对第二故乡的认同感，也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仰。

作者：王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