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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简介
时间:5月20日下午
主持人:王红旗
特邀主持人:
计璧瑞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嘉宾:
黄虹坚   香港女作家
江楠生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艾  尤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王  琳   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读硕士
欧阳月姣 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读硕士  
郭凯旋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
文字实录

香港女作家 黄虹坚
 
    黄虹坚简介:香港女作家,香港作家联会会员。出生于香港,成长于内地,后回到香港。广州市第一中学、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毕业。从事文学创作多年,作品包括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专栏及少儿文学作品。作品曾获内地、香港及台湾各项文学奖,计有:花城文学奖、广东新人新作奖、新时期电视剧奖、香港中文创作比赛奖(包括散文、小说、儿童文学)、亚洲小说创作奖、冰心图书奖、台湾优良剧本奖、台湾当代儿童故事奖、小童群益会儿童故事金笔奖、香港文学双年奖,以及热心推广文学活动的杰出人士奖。大学毕业后曾到部队农场劳动,后任职中学教师、县教育局干部(其实长年下乡)、电影制片厂编剧,到香港后曾任编辑,后任香港各大学中文、语言导师至今。代表作有中篇小说《桔红色的校徽》、《竹篱笆》;电影文学剧本《自梳女》、《湖草萋萋》;少年成长小说《十三岁的深秋》、《再见!喜多郎》、《妈妈不是慈母》、《明天你就十五岁了》;以香港女性为主角的中短篇小说集《我妈的老套爱情》以及书写三代香港女性命运的《和谁在阳台看日落》。
 

论坛现场

王红旗: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香港著名女作家黄虹坚老师,并且以她的长篇新作《和谁在阳台上看日落》为主,谈谈她的创作和香港文学现状。邀请专家学者有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计璧瑞老师、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青年优秀学者艾尤老师,她们俩都是搞港台文学研究的,对港台文学历史现状比较了解。邀请的还有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江楠生教授。参加论坛的还有两位老师的硕士研究生,网络主编蔡晓娟、编辑毅欧等。我们特邀计璧瑞老师做这次论坛的主持人。在鲜花盛开的5月,我们这么多新朋好友相聚在一起,真是一个难得的机缘,每个人心里也像鲜花一样。现在请计璧瑞老师来主持。

计璧瑞:不敢当,但是又觉得黄老师是大师姐,所以我觉得很乐意参加这个事,这段时间事情实在太多了,书是已经看了,只怕我谈不出太多想法来,我在这儿只是请大家多参与,我自己这么思考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议题,从我个人的角度,想向黄老师有所了解的,有三个方面。

计璧瑞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一个是女性命运和女性形象,这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可以说是黄老师笔下的女性百态,这是我们可以深入的一个议题;另外一个就是香港,我觉得香港在黄老师的写作当中的位置太重要了,可以说是非常关键性的。香港加女性这样的一个着力点,所以我也想围绕这个议题请黄老师和各位发表看法。还有一个我自己感兴趣想了解的就是黄老师如何看待写作,因为我们也看到王红旗老师给我们发了黄老师写作的经历,我觉得非常感动,黄老师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我觉得她有这样一份对文学、对写作的执着,所以也是想听黄老师谈一下写作在黄老师的心目当中,在黄老师的人生当中,在香港的生活和女性生涯当中都占有什么样的位置,所以我就想现在可以先请黄老师来就我的这样一些小小的议题,来做一番阐述。

小说创作谈:写作是我生命存在的一种形式

黄虹坚谈小说创作

黄虹坚:我先谈怎么看待写作。我对文字有一种天生的依恋,对写作的执着坚持多年了。说起来我成名是比较早的,现在看来是一段很扭曲的历史。“文革”之后我20出头,就已经在《人民文学》等杂志上发表作品了。当时我的一篇小说引起了一些小轰动,是写“文革”的《在大风大浪中》。那是以歌颂文革,歌颂红卫兵这么一个姿态出现的。当时小姑娘能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小说,很多人表示詑异惊叹,我也被认为是文学的后起之秀。但是那样一种创作思想让我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解说错误的时代和政策、写高大全、写正面人物、灌输作家的想法……这创作思路让我长时间走不出来。年轻时代接受的东西要改变,等于要换一个思考的脑袋,那真是比较痛苦的。

谁帮了我呢?是经典阅读帮了我。我一直认为生活、阅读、思考、技巧(包括文字)这四者,是作家的基本功。我从经典阅读里吸取文学营养,自己经过了反思,找到了重新出发的力量,确认了一个命题:写作的过程以及写出的作品都是生活和生命的体现。一个人来到世界上,长命的100多岁,短命的七八十岁。但写作令生命的宽度和长度得到了拓展。通过写作不但把你自己的生命体验写了出来,也把别人的生命体验写了出来,这样就筑构了一个非常浩大丰富的人生世界。我们在生活里是平凡的人,忧柴、忧米、忧房子,我更是一个非常非常平凡的人。但是写作可以令我们超越现实的平庸,获得生命的激情和丰富,体验生命各种各样的苦难和它的精彩。所以通过文字书写,个人的生命素质得到了升华。这就是我选择写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还想说明一点,在香港写作是很难发财的(像金庸先生这类作家当然除外)。不少人以为当作家可以发财,不是的,只是拿点小稿费,只够喝喝茶加加菜买几件新衣物,其实没有多少钱。在香港我必须要从事一份正式的工作,当编辑,当老师,用薪酬养家活口,然后用业余时间写作。在香港写作可以说是一种雅趣,是一种命运的推动。你摆脱不了文字的诱惑,在非常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还想着拿点什么来依托自己的生命,我选择的是写作。这就是我对写作的一个理解。

南宋词人黄庭坚的读书感悟,大意是:读书人三日不读书,胸中便无情义道理,照镜觉得自己面目可憎,与人说话也觉得语言无味。对写作我也有类似的感受,三天不写字心里就空落落的,这就体现了自己与文字命运相依的那种关系。对生活的理解,对人生的很多理解,总不能到处找人去诉说吧,但你可以在小说里尽情地说。在小说里你发现你是一个大写的人,自己对写作的执着,其实就来自这种感悟。我其实比较乏味,除了每年出去旅游,平时不打麻将,不打扑克,也不爱热闹,很多应酬的活动都能躲就躲,总之是不太喜欢消遣性的东西。某种意义上我比较闷,只喜欢阅读,喜欢音乐,兴趣就是对着电脑,对着它我找到了非常安适的感觉,放点音乐,比如听Bee Gees,灵感就来了,就开始写作。写作时跟小说里面的人物就生活在一起了,那段时间我就觉得非常充实。所以对写作的执着是因为我希望通过写作来体现我的生命形态和价值,体现我对生命的理解。这是要谈的第一个问题。

讲到“香港+女性”的着力点,我先谈谈我到香港之后的适应问题,再说说怎么找回写作的自信。作为作家,怎么着力于写香港?我是生在香港的,但从小成长在大陆,所有的教育都在大陆,文化的根也是在内地的。我的文学营养,思维方式以及生活态度都是源自内地的教育和生活。所以我观察生活的眼光、我的叙事方式和我的文字一定不同于香港土生土长的作家。可以说在到香港多年之后,在接受了多元文化之后,在价值观发生了重大改变之后,我仍能感觉到自己是文化的“夹缝人”。但这特点也成就了某一种香港作家。这种作家的存在以及他们的作品,是香港作家群里不可小觑的一部分。

到香港之后,我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世界。但我有一点好,就是我语言没有问题。因为我的母语是广州话,没有新移民到香港后,需长时间才能融入香港社会,我基本没有。我找工作也比较顺利,人家一看你是北大毕业的,你会说香港话,也会说普通话,还会一丁点英文,他们就比较感兴趣了,所以我找工作也算是顺利的。但是,最初跟周围同事相处你觉得自己是戴着面具的,我感觉他们跟我相处也没有拿出真心,这实际上还是文化认知、文化融入的问题。

什么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是属于香港的,我可以在香港生存,我可以在香港找到我文字的立足点呢?这跟女性写作没多少关系。当时我写了一部成长小说《13岁的深秋》。我女儿那时13岁,非常反叛,特难教,你走不进她的心灵。小说是当时困惑的一个产物。这个产物的出品纯属偶然。当时台湾有个当代少年儿童文学征文,我是为应征而写的,非常有功利性。结果得奖了。非常鼓舞我的是,这个小说在香港一出版,在中学生中就有很大的反响。香港的文学评论相对比较弱,是中学生自己奔走相告有这么一本书。我是怎么知道的呢?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有位有名的文化人在专栏中写到,他的女儿和同学通电话,流着眼泪讨论《13岁的深秋》。书能这么感动他们,这得益于我们的文学素养和文字。

这本书在香港出版那年卖得很好,让有的写作人看到了这块领域的可经营性,曾一度哄写过少年小说。这也让香港这一块的写作出现过热闹。但有的少年小说,或是瞎编,或是习惯说教,文字也相当粗糙,更谈不上个性和艺术性。

其实成长小说并不易为,在西方是个热门文学品种,有它自己的创作规律。法国美女作家萨冈在18岁时写的成长小说《你好,忧愁》,令她成了那个时期的青春代言人,甚至成了总统密特朗的座上客。《13岁的深秋》还算是从成长小说的理念出发写人和人的情感,文字也有追求,当时或能让香港中学生感到耳目一新吧。

我得说我很走运。在这之前,我写过一个电影剧本《湖草萋萋》,写我们这代经历了“文革”的大学生在解放军农场锻炼的故事,也在台湾得了奖。

当时的政策,是大学毕业生必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我在解放军农场种了9个月的水稻,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体验到生命的那种寂寞和无奈。但是那段生活,湖南洞庭湖一隅,湖上长满了茂密的水草,这触点了某一个意象,却启动了电影剧本《湖草萋萋》的构思。

台湾新闻局每年都会面对全球华人搞一个优良剧本征文,比较尊重电影文学艺术本身的价值规律。我当时到香港才两年,在香港写这种剧本基本是没有出路的,既无发表的园地,又不会有电影投资方感兴趣。但我抵挡不了写这个题材的诱惑,决定赶出稿子投给这个征文。

我老妈在广州,我每年都会去广州她身边过年。为写这个剧本那年就没有回去,从年三十写到大年初四。那时还没有电脑写作一说呢,就是在原稿纸上写,要改就用涂改液,稿子上都是大片大片涂改液改出来的段落。就这么紧赶慢赶,终于在截稿最后一天寄走了剧本,结果很幸运地成了十名得奖者之一,根据得奖票数还排在了前几名。当时得了30万台币(按当时汇率约是8万多港币)的奖金。

我到香港,只拿了单位发的5000 元人民币(按当时汇率约是3500港币)退职金,跨过罗湖桥,那些钱刚够一个月的生活费。两年后工作虽然稳定了,但经济上还是捉襟见肘。那时刚买了一套40平方的小房子,家里正在装修,可最后一期装修金还没着落呢。我对装修师傅说这个钱我不能提前给你,我得去一趟台湾,去了台湾就有钱给你了。师傅还以为我逗他呢,真是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奖,我对台湾文学奖有了兴趣,所以后来又寄去了《13岁的深秋》,运气很好也得了奖。

香港有一家出版社知道了,说咱们把版权买下来吧,总经理就跑到台湾把版权拿回来了。说起来你们都不相信,《13岁的深秋》现在都出了十几版了。香港文学作品一般就是每版印2000册或3000册。当年这本书在香港销售榜是榜首,卖了17000多本。现在卖十多年了,每年还卖个一百几十的,我还能收到版酬。算了算这本书也累计发行4万多册了,作为文学书,在香港可谓是个奇迹。朋友和我开玩笑说你行呀,我给香港一个著名的散文家出书,一版印三千,好几年都没卖完。两个内地出版社也买了《13岁的深秋》的版权在内地出版。这本书得了当年的香港中学生好书龙虎榜奖的第一名和冰心图书奖。

我1990年到的香港,当时只是很零散地根据报刊的要求写些一二千字的短小说或者散文,写香港信心不是那么强的。但是《13岁的深秋》给了我鼓舞,我开始认识到我在香港的定位,我觉得我可以生存,我的文字也可以在香港生存,觉得找到了自己认可的一个点。从《13岁的深秋》开始,写了5、6本成长小说,有的书被香港教育机构推介为课外阅读作品,在中学生里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这些年我都在教大学生实用中文的课程,第一节课要自我介绍,名字刚写上白板就会有学生举手问:黄老师你是写《13岁的深秋》的黄虹坚吗?每年从中学升上来的学生里都有这种读者,下面的教学就很好运作了,学生从心里认可你。《13岁的深秋》帮了我的大忙,但我并未有意操作,要感谢的还是在内地打下的文学基础。

其二,以“香港+女性”为着力点。刚才已经谈了到香港之后怎么找回写作的自信,下面想谈谈写女性。

我自己的小说,从一开始主角就都是女性。我在内地出版过一本中篇小说集《桔红色的校徽》,书出后我就到香港了,不知道反应怎么样。小说集收进了我写的一个中篇《桔红色的校徽》,小说得过首届花城文学奖。当时入围的也有很著名的女作家,最后《桔红色的校徽》得票比较高,出版社还要向那名女作家作些解释。

这个桔红色校徽有什么说头呢?那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现象,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一批特殊的学生,也就是“回炉”的“文革”老五届大学生。我们这批在“文革”中失学、未能完成正规教育的大学生渴求重新学习,上书中央要求返校读书(后来才知道写信的是我们一名四年级的师姐)。所以才有了“回炉”政策。校园里老师戴的是红校徽,学生戴的是白校徽,怎么确认回炉生呢?这帮人的校徽是桔红色的。这在历史上是唯一的一届,永远的一届。我写《桔红色的校徽》后,收到好几封读者来信,说是写出了我们这批“文革”大学生的辛酸,写出了我们这些人的奋斗。我想我是写出了那个特殊年代的某一种人生吧。

当时上海著名的电影导演吴贻弓(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拍《巴山夜雨》和《城南旧事》成名)准备把它拍成电影,我都到过上海电影制片厂改剧本了。吴贻弓导演和我讨论剧本时,谈到了根据女作家谌容小说改编、当时很轰动的一部电影《人到中年》。他认为前者的女主角是被生活压垮了的,而《桔红色的校徽》的女主角夏璇却是生活的强者(这反映出我自己某个时期对生活总有些傻乐观)。但电影的命运是不可测的,后来又无声无息了。但说明当时这个小说还是有影响的。中篇小说集里还有叧一个中篇《竹篱笆》,也被一个省电视台拍成了电视剧。我后来写的电影剧本《临海的校园》拍成电视剧后,还得过“新时期电视剧奖”。我在内地已经有一丁点光环了,到了香港重新寻觅自己的时候曾很失落。直到《13岁的深秋》和它的一些现象出现,才给了我在香港一个新的“自我”和新的估量,也坚定了我在香港写作的信心。

我写女性是必然的,我觉得我最熟悉还是女性。我没有特别做过女性的理论研究,但是我对男性的一些毛病看得比较透彻,特别是他们伪装的东西,所以男性成为我作品中美好形象的机会不多。但我心目中是有理想男性的,在《和谁在阳台看日落》里面就写了一个卢卓铿。我以前的作品没有成功写出过给人印象深刻的男性,但是我的女性形象得到很多读者的认可。

中篇小说《竹篱笆》的主角也是女性,她的女儿在小说里是早逝的。小说以第一人称书写,作品刊登后也有一些影响。有一天我在我们电影制片厂的办公室,门卫打电话说门口有人找你,我说进来吧。一看是个中年男人带着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男人说我这个侄子读了你的小说说你女儿死了,非要来给你当儿子不可,我没办法了,只好把他从茂名带来。我解释说这只是文学创作啊,我女儿活得好好的。可他们就是不肯走。最后我们秘书说你出去,我来打发他们。后来怎么打发的我就不知道了。这种由作品搭桥和读者的互动多有趣啊。

当时写的女性形象还是得到一些读者的。为参加这个论坛我重读了二十多年前写的《竹篱笆》,还能感受到那时写作的热力,感受到那里人性和文字的力量,感受到它在今天仍有存活的价值。我觉得自己对各种女性还是熟悉的,她们的行为方式和行为细节我还是熟悉的。我写女性,细节都是随手拈来,写着写着,平时观察到的细节就自己跳出来对号入座了,就进入小说里的每一个女性的生活了。

我在广州一家报纸发表过一篇文章,最近在家里翻东西还翻出来过,题目是:《我热爱女性》。题目曾被认为奇怪,怀疑我是同性恋者。我说你们没有看文章,其实我只是表达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表达对女性文学的热爱,表达对女性文学的那种兴趣吧。

第三,谈谈写女性的命运和女性的形象。这个我想是出于我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了解,对女性生活的观察,累积了相当的素材。我的文学作品,主要人物形象都是女性。在我眼里,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可讲述的故事,女性就更是如此了。我年轻时读过一本前苏联小说《一本打开的书》,我真的有这个想法:每个人都是一本书。问题是你怎样通过文学创作的规律,把每个人的命运变成一本书。写作面对的就是这样的问题:我是一个说故事的人,要想办法用自己的方式把每个女性的故事说得引人入胜,有文学的色彩,这是我作为作家的一个使命。

我的长篇小说《和谁在阳台看日落》,有22万字,写到三个不同年代的香港女性的爱情命运。到香港多年了,该用一个有份量的作品对自己的写作做一个交待了。未下笔前我就想过这部长篇该着力于三点:香港的、文学的、女性的。小说扉页有个题解,“谁”、“阳台”、“日落”在我的解释中都是有喻义的,或说是有象征意义的,它们分别代表着心爱的人、富裕的生活和浪漫的情怀,我认为这是许多香港女性对生活和人生的真实向往。小说中的老、中、青三名女性应该都是我在香港生活里接触过的、听到过的甚至是我认识的一些朋友的形象,当然我不能把她们照搬进书中,这样就让大家有戒心,没有人跟我交朋友了。小说人物当然是经过艺术加工,也经过了很多艺术构思的。但是还是有人看了我的书说,你这个写的是谁谁谁。我当然一概否认,说都是我瞎编的,其实是有影子的。比如我这里头写到一个 “小白脸”凌浩波,大概就出自某香港名媛的风流故事。

凌浩波这个人物我是比较着力塑造的,他是某种女性的附属品,是一种消遣品。在一番挣扎后,他甘于被富婆包养,甘于吃软饭,他的思想和行为脉络是清晰可信的,他令人不耻,但又令人悲闵。我个人认为这个形象还是写得成功的。我们以前看过曹禺先生的话剧《日出》,里面就有一个叫“胡四”的小白脸戏剧形象,但小说里这种形象我见到的不多,或是我自己孤陋寡闻吧。

这种事情在很多香港八卦杂志里都会登。我写作的素材除了我身边的人和事,还来源于香港十分发达的媒体社会。这是个自由社会,你想知道什么,买一本八卦杂志就是了,里面每个故事都可以发展成小说。香港不少人的周末消遣方式,就是一包薯片,一瓶可乐,再就是一本八卦周刊,边读边吃边喝。我不主张沉迷八卦杂志,但是你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写作的素材。我自己也得益于香港这个传媒发达的自由社会,它让我认识了一些过去不曾接触和了解的生活,给了我一些新的文学思考和文学形象。

我一直认为,就命运来说,女性可能比男性更艰难,更曲折。因为女性身为一个多重的角色,既是女性,或者是一个母亲,或者是职业女性,你同时又是人家的女儿,是人家的妻子,多种角色集于一身,这给女性造成很多困惑和纠结。正因为这样,我觉得女性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她是比较丰满的。

我在这个小说里写到一个叫钟碧惠的女人,我对她寄予了同情。香港读者记住了这个人物,他们一说这本书就会先说到她。她就是一个新移民,但是她是通过偷渡去的。偷渡客是香港市民阶层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小说内地也有个著名的文学刊物曾想过发表,但嫌它太长,我也没有本事改短,就罢了。他们认为之前虽已有人写过偷渡,但我写的偷渡章节还是留给他们很震撼的印象。那些原始材料材来自生活。有几年我曾以县干部的身份下过几年乡,认识了很多知青。知青生活很苦,精神上更苦闷。当时想进入香港地区的人都有偷渡的想法,珠江边全是练游泳的人。他们有的是把吹涨了的塑料袋系成一圈,套在腰上游过去的。小说里的钟碧惠是抱着汽油桶漂过去的。这个细节来自于我读过的一篇文章,那里说陈独秀的女儿就是抱着汽油桶偷渡到香港,然后移民到美国的。一个女性要战胜命运,要克服胆怯,要鼓起勇气,为了生的权利接受各种磨难凌辱去偷渡,真是女性生命的一个强音,也是人物非常浓彩的一笔。

钟碧惠原来叫钟志红,是贫下中农女儿,并没有什么艺术的天分,就因为出身好被选去跳样板舞,这在当时是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就因为跳舞认识了香港画家陆天奇,又因为文革的是是非非很无辜地卷进了政治漩涡成为政治上说不清的人,她只能 “偷渡”投靠陆天奇。

我写完小说后和一个偷渡到香港的老同学吃饭,人家奇怪你没有偷渡的经历,怎么写得像那么回事呢?文学需要想象的基本功,在一些事实基础上加以想象,加以虚构,就写成了被很多人认可的章节。现在香港一所大学在搞一个研究偷渡的项目,是一个外国教授牵头做的,想采访那些偷渡过来的人,了解当年的年轻人今天的生活和想法。我想小说的这一段可以做他们的研究资料。

女性的命运和女性的形象不但是我现在,也是我今后要书写的主题。香港女性、特别是从内地移民来港的女性更该是我小说的主角。《和谁在阳台看日落》本来有个副标题,叫做《香港记事之一》,出书时出版社胡里胡涂的把它搞丢了。我还有不少未深挖或说是封存的写作素材,譬如“文革”。我想我的之二、之三免不了会有各种各样的男性走进来,这才是社会的整体反映。但我的主角比较多或者说比较大的可能还会是香港女性,作品还会写香港女性命运和女性形象,我仍会以一种文化“夹缝人”的视点切入写作,作品里的人物、故事必会在香港和内地两地游走,这是我写作的宿命,改变不了的了。

我就计老师所提到的如何看待写作、我在香港的写作、女性命运和女性形象这几个问题先说这么几句,算是开个头,就此请教在座各位。

小说研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温暖与浪漫的创造

计璧瑞:谢谢黄老师跟我们讲了写作的缘起,动机还有写作要表达的这样一些意愿,所以我觉得我们因此会更深入地了解黄老师的作品,下面请各位老师来发表一下自己的高见。

艾 尤:黄老师,您的长篇小说《和谁一起看落日》和中短篇小说集《我妈的老套爱情》我都看了,我觉得两部作品的风格还是相差很大的。

计璧瑞:我也有这个感觉。

艾 尤:首先说说这部中短篇小说集,其中有一篇小说叫做《绝望荒野》,写女性灵魂的游离状态。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觉得写得很有深度,也很有新意。不仅这部作品,您的其他作品也塑造了这种灵魂属于游离状态的女性形象,如《我妈的老套爱情冥想》中的母亲。我觉得黄老师通过塑造这些“灵魂出窍”的女性,写出了现代女性直面内心真实的独特生命体验,是黄老师以自身独特的女性个人体验,精准地把握了现代女性飘忽不定的内心,对这个女性群体彷徨而又无处诉说的精神状态作了精细刻画,其实,这些都是不愿困囿于现状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在现代社会中,女性的生命存在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一方面,随着性别的解放和社会科学的高度发达,让女性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与男性处在相对平等合理的起跑线上竞争。然而,当女性把自己的思想触角伸展到现代生活空间的各个领域时,发现商品经济的发达虽然取消了等级观念,但社会以男权意识为主导的控制局面并没有彻底改变。于是,在这种夹缝中,那些具有现代意识渴望改变自身命运的女性,成了特立独行的一群,她们的孤独位置造就了她们的“游离状态”,也成就了她们的“荒原意识”,既是女性与传统性别价值观决断的一种表征,也是对女性对自我角色重新定位的一种象征。这种“荒原意识”的觉醒,也是她们建构女性自我(本来就属于人类的一半)精神家园的最强有力武器。让她们不断进行心灵反思、思想觉新,思索怎样才能实现女性肉身与灵魂的双重破戒,如何找到女性的精神归宿,可以说,这些独特的女性形象体现了黄老师创作思想的实验性、先锋性特点。我觉得黄老师这类关于女性精神话语的书写,可以称作具有觉醒意识的女性“荒原话语”写作,是一曲现代女性的灵魂独舞,是现代女性建立精神家园和灵魂家园的主要标志,因为对于任何一个生命个体来说,灵魂的自由都高于一切。

黄虹坚:写时我未必很明确意识到这点,但你这么一说似乎还有那么点意思。

艾 尤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艾 尤:接下来,我再重点说说《和谁一起在阳台看日落》这部作品。首先,在这部作品里我看到了黄老师关于香港意识的独特书写。小说人物关系的设置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体现,读完了作品,我觉得可以画出一个能体现作者香港意识的人物关系构造图。在这部作品中,贯穿整篇小说的主要人物是祖孙三代女性:叔婆梁巧琳、养母钟碧惠(原名钟志红)、女儿陆盈秋。其中,叔婆梁巧琳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养母钟碧惠是从大陆内地迁移到香港去的。女儿陆盈秋的父亲陆天奇是一个长期在大陆内地四处游荡的香港画家,母亲朱诗菲则是一个生活在海外的清代格格的后裔,她生下盈秋之后就不辞而别,而陆天奇在妻子朱诗菲走后,也抛下女儿长年在外游玩作画。当年,是叔婆梁巧琳做主接纳了从内地偷渡过来的钟碧惠,钟碧惠后来成了陆盈秋的养母,一手带大了陆盈秋。黄老师试图通过这些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来言说自己的香港意识,以及香港人对于母国/殖民地的情感纠葛与矛盾态度。

另外,这部作品还谈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对接的问题。这部分作品非常难得的是,它淡化了商业都市社会的功力性描写,深化了真诚人情、美好人性的书写,这与其他书写香港都市的文学作品不同。在现代社会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的内心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出人头地和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开始转变,也导致了生命个体对人性与人情的淡漠。而黄老师却在如此高度都市化的香港,写出了这么纯美的人情、人性,很是让人感动。作品有几个地方都特别感人:如叔婆梁巧琳与卢卓铿的纯美爱情、年幼的盈秋为落难的碧惠拭擦眼泪的温暖、养母碧惠对养女盈秋的无私奉献,印度尼西亚女佣把雇主当母亲伺候等等•••••虽然,小说中的人物之间也有矛盾和冲突,但最后却是可以化解的,像苏依丽与陆盈秋的爱情之争。现代社会中人情越来越淡漠,这种对于人情人性的温暖书写非常有必要,这种情义的现代价值书写体现了黄老师的价值立场,这种价值立场我非常欣赏。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和女性形象都非常有特色,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有两个鲜明的目标,即经济目标与道德目标。其中,经济目标就是通过现代化建设获取最大的物质利益,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生活需要;道德目标, 就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追求物质发展的同时要有道义,不能通过尔虞我诈、彼此伤害来获取物质利益。也就是,现代社会只有义利并举才能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传统的儒家学说认为, 每个人天生就有求义或求利,或两者兼有的本性,在处理义与利的关系时,应当是先义而后利,唯有以义为本, 才能真正实现义利统一。而这部作品中的很多人物形象都具有此种特色,其中女性形象尤为明显,最典型的当属钟碧惠。一方面,她敢于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和事业,不受任何束缚,在个体精神层面具有现代女性鲜明的独立自主意识,具有清晰的女性主体性别意识。另一方面,她对于没有血缘关系的养女陆盈秋,却体现出了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取向,为了能供陆盈秋出国留学,甚至不惜卖掉祖传的玉佩。还有,陆盈秋也是这样的女性。而男性形象中,明太子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这些人物都是义利并举,但义与利相冲突时,则先义后利。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种义利并举在现代历史发展上是具有合理、进步意义的。

此外,《和谁一起在阳台看日落》还有关于女性与历史思考。在小说中,女性的命运与整个香港历史发展是相勾连的。作品中,三个主要女性人物,既是整个家族的承载者,也是香港历史的见证者、言说者和书写者。黄老师在作品中以一种“女性”的视角切入历史,从女性个体的本位立场出发,来建构历史中的女性主体。表达出了女性书写历史的观点:历史应该是充满人性的,女性同样是历史演进的主体。

王红旗:您读得很细,思考也很有深度。我在拜读文本时也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王红旗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基地主任

 
    特别之处在于,“以温暖书写悲凉,以坚韧书写苦难”。是以一个文化“夹缝人”的双重视野,通过描述香港三代非血缘母女迥然不同的爱与命运,构筑的一部香港近现代以来,半个多世纪社会文化变迁史。

因此,它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更蕴含着对内地与香港,传统与现代,本土与母土,移民与身份认同等等一系列关系问题的深刻思考、质疑与批判。反思当下香港被欧风美浸染的现代社会屏蔽了的人们的心灵困惑,情感孤独与精神焦虑。重拾当代人远离或丢失的主体自我与本色生命的整体性美善,从个体生命情感经验的更深层面,对人的世界,尤其是对女性心灵世界做出了自己“温暖”的诠释。她把表现女性爱与命运为主调的叙事与人物生活不同时代的历史细节描述,连缀成女性寻觅自我灵魂真相的历史长河。很多文化意向构成了香港社会历史的多重隐喻。

尤其是以香港“三代非血缘母女”为中心的家族史构筑,具有其独具匠心的象征意义。香港作为上世纪初的小渔村发展成为如今的国际大都市,多元文化杂陈,多色人种共存的人文生态,生成了冲突与融合、裂变与挣扎的精神气象。身居漂浮小岛的香港人失根的漂流心态,同时生成了寻根的灵魂渴望。黄虹坚生在香港,长在内地。受到非常良好的家庭教育,而且又受到了北京大学的正统的、经典的高等教育。因此她思考的面向会与香港本土小说家有不同。她怀着对母土的敬畏与本土的深情,把香港特有的人居生态比喻成“三代非血缘母女”组成的“一个家”,来演绎香港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阐释女性无论是在生存世界还是情感世界坚守本我主体的至关重要,隐喻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现代化进程中坚守本我文化的重要性。当然这里的“本我文化”是形而上的女性文化,是文本中多种异质文化由外之内的撞击,生成的以关爱伦理为核心的“择善而从”的人文大气象。这就是一位文化“夹缝人”独到的创作视野与智慧。

艾 尤:这部作品还有一个优点,虽然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女性,也很深入地探讨了女性问题,具有很强的女性意识,但这种女性意识不是通过强烈的性别对抗来凸显的,写得很温婉,很有人情味。进入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受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影响,当代中国女性文学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都书写了两性世界的对立,通过女性与男性的性别对抗,来展现女人由他者、次性身份到具备作为人的主体性要求的全部历程,表达女性对自我认识、自我实现的追求。虽然这部作品也探讨女性的自我实现问题,但却是通过人性书写来完成的,这使得作品的内涵更为丰富,对问题的思考也更有深度。所以,我并没有把这部小说完全当作女性小说来读。

王红旗:因为,她把女性意识与家国意识,甚至更高层面的人类意识融在了一起,文本形成了一种如“阴阳鱼”的流动与对话。

艾 尤:对了,在此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黄老师,《和谁一起在阳台看日落》中“玉”具有什么独特内涵吗?因为《和谁一起在阳台看日落》中钟碧惠(也叫钟志红)这个人物及其经历,让我想到了聂华苓《桑青与桃红》中的桑青(也叫桃红)这个形象,而且这两部小说都有“玉”这个意象,但同样是祖传的“玉”,我觉得对于两部作品中的两个女性的意义却是不一样的,因为她们得到“玉”的方式不一样,失去“玉”后的状态也不一样。

黄虹坚:碧惠对母亲是非常依恋的,那几块玉就是她和母亲的全部联系。玉没有了,她和母亲所有感情血脉的关联、牵挂也都消失了,这些关联牵挂是她历尽感情挫伤后,找到的最后的精神依托。玉被马克偷走之后,碧惠的精神支柱一刹那间就崩溃了。我未必像艾老师想的那么深,“玉”在我的小说里就是一个表现人物、推动情节的小道具小细节。这也是来自于我听来的一个故事,有人跟我说过他们家的玉是怎么怎么来的,跟我小说写的一样,当时听了没有反应,到写小说时却自然用上了。聂华岺的小说我没有读过,但经艾老师分析,两名女作家对玉的理解还真有点不一样。

艾 尤:请问在您这部小说里的“玉”是不是代表了一种中国文化传统,您希望中国文化在香港这个地方能够很好的传承下去。因为碧惠的两块玉,一块为共养女盈秋读书卖了,另一块被马克偷走了。在玉被偷走了,碧惠就疯癫了,这是不是代表“玉”作为某种文化承载,是碧惠内心的精神支撑。碧惠对待“玉”的态度也体现了您对待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也是您香港意识的一种体现。虽然您出生在香港,但您是在大陆长大和上学的,这使得您的香港意识与土生土长的香港作家不太一样,相对而言,您对大陆和中国文化的依恋感更强烈一些。

黄虹坚:应该是这样的,你分析得很有道理。

艾 尤:我在作品里还看到了您对宗教问题的探讨,作品中的人物有信各种教的,您是不是想以宗教为切入点来谈文化融合问题。

黄虹坚:各种宗教对人的死亡都有一种态度,通过那个场面能够反映出来。那一刻基督教是喜乐的,佛教是祈祷永生的,伊斯兰教也有自己的方式……各种宗教反应都不一样。但死亡对各种宗教来说都是一个重大题目,那一刻表现了他们的态度。如果说那个场面体现出一种宗教文化的共融,也是我内心意识一种不经意的流露,或许我内心真有这种向往。

艾 尤:另外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所涉及的男性形象反面的比较多,但女性形象则是正面的较多。

黄虹坚:很多我没有想到的你都点到了,回去要好好思考一下。

王红旗:其实,很难用“正面”“反面”来概括这部小说的形象塑造。这部小说的男性塑造,都是由三代女性牵引出来的。只能说有的守住了自己人性的善,有的在被物化中迷失,有的被物化成塞满物质的“空心人”。先说小说里的母女三代,她们不存在任何的关系,但是命运让她们相遇在陆家的小红楼里组成了一个“家”,在超越血缘的亲情温暖与冷漠,爱情与伤痛的自我生命体验中体验不同人生,寻找自我灵魂的情归何处。其实,人生在于体验,人的生命质量也在于体验,有体验才有反思,有反思才会成长。三代人的灵魂自省的挣扎浮沉,表现出人类的内在灵魂,的确存在着追求崇高,善良人性的坚韧的意志和本我的生命力。

一个人的人性,一方面是有社会文化塑造,另外一方面是本我生命力。所以我觉得母女三人有不同的经历,但是,实际上小说让她们的心灵相互映照,体现她们灵魂里那种渴望阳光和温暖,渴望善良与崇高的共同的心灵底色。三代人的情感理想在小红楼夕阳光耀下的阳台真的相遇,而位置的“虚空”有隐喻更丰富的内涵。我相信人本性善,所以我才有这样的解读。

奶奶(叔婆)是中国传统爱情观念的“坚守者”。她能够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绝不放弃自我,择善而从,是很不易的。我们这个时代,现如今容纳了太杂乱的生活、情感方式,从封建落后、腐败原始的,一直到现代的、前卫的,甚至是极端先锋的。灵魂能够不放弃自我坚贞的爱情,对这样的传统信念如何认识。我们不要做一个很狭隘的民族主义者,那么在全球化语境下,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人类文化建构的整个大构架下,应该有一中择善而从包容心态。我在思考这部小说的深度。写奶奶(叔婆)相信真爱的宁静心灵对孙女陆盈秋的影响,撕开被女性追求事业、丧失感受爱的能力所遮蔽的情感困惑真实心理,她由遭遇背叛而不相信爱情到相信爱情,对爱情的期盼,更深层的意义在于表达,其实传统和现代的文化观念是可以互相慰藉的,取其精华就会丰富自己。

母亲钟碧惠是生活、情感的“迷惘者”。她在偷渡香港之前,虽然经历了跟陆天奇的一段情感,一夜真情。实际上只是对钟碧惠而言,仿佛是一夜真情。对陆天奇而言,他只是发现了钟碧惠还是一个处女才有了性爱的激情。其实陆天奇是用这位“处女”来疗伤的,他之所以激情山水寻找刺激,因为朱诗菲对他的灵魂伤害太深。而且钟碧惠还有着隐隐的私心,我可以通过这个香港画家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如果说她与陆天奇的情感还有那么一种天然的女性野性的真爱的话,当她成为香港都市人的时候,跟那几个男人已经是没有一点真爱了。都不是真情。她跟顾先生完全是相互抵御都市的灵魂“寒冷”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互的身体取暖,极端快速的都市生存节奏里,用性去填补或者发泄压抑和寂寞。她跟前面的汤东尼,更是绝对的功利主义,先骗她的玉然后卖高价只给她一小部分,而她想巴望着依靠他实现发财梦。他们两互为功利的。跟摄影师马克的同居,是她有了一定经济基础的时候,是对香港的那种富婆和阔小姐包养“姑爷仔”时尚的效仿。

一个迷惘者是找不到回“家”的路的,所以你就把她写疯了。因为,她在生存、金钱和欲望的驱赶下,不仅透支自己的生命,而且忘记自己灵魂真正的需要,已经失去分辨是非和善恶能力,在数次情感欺骗的极度焦虑中导致精神分裂。但是她的精神分裂,不完全是男权文化的性别歧视,更有自我深层意识的原因。是你的仁爱还没有让她完全发疯,或者不忍心让她完全发疯。让她最后若有所思的听了叔婆和陆盈秋的对话之后,她走向了阳台,好像她明白了自己要到阳台去看日落,这是很感人的。但是,她的灵魂不可能找到原初的家了。

陆盈秋是一位当代年轻女性的“迷失者”。犹如暂时的迷失了前进的方向。“迷失”是可以找到回家的路的。因为,她的敏锐、自信,和她善于自省的意识,坦然接受前面两次恋爱失败的事实,尤其是对奶奶(叔婆)坚守爱情温暖的一生有所感悟,她希望能够找到真爱,永不放弃对真爱的寻找。所以,母女三代的情感理念和行为方式,本身就形成了一种传统和现代不同爱情观念的较量。其实,你以爱对于女性的灵魂的意义的不同的个体生命经验,诠释爱对当代人类不可或缺的价值。从内在自我的层面讲,她们的爱虽然没有终极答案,但是命运却是自己灵魂播种的因果。这是小说里非常了不起的发现。人类渴望得到异性情人的温暖,是人性使然还是性别使然?是应该肯定还是批判?什么才是理想的爱情?什么是现代文明的真谛?我们应该深入思考。

说到蔡夫人这个形象,几年前批评家张惠敏写了一篇香港的调查报告《城市阴影》,香港富婆包养“男妓”成为一种现象。尤其小说里谈到的辜小姐、蔡夫人包养“姑爷仔”,一个是因为没有找到爱情婚姻,一个是为了“以牙还牙”报复丈夫的“婚外情”。这里提出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女性经济地位崛起,有了钱之后,应该如何建立健康的、崇高的性、爱情与婚姻的关系。

这其中男性形象陆天奇的忏悔意识,卢卓铿的灵魂深处对爱的坚守,都是社会现实生活里男性应该具有的优良品格。比如,小说开篇香港流浪画家陆天奇遭遇地震生命意外死亡的最后一刻的灵魂忏悔,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从而揭示出一个男性自我人性救赎的可能性。又比如,遵照奶奶遗旨的“海葬”仪式举行后,卢卓铿得知此讯“第一次”流出了眼泪,问女儿巧巧“咱们这儿也能海葬吗?”而坚信“海水是相通的”。显然,卢叔公为女儿取名巧巧是为纪念与奶奶(叔婆)永不忘却的爱情,“海葬”期盼着两个爱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还能相遇。相信坚贞的爱情亘古不变。从某种精神意义上讲,坚守住爱,就守住了家园,守住了灵魂的根。并从更高的哲学层面提出,人的肉体生命是有限的,灵魂深处真爱的能量是无限的,是可以超越时空、生死的存在。因此,奶奶(叔婆)坚守“有爱就有了一切”的爱的哲学,可以说是对偏执的现代性的一种反思与批判。

王 琳:有一些想法不是很成熟,首先刚才黄老师说的一段话里面感到有一些感触的,比如说您说,您平常的爱好,比如说别人喜欢打麻将,但是您喜欢通过写作来对自己的空闲生活做一个充实,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按我来说是一种非常感人的想法。现在年轻人娱乐表面上是很丰富,但是精神是很单一的,今天有空了可以出去看电影,出去玩其它游戏,现在因为你有一台电脑,这一天完全不用出门,可以干各种各样的事情,同样是用电脑您写作,您看一本其他的书,都比打麻将那种没有对生命的宽度有任何延展的方式要好很多,所以这是我刚才听到的一种感动。

因为我跟计老师,也是对台湾文学也有一些研究,我看了对城市风物有一些感触,写香港的写橱窗或者写咖啡这种很细节的东西的时候,我会感觉有一种互相融合的感觉,很多写的很流畅的作品,都会有人物和大背景的融合,黄老师这本书也会让我有这种感觉,很能融入其中的感觉,其实我在看不同城市文学或者写不同城市人的性格的时候都会有一种互相照应的感觉,我们说香港文化,现在的全球化发展到这个地步,实际上也不能说一个城市文化是很单一的,都有不同的,比如欧美,比如说东洋这种会有一种不同的融合,可能香港是我自己的了解不是很多,但是我感觉应该说英国的文化有一点的遗留,可能因为商业性又比较强,有生意人的精明,这种精明相对来说他在做一些日常生活的时候,做休闲的时候会有很精致的感觉,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反观再看台湾文学的时候,它经过日本殖民的一段历史,所以它会有日本的那种雅的文化,它又有一种台湾本土比较朴实的文化在里面有融合,我想问一下黄老师,不知道您在人生当中,去过一些不同的城市,对不同城市的女性性格有怎样的看法?

第二个问题我对作家的生活状态有一定的兴趣。我原来看过郑渊洁的书,他的书里讲了一个作家的故事,他可能会十天什么都写不出来,突然有一天就会文思泉涌,写的时候会不自觉地非常激动,或者为作品中的人物而哭了,这样的感觉?

黄虹坚:谢谢你。我在内地生活过,如今在香港生活,这些年也到各地旅游,西方、东方各个国家也跑了一下,但只是走马看花,并未交到西方女性的朋友。到巴黎也去探望过一些朋友。那里有我一个师姐,有开放开革后出去的新朋友,也有几位从外国回来读书、又出去巴黎定居的旧朋友。我去看过师姐两回,她是很有故事的一个女性。我和她们交谈,了解过她们的生活和想法。她们在西方生活三十年了,但在女性共同关心的话题上我们可以谈得十分和洽。也读过一些反映西方女性的小说。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文化背景成长的女性,某些想法是可以相通的。我们想象西方女性非常开放,在性、婚姻、家庭方面离经叛道,特立独行。其实很多西方女性都是很好的母亲,很好的妻子,或者是很好的职业女性,女性成长当中有些追求是共通的。对西方女性我大致是通过新闻、文学了解的。我觉得不同文化背景成长的女性一定会有相异的特点,如对公民社会一些论点的认定,发逹的、发展中的、较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彼此就会有较大的差异。在思想表达方面,西方女性和男性一般锐利、清晰和丰满,所以才会产生像《第二性》这样的著作。

上面谈的只是我的一些感觉。

我接触过台湾的女性,觉得她们的谈吐、举止都比较优雅。文化革命摧毁了我们作为知识女性的很多特质,包括我们彻底放弃了对优雅的向往。我近来越来越觉得知性、宽容、淡定、优雅应该是知识女性的一种姿态,文化大革命摧毁了我们对这些素质的认可。“文革”留在我身上的余毒还未排清,到现在一说话还是张牙舞爪的,有时也想收敛一下,要彻底去掉却难了,但我还是愿意努力去追求。

台湾女性我接触过一些。我觉得她们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比我们内地,比香港全面。我对台湾人印象不错。第一次去台湾是为《湖草萋萋》领奖。那次大陆得奖的是刘恒的《秋菊打官司》。这戏张艺谋拍了,巩俐演的。我出生地是香港,一到香港身份证上就是三颗星,表示是永久居民。新移民则要住够七年才能换三颗星的身份证以示是“永久”了。当时我在香港还没住够七年。台湾当时的入台规定远不像今天那么开放,规定赴港香港人必须住够七年才给发入台证。当时我特别想亲自去领奖,跟台湾新闻局职员表达了这个心愿。她和上司商定后说那好吧,我们为你实施特别的方法,根据“大陆人士赴台领奖办法”(当时已有不少内地作家的文学作品在台得奖)的政策给你发入台证。我们把入台证传真给你买机票,再把正本放在机场我们的办事处,你下机后拿到证就可以入台了。我们大陆机构碰到这个情况,可能就会简单地跟你说“不行”就算了,但是他们为了我这么一个个案,可以网开一面,找到一个通融的办法,体现出人性化的一面。

第二件事是我在飞机上,旁边坐了一个台湾中年男人,我现在还记得他姓范。他问我去台湾做什么,我说我是搞文字的,去办事。他告诉我他的父亲也是搞文字的,是《华侨日报》的编辑。我说你父亲不是该退休了吗?他说在台湾可以工作到70岁。萍水相逢的人他就可以跟我聊天,把他的家事告诉我。他待人非常热情,说你第一次到台湾吧,我带你游游台北吧。他还说他太太是军队的护士,我开始时有点戒心,接触下来那人挺实在的,也就轻松了。后来他果真开车来接我游了一圈。他从台湾到香港也来找过我,我请他吃了韩国烧烤。这例子说明就是萍水相逢也可以以诚相待。

当时的颁奖会,现任的台中市长胡志强来了,他当时管着文化,来了就跟大家嘻嘻哈哈。我印象中咱们内地官员外表看去都比较严肃板正拘谨,胡志强就像朋友一样和大家聊天、合照,给我印象很深。当时得奖的除了写《秋菊打官司》的刘恒(他来不及办入台证没去),还有张铁林,就是老演皇帝那个,他现在是南方一所大学表演系的系主任。还有一些是台湾的本土作家。胡志强来了表现得非常轻松,可以说是亲民,你就觉得这就是一个邻居大哥,老朋友,就是那种感觉。

我再讲讲台湾女性。当时接待联系我的是他们官方机构的一个女孩子,姓谢,刚从美国留学回来,跟在座的研究生年纪差不多,也是非常周到的一个人,跟你说话那个温柔,那个细致,那个面面俱到地关照你,我顿时感觉到自己粗疏的一面。在这样形象面前我曾反省:到底是什么动了我们内地知识女性的优雅和斯文?真有点自惭形秽。我们说话的风格,我们的用词,都和优雅斯文有些距离。

第二个你问到写作状态,还是鲁迅那句话,写不出来时不要硬写。真是有写不出来的时候。在香港糊里糊涂投稿根本很少有人看的,但我还是有一些杂志约个三五千字的稿,规定什么时候交,那就没有办法要硬写了。我有一个特点,坐在电脑前面,跟文字一建立起沟通,下面就顺了。较大容量的作品也有很多时候会写不下去,对人物的命运,故事的走向把握不定,僵在那儿了。我有一个毛病,写作时没有提纲,怕限制了思路和灵感,于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也有的作家写作大纲写得极其具体细致,大纸小纸贴得满墙都是。但我就不是,我不写提纲,只有一些基本人物的构思和故事框架。我觉得我自己有时很麻烦,原来这个人物是这么想的,但写到后来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但我也说服自己,这也是某㮔作家的写作状态,托尔斯泰开始时也没打算让安娜死,但最后她不得不死。作家对人物的命运不是事先都想透的,随着故事和情绪的走向,最后可以改变初衷,写出人物真实的结局。

我的写作状态还好,不至于写不下去。稿子没有期限时,写不下去便坚决不强迫自己硬写。我的大作品起笔作多在秋天,秋风是凉爽的时候,每到秋天我的创作意欲总是很充沛。我的小说多和秋天有关系,我笔下的秋天写得特别美,这跟我自己出生在秋天也有关系。

我很讨厌的还有一点,有时候写小说开了一个头,把它存起来自己忘了。到时候又起了叧一个头,写着写着感觉似曾相识,原来曾经构思过的,但自己忘了。我的下一部就开始试着弄一个提纲,别这个人前面死了后面又复活了,还是得有一个提纲牵引。好在现在也很方便,在电脑上写一个提纲存起来就是了。我觉得我整个写作状态还好,写时也会被自己的人物感动,写着写着会眼眶一热,会流泪,但不致像法国福楼拜,写到包法利夫人死时会掩面大哭。《和谁在阳台看日落》的结尾,我不论读多少遍还会自我感动,有一股淡淡的哀伤在心中缭绕,有时还会叩问:这些句子是我写的吗?我能写得出如此感性的文字吗?

这么说不知道能不能回答你的两个问题。

艾 尤:《我妈的老套爱情》和《和谁一起在阳台看日落》中,您都写女性的灵精神游离状态,您为什么喜欢写女性的这种精神状态?

黄虹坚:我是一个人格比较分裂的人,但是我也是非常传统的人。传统的教育培养出很多价值的判断。但是到香港之后,面对种种社会现象,有时你会很困惑,我经常在挣扎当中。比如香港的政治、文化生态,它的现状就让我们每天都处在一个选择当中,到底我应该选择相信什么,我应该持怎样的观点,我怎么跟我的学生说,跟我的朋友说,几乎每天都在挣扎。其实在很长的时间内,我都在选择。有时为自己选择不来而沮丧。这部作品《绝望荒野》或许是反映了我那样的心态。许多人都以为我这个人很乐观,看东西很明朗。我说你们不知道,我心灵深处有非常晦暗的一面。有时会不知道自己是谁,会问自己所做的一切有意义有意思吗?将来又该怎样?这或者就是纠缠在哲学的三个命题上了: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想不透时就会怀疑自己,一怀疑自己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自信心就被打到零点了。很多时候我也会在那种心态中写作,会觉得很沮丧很灰暗,有那样一种情绪状态。

艾 尤:我看到却不是沮丧和阴暗,我看到是女性自己内在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正如我前面所说,是女性独立精神意识的一种呈现。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思想“走神”,这种思想“走神”说明她心里有很多的个人想法,比如:老妈面对妹妹与丈夫对自己的背叛,她最后那种方式处理非常出人意料,她表示理解并宽容,《绝望荒野》中的女性也具有这种特性,这种女性形象不落俗套。我反而觉得您对女性“走神”的这种书写很有深度,写出了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需要有独立的时间和独立的空间,都要有能静下来思考的空闲,这与性别无关。我觉得对人的这种状态的书写挺好的,这是我们每个生命个体都需要的一种存在状态。另外,我想问问您作品中人物关系设置有何特殊用意否?同样写香港,您与其他香港女作家相比有何不同?

黄虹坚:我觉得你得认清自己。很多香港女作家那么写,因为她们是香港土生土长的。我虽然是香港生的,但是多年在内地生活,到香港需要寻找身份的认同,你要告诉自己你是香港人,又要告诉自己你不是百分之百的香港人。因为你的很多想法,你的生活习惯和情趣,跟很多香港女性不一样。香港很多中产女性,五十岁左右在经济上早就“上岸”了,她们炒股炒金、打麻将、逛公司、喝茶、旅游,话题多是家庭、儿女、社会八卦。在茶楼喝茶时,我爱竖着耳朵听邻桌的交谈,他们谈着八卦杂志的内容,添油添醋,就像曾藏在人家床底下偷听似的。所以我常说香港的市民文化甚为发逹。我则对这种文化持观察、理解的态度,有时甚至会有距离感,在文学上我更认同以前认同的东西。香港现在已有几个像我这种背景的作家,香港文学比较重量级的作品,我觉得有一部分将由这部分作家完成。

香港不少作家基本上是在香港非常小康的环境成长的,他没有经历过命运的跌荡,包括内地历次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包括生命的生死历炼,他们对这些没有切身感受。他们多写一些日常生活的小矛盾、小情感、小可爱,女作家尤其是这样。他们把那些东西写得要死要活,不就那么一点“茶杯里的风波”吗?再晃荡也是供消闲的文字。我有这样的感觉,有的作品即便涉及时代,如反右、文革、反贪、和一些少数民族的关系……都停留在表层,脸谱化和概念化,加上文学修养和才华的限制,作品的可读性真是不太高。

有一名作家这些年把生活的窝都挪到北京了,连续写了几本带政治色彩的小说。我想说我们这些经历了很多政治风浪的作家,写时反而躲开正面表现政治,因为在文学创作上这并不是个高招,我们更愿遵循文学本身的规律。他们却很想全身心投入。当他们以一介香港人的文化深陷内地题材时,其实只是停留在图解和玩弄文学技巧的档次,他没有办法写出精彩来。他们笔下的文化革命和内地政治,在我们看来就全不是那么回事,只是一种思想大于形象的产物。这在文学上是失败的。虽然也有些香港作家的作品被改编成了电影,但别忘了内地电影人的介入是相当深切的。

香港作家真是分几类的。女作家的成长环境应该是比较小康的,她们所碰到过的命运的折磨跟内地一些女性和作家相比,相对来说比较少,磨难也是比较少和小的。但是他们对写作方法的研究比较着力,会注重一些技巧性的东西,这也是香港文学的一个特征。一些拥有固定读者群的香港女作家如亦舒、张小娴还在写,但有的如西西已减产;从北方移民到香港的一批女作家近年也不像先前那么活跃。还有一些是更年轻的香港土生土长的一代,像谢晓红、韩丽珠,在文学上还是有些自负的。谁能够成大气候呢?都只能拿作品说话。我觉得从生活积累来说,从文学营养来说,从文学才华来说,一些北来作家可以寄以希望。

最近有一部香港作家写的预言体的小说《盛世》,你们读一读。我读香港作家的作品,总觉得在文学层面上得不到满足。《盛世》里有太多的《1984年》的影子,深陷政治,预言某一种政治形态的发展终结。我自己的文学不打算正面承担这种使命,但这种题材体现着某类作家和读者的兴趣,有生的权利。

不过我也常想,被各国一百多名当红作家选出的“最喜爱的作家”托尔斯泰,他的《安娜卡列琳娜》、《复活》写了什么政治?但那是不朽之作,他为我们留下的是人物,也就是文学的灵魂。

我只是谈一点皮毛之见,不代表对香港作家和《盛世》的批评。我读不少香港作家的小说,主要是在文学层面得不到满足,文字啊,表现手法啊,人物啊……在我看来都有值得提高的东西。比如被评价得很高的小说里,就有这样的句子“中国人的心态提高了”这不是错病句吗?香港作家中文能力的不足,与香港中文教育的长期被忽视有关,所以他们的作品少了一份文字的韵味。我也受不了一些小说大段大段的对白,文学手段也太单一了。我自己追求是一种比较全面比较丰富的文学,有人物,有心理,有象征意味的,我希望小说能在方方面面体现出“文学的”或是“新文学的”,我追求的是这样的综合体。

艾 尤:作者的创作和评论者的想象,某些方面是有距离的,但某些地方又是很贴近的。在您的作品中,我不仅看到了您游历的经历,您去了意大利的威尼斯,这都是我读您的作品后发现的。我还看到了您的阅读经验,包括您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和理解,这些在您的创作中都有体现。

黄虹坚:你们也看到这一点了,我的人物最后是给人温暖的,这是我对文学的理解,或者不自觉就走到那一步了,我不忍心把人写得非常丑恶。这可能也是我在人物塑造上的一个局限。

艾 尤:我觉得人性很复杂,具有多面性。人性的善与恶并不是绝对的,同样一个人,有时对这个人呈现出善的一面,对那个人却呈现出恶的一面。

黄虹坚:我总想让人家记得住小说的一些暖色。刚才提到在巴黎生活的一个师姐,原来是高干子弟,经历过许多人生的跌宕,我到巴黎给她带了一本《和谁在阳台看日落》。半个多月后她打电话给我,说拿到书起初只是漫不经心地读,读着读着就放不下了,读到最后竟哭了一场。她是有故事的女人,我的读者多是有故事的女人,有故事的女人读了会有共鸣。作家本不该设计读者群,但下一本我要学着设计了。你们看我的阅读经验,受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影响非常深,我读那些淡淡哀愁的东西是非常动情的。有的读者说读完我的书一下子说不出感想,心里有说不出来的东西在缠绕。我说对了,我要的就是这个:潜移默化。

《和谁在阳台看日落》里为什么会写老一代的故事呢?香港这个社会真是有些健忘,香港在抗日年代是出了一批英雄儿女的。一些名校教师,什么崇德的、皇仁的,就是因为日本人侵略,他们感觉到民族受辱,抛下了原来优越的生活,投身抗日。现在香港很少人提到这批人。这批人投入了抗战之后,命运很自然就跟共产党联系在一起了。但是在不正常的政治年代,他们在共产党队伍里也永远受到排斥。所以我就设计了这样一些人物,想到他们就是一股暖流。这些人受过很好的教育,很人性化的一批人,国难当头他们义无反顾,勇敢投身到民族救亡的洪流里。我的小说应该为他们记上一笔,最初的构想是这样的。

艾 尤:在您的作品中,我觉得您最喜欢卢卓铿先生,这是一个正面男性形象,他在革命面前不像文先生那样,是叛徒。他是一个香港人,但您却把放到大陆生活,你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有什么独特用意吗?

黄虹坚:内地有一批来自香港的知识分子,我自己的表舅就是这样的,很温文尔雅的一个人,现在跟我说话时还不时来一两句英文。我爸爸也是这样。我为什么对男性有一些批判眼光,我爸爸太完美了。我爸爸会打篮球,会弹吉他,会说英文,会唱歌演话剧,会跳百老汇的踢跶舞。去世前九十多岁,让我们一起哄,还穿着皮鞋踢跶一阵。我小说里面有些英文歌,都是受爸爸妈妈影响学唱的。

我爸爸在吉隆坡的中学读书时,他非常爱国的老师把他和几个孩子带到上海读书,所以我爸爸能说一口漂亮的上海话。在上海读中学,读大学,如果不是日本人侵华,他会是一个很好的中学校长或者大学教授之类的社会角色。但时代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像他那样的爱国侨生,投入抗日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我不明白他们那个时候是怎么想的,读大二的时候,他的领导对他说,组织上需要你到广东中山开展抗日工作,他立马就抛下学业去了中山。这是那一代人的行为方式,我们没有资格批评他们,也没有资格否定他们,他们那一代人的选择是忘我的。

后来上面又把他派到叧一个地方做地下工作,我爸爸妈妈当时已经定了情,分开彼此不知生死,只是不时有人跟我妈妈说小黄很好,不用挂念。五六年就这么分开,苦苦相守。

我妈妈出身澳门豪门,大三巴后面曾有一幢他们家族的豪宅。后来她爷爷破落了,但她过的基本上还是小姐的生活,读的是圣罗撒名校。就这么一个大小姐,后来敢跟日本鬼子在战场上开火,在激战中侥幸活了下来。现在她腿上还有取不出来的日本人的子弹片。

也是因为抗日,有段时间她到了香港,在香港教小学,我就是她在法国医院生的,出生的时候爸爸被派到内地带抗日游击队去了。所以我的出生证上未起名,为尊重爸爸给女儿起名的权利,妈妈把名字悬空了,只填了一个黄BB的名。这也给我后来回香港带来一些手续的麻烦,这又是叧一个故事了。他们那代人的感情方式和理想选择,现代人都觉得有点奇怪,不能理解。但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尊重他们就是尊重历史。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特质,他们对理想的选择和追求就是这样的。

我爸爸是个技术官僚,手下都是建筑工程师、技术员。他在五十年代就已经穿西装上班了。那个时代穿西装是不是傻冒? 57年反右那个阶段你跑得了吗?后来虽没有划右,但从此就被边缘化了。但我从未听过爸爸为年青时的选择后悔。

艾老师问为什么要在《和谁在阳台看日落》写卢卓铿那么一个人,那是我潜意识里在用小说人物对那一批知识分子的致敬。我们香港那个时代,有好多抗日的好儿女,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人,应该在小说里为他们写上一笔。

小说还写了一个明太子,他是我接触的香港年青人的缩影,有的香港年青人比较单纯、友善、认真。我在公司打工时曾有一个阶段觉得和他们很难融合,但熟了之后,他们对我比较尊敬,乐意帮助我,对我非常好,常邀我一块儿爬山远足,烧烤唱K,甚至开玩笑说谁谁是我的干儿子。离开公司多年去教书,到现在我们还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电脑坏了,一个电话打去人就来了。明太子是我对香港年轻人的一个认可。

至于陆天奇,我抱的是一种悲悯的心情。我写小说人物,并没有非常明显的肯定谁,否定谁。我看人生是这么一个态度,悲悯。我觉得每一个人在他生命里都有值得悲悯的一面,包括我自己。因为人性是复杂的,可为天使又可为魔鬼,但人有时无奈,大奸大恶也罢,小奸小恶也罢,都是他自己左右不了的,这或就是命运了。所以我的人物会有一些暖色,就是出于这种理解,我希望给人的心灵带来一些美好。写肮脏下流的东西,非不能也,只是不为也。我的经历和教养,让我对生活的亮色总有憧憬,我就在这些亮色的晖映下,用悲悯的情怀来写人性的恶。

王红旗:我觉得,这部小说从叙述方式来讲还是与中国传统叙事方式为主的。并没有更多借鉴西方小说的结构或叙事技巧,小说在铺叙、直叙、倒叙中推进情节发展,并在与精彩细节的遥相呼应、侧面的环境描写中呈现人物的真实。而且黄老师说还借鉴了一些电影特写的表现手法。但是这种传统叙事方式与黄老师至深的悲悯,至深的仁爱之心的温暖语调,是非常恰当的结合。这种结合形成了传统和现代的文化博弈。尤其是对奶奶灵魂深处爱的人性的寻根,作者运用了中国传统的侧面描写即环境描写。比如,开篇以香港流浪画家陆天奇遭遇地震生命意外死亡的最后一刻,介绍三位女主人公出场。此时的灵魂忏悔可以说是最真实的。还比如写小红楼,小红楼窗玻璃的梅兰竹菊的图案,等等,历经六、七十年风雨,仍“坚挺着美人迟暮的傲骨和贵格”的小红楼,玻璃窗上是中国人崇仰的四君子花式蓝底镂空的“梅兰菊竹”,前面小花园里“高大状旺的白兰花树”,有着轻盈妙婉的嫩枝和二楼的“阳台齐头”,盛开的“娇小的白兰花”在宽大的叶片隙间,探头探脑,芳香吐翠,仿佛用勃勃生机来拥抱这个世界。 尤其是那块树下朝西刻着奶奶(叔婆)父母名字的、魂守家园的“麻石碑”,默默讲述着小红楼的主人,一家华人走向美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这一切在多元文化杂陈、洋楼林立的香港都市显示出别样的中国文化精神魅力。而这些象征华族品格的符码,是奶奶(叔婆)纯洁、包容、温暖、坚韧、母亲般的关爱的灵魂根基。尤其是小红楼的日落时分的阳台意境,在小说当中不能释怀的多次重复出现,每次重复都是一种人物灵魂的震颤。平静的、侧面的叙述,如海誓山盟般的震撼着现代都市人远离了爱的灵魂。而且,并不是故意安排在那里的。正因为是这样的,黄老师为自己小说的思想指向与结构框架,非常巧妙设置了“先验性”的悬疑起伏与叙事总体。这是有她自己独特想法的。

我想,这是你的大陆经验在回到香港这个“生我的地方”之后,您作为一个文化的“夹缝人”,对香港与内地的一种“距离性”写作,“距离性”写作比“在此山中”写作多了一种清醒与理性。

论坛现场

欧阳月姣:我对女性这方面挺关注的,可能是一直对理论比较感兴趣,读得也相对多,在理论上我是一个走到比较激进的程度,因为我当时本科有一个论文关于姐妹情谊,我是从美国的女作家艾丽丝•沃克的小说《紫色》里讲黑人女性主义,关注到姐妹情谊,然后也有一些狭窄的理解,比如说建立在同性恋的层次上,我关注的问题是姐妹情谊在中国的语境中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有一个很有特点的演变就是有女性家族史这样一个东西,现在很多女作家很爱写以女性为支点的家族史,包括《天香》这样的小说,这跟中国的文化有特别的联系,这是我感兴趣的地方。黄老师这本小说的话,也是可以看作没有血缘的女性家族史,对于情感的描述还是挺传统的吧,相对很激进的作品来说显得很舒服很温润的感觉。这本小说里面关于细节的描写也蛮好的,我们这一代人很大程度上受港台文化的滋养尤其是流行文化,很多东西为我们来说不是陌生的,包括消费、品牌这样一些东西都是我们所熟悉的,进入起来还是比较容易。

艾 尤:我看完这部小说以后,如果我要写一篇评论,我就把主标题取名为“香港都市文学中的田园风”,因为这部作品同样也写香港都市,但它的切入角度却与其他香港都市文学不一样,黄老师写出了另一种风格都市文学。另外,我觉得这部小说的叙事方式也很有意思,想请黄老师谈谈她的创作感受。

黄虹坚:我这种叙事方法是故意为之的,把一个完整的故事打碎了,各条线各自发展,一定时候又重迭交叉。这个叙事方法像电影的表现手法,在香港一些评论看来是比较可取的,这得益于我接受过电影教育,对蒙太奇有一些了解。电影从这个镜头跳到那个镜头,很多人和故事的表现都不是单线一气呵成的,有很多条轨道,它们会平行前行,又会交叉纠结,然后又会分开,到最后走向终极。但大家也可能看出来了,我的故事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结局,我希望我的故事是没有说完的故事,让读者参与每个人物命运的创作,你认为他可能怎么样?这是阅读里出现的现象,每个读者都会根据他们的阅历教养为人物设计一个结局。如果说有点什么新想法,我觉得就是这个:我不会告诉你结局,因为生活还在继续,这个轨道还在前行,哪儿会是终结呢?谁都说不清的,就这么着吧。

王红旗:很好。悬念也是对读者想象空间的拓展。我想说的是你整体写作中出现的一个“先验性”问题。你规定性的更多的叙述可能会使你的叙事非常流畅,但是,缺少人物灵魂交锋性的对话。比如,陆盈秋与凌浩波如此尖锐的价值观、爱情观冲突。也就是说,你的“先验性”成就了你,也限制了你。

三代女性对爱情有着截然不同观念所引起的灵魂嬗变。奶奶坚守灵魂深处的真爱,被思念与等待的爱温暖了一生,有点柏拉图精神之恋的味道。母亲到香港后游走在所谓的爱情与性欲之间,远离了心灵最需要的,却遭遇了种种欺骗。女儿在两位男友背叛之后不再相信爱情,却被奶奶对爱情的坚贞所感动,心灵被照亮。如果有更多贴近日常生活的细节,有着生死博弈心灵对话,引领情节故事、可能会有更深刻的思想、文化与人性的撞击张力。

艾 尤:应该加强不同人物之间的对话。

王红旗:这种对话,是非常能够体现小说生动性与生活感的。因为人喜欢看小说中的这些精彩。

艾 尤:林浩波这个人就很复杂,但对于他的复杂性的表现,更多的是通过您的叙述来呈现,关于他内心的独白,以及他与其他人物的对话却不是很多。若加强人物的对话,他与陆盈秋应该会有很强烈的交锋,这样更能凸显人物本身的性格特点。

计璧瑞:黄老师到后面写得急,黄老师想有更大的企图心,后面就是写的还可以再缓,当然这样篇幅会更长,黄老师特别急切想把很多东西交代出来,这样其实最后就只有叙述这样一个最简短的办法,我觉得后面有点急了。艾 尤:前面的铺叙多,故事进入的很慢,后面的故事就讲述的更快些。

郭凯旋:黄老师,您好。我的硕士毕业论文打算写香港小说,香港这座城市很复杂,香港的文学状况也很复杂,这正是我感兴趣的。就香港的文学环境而言,能够坚持写作的作家肯定缘于对文学发自内心的热爱,比如说陈慧创作《拾香记》还有董启章辞去大学教授的职位只为写《自然三部曲》,所以前面听您说您把写作当作一种生存方式,有一种对文字的依恋,我真的很感动,我想问您的是您在大陆生活了四十多年后再融入到香港社会中,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包括生活和文学创作,您所面对的最艰难的问题是什么?

黄虹坚:在香港最艰难的,是你必须要解决生存的问题。我在内地生存得很好。我在电影制片厂上班,不用天天去,一个月开一次会拿一次薪水就散了。到香港还要朝九晚五上班去养家活口。我刚到香港需要租房子,租了房子才把我女儿接去香港一块儿生活。那家房东很好,是上海人,但是生活环境很不讲究。我女儿嫌洗手间脏,不肯进去洗澡。她每次洗澡,我都得先把洗澡间彻底打扫一遍,生活当时非常艰苦。但我们这种人习惯吃苦,不苦反倒觉得生活不正常了,所以那些苦在找们看来只是小菜一碟。现在想起来真是艰苦的。房间很小,只能放一张小床,我就买了一个榻榻米睡在地上。租给你房间一般是“免炊”,也就是不让你做饭的,吃饭是很大的问题。后来房东让我做饭,让我很感激。这是香港人情温暖我的一面。但生活得非常拘束,我在内地己经有自己的房子了,到那边租人家房子住,这是很大的落差。男房东其实是老实人,晚上老不睡觉,看三级片,我起夜他还问我看不看,算是和我打招呼。到什么时候我觉得自己生活得比较像人了?就是我买了房子之后。所以我非常理解年青人对房子的渴求,我买了房子就等于精神上有一个自己的家了。

我到香港之后,自问是很勤奋的,上天也给了我一个比较好的身体。那时我打两份工,白天在出版社上班,下了班我到报社上班,报社下班是晚上两点,回到家都3 点了,洗洗就赶快睡觉,第二天赶去上早9点出版社的班。但是像王老师说的,有内地生活那么一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就都能对付了。生活本来就不可能一帆风顺,所以我没有怨天尤人,哭天抹泪。这过分的坚强就带来了我们的小粗鲁和男人气。后来有了自己的房子,觉得在香港生根了,安家了,女儿的生活也有规律了,才顾得上有点小情调。

我在小说里很强调金钱的重要性,这是在香港非常切身的一个体会,也是我一个很大的转变。在内地我动不动就说人家充满铜𦤀,市侩,清高得不行。但到香港才体会到香港人的一句话“钱不是万能的,没钱却是万万不能的”。没有财富的积累,日子和写作都是很难维持的。马克思主义说物质基础第一。离开这个就谈不上什么幸福,这个还是颠扑不灭的真理。

当然我也经历过打击。我原来在一家英资出版社工作,本来待遇很好,活得很好。但97之后生存环境变了,老板也学会整人了,出了一套书卖不好,他想让我背这个黑锅,我没答应。他就玩起了小心计,首先降我的职,把我降为普通编辑,还把这个降职文件故意落在打印机上,假装忘了,就想用这种侮辱逼你自动辞职。那几天我忙得要命,不少公司同事都纷纷来请我吃饭喝茶,但是没说有什么事。后来我才知道那份文件全公司都知道了,只有我蒙在鼓里。虽然经受了这个打击,但相信天无绝人之路,硬着头皮熬够了拿公积金的年限,当天就打辞职信。正打的时候,师姐打来电话,说我们大学在招普通话老师,你来不来?我除了持有两所大学的毕业证书,还考了国家语委普通话水平测试的一级乙等,有资格到大学教书。一星期后我就到那儿上班了。

后来我在一些场合常遇到炒我的上司,他后来也让他的上司炒了,见到我老想躲,我主动和他打招呼,心里充满了对小人物的悲悯。

除了教现代传意课程,政府也请我去当文学征文的评委,教育局会请我去上课,学校会请我去做阅读写作的讲座。各种课程,各种社会角色,让我有很多机会接触生活的方方面面。下学期除了普通话可能还会开一门课,谈阅读和写作。我准备讲经典阅读。我曾经开过一门儿童文学课,学生都是中小学中文老师,问你们读过什么名著,半天才有人说读过朱自清的《背影》,这还是香港中学4年级文学课的课文。阅读这个事在香港是可以通过作家的努力做得好一些的。

郭凯旋:香港回归的政治事件对你和香港的土生土长作家有影响吗?

黄虹坚:有影响,怎么做到人心回归是很大的问题。有的作家包括我,对内地香港事务的看法都是矛盾的。刚才我说了,我不会正面去写这种题材,但有的作家好这一口。有的作品预言中国的盛世,小说写出来,我感觉他对内地政治的认识有许多纠结和分裂。

艾 尤:这部作品中,关于母女关系描写是不是对这方面内容的一种体现?

黄虹坚:或者有这个味道吧。香港政治非常复杂,在香港政治现状面前,我是一个政治娃娃。面对这么一个复杂环境,要不断思考和选择,感情和理性在不断斗争。我们在感情上更多的是倾向内地,但也看到了内地某些歪风在香港的表现。我的写作和政治有一定的距离,我就不是写那种题材的作家。我常问自己,托尔斯泰除了《战争与和平》还写了什么政治?结论是他基本没有正面写政治的作品。但这并不妨碍他的伟大。我觉得既然很多著名的文学作品,著名的作家都不是正面去写政治的,我也效法就这么写下去吧。

江楠生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江楠生:文学创作我是门外汉。刚才听了大家的发言和讨论很受启发,学到不少如何去分析和评价作品的知识。黄虹坚是一位具有文学创作天分和极其勤奋的作家。只有具备了这两大要素的作家才能写出好作品。黄虹坚一生所获得的众多文学奖就是最好的证明。

黄虹坚具有讲故事的能力,在这部小说中,她能够把丰富多采的素材揉在一起,讲出一个个优美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又是随着香港社会的发展铺展开来。因此她笔下的人物不仅表现了对爱情的纠结,而且也向读者展示他们在香港为生存而奋斗的历程。这部小说既让读者领略香港的风土人情,也让读者看到了一幅幅香港市民,尤其是新老移民的生活画面。

故事讲得好有两个要素,一个是能讲,另一个是会讲,她能讲也会讲。为什么呢?要会讲就要有深厚的语言功底。黄虹坚文笔流畅,文字清新,优雅,脱俗,并融进了西方语言的风格。她的描述浪漫而不轻浮,表达准确而不呆板。读她的作品十分舒畅。她这种融汇中西的文字表的方式独具风采。当前港台文学作品百花齐放,她的作品在百花园中独树一帜,值得一读和探讨。

梅花香自苦寒来。她的良好文学素养,她对素材的广泛收集和科学梳理,是她几十年坚持不懈劳作的结果。日常中她既要挣钱养家,又要在工作之余从经典作品中吸取营养,提高自身的文学水平,还要坚持观察、思考、分析和积累所见所闻和所感。这种勤奋好学,视文学创作为生命延续的追求难能可贵。

黄虹坚生在香港,长在内地,受过良好的教育,亲历了文化革命,而后又回到香港生活。两地的生活经历,为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希望她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继续耕耘,多出好作品。

计璧瑞:今天我们的讨论非常热烈,所以也获益良多,因为都是前辈,我们只从北大来讲就是几代人,我觉得大家能在一起非常难得,更何况我们从中得到很多东西,意犹未尽,所以以后有机会我们最好再有这样的可能性,我们大家在一起再来探讨,今天非常感谢前辈,感谢王老师,感谢江老师,黄老师,感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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