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做的关于公民政治生活领域反歧视调查，也正是旨在通过客观真实的调查分析，全面了解该领域内存在的歧视现象，通过对这些现象包括典型案例以及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救济制度的研究和分析以寻求在法律上对该领域反歧视机制的合理构建。

一、 政治歧视标准界定

（一）调查报告的研究范围

“公民政治生活领域反歧视调查报告”作为“反就业歧视”大课题之下的子课题，本文将研究范围锁定在人大代表和公务员身上，这两种职业领域存在的歧视性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它不仅是一种就业歧视，更是公民平等参与政治生活的歧视。研究范围也涵盖了公民直接参与政治生活的形态（成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公务员）和公民间接参与政治生活的形态（公民行使选举权，通过选举的代表参与公共事务）。

（二）政治歧视标准界定

政治生活领域中的反歧视标准及其界定

政治生活领域的中反对的是“不合理的和主观的差别对待”，追求存在合理资格限制的机会平等，这是政治生活领域的反歧视标准界定。

（1）合理资格限制的必要性及怎样合理限制

参政权的这种能动性，首先决定了享有该权利的主体自身为实现对该权利的行使必须首先具备一定程度的独立意志或意志决定能力。一般认为法律是确认资格限制合理性的唯一依据，因为法律是民意的体现。然而，法律如何判定区别对待是否具有合理性呢？这是宪法平等权保护问题的核心所在。笔者建议引入德国公法上的比例原则，作为立法者判断某区别行为是否合理的标尺。比例原则一般包括三方面的要求,即适合性、必要性及狭义比例性。

（2）政治生活领域中的平等——对“机会平等”的理解

对于“机会平等”的理解存在着两个层次。这里不妨套用一下罗尔斯的理论来解释。 第一个层次是“机会的形式平等”， 第二层次的机会平等是“公平机会的平等”，又称为“机会的公平平等”。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政治生活领域中的平等首先要做到的是第一个层次的平等。第二层次的机会平等，有待于国家在其他社会条件保障措施上的跟进。

二、 政治生活领域歧视现象考察

（一）法律法规考察：整理与分析

1、选举权

2、《公务员法》

我国对完全不同性质的公职人员,无论是考任、委任、聘任人员,还是通过人大选举产生或任命的政府组成人员、法官、检察官,无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是政党、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均纳入《公务员法》的调整范围,显然是不符合规范管理、科学管理原则的。

首先,通过人大选举产生或任命的政府组成人员与通过考试、聘任产生的一般政府工作人员在职位和工作性质上有重大区别,对之适用统一的法律调整是不适当的。

其次,党的机关的工作人员与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要求是很不相同的,对党的机关的工作人员的考核不能适用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考核同样的条件,因此,将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纳入公务员法调整是不科学的。正是由于现《公务员法》在分类管理制度规定上的缺陷，使得公民平等参与政治生活领域，参与公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得遇到诸如政治面貌的区别对待，年龄、资历等方面的歧视。

在公务员录用制度上，本法第23条规定：“报考公务员,除应当具备本法第11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的拟任职位所要求的资格条件。”这就为一些政府部门制定不合理条件打开了方便之门。

在公务员退休制度的规定上，现行公务员法回避了对于男女退休年龄的规定，容易在实践中在成对女性的歧视。

3、《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

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实质上是一种与健康有关的任职资格,体检标准的制定应当严格遵循“与特定职位的具体要求相对应”的原则。

在现实中,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的体检标准的内容虽然不尽相同,但在形式上却呈现出了一些共有的特点。（1）实质上的统一标准制。（2）内容上的严格标准制。（3）要求上的必要条件性。正是这些形式上的特点所反映出的问题,在深层次上造成了歧视现象的产生。

（二）歧视现象分类及分析

从以上我国规范公民政治参与权的法律、法规（《选举法》、《公务员法》等）来看，并结合现实中公民参政权的实现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歧视现象，我们认为政治领域的歧视，可以分为公民在政治参与中的选举权的歧视和作为公务员的政府管理权歧视两大类：

1、公民选举权方面的歧视。公民选举权方面的歧视，主要体现为城乡公民“选举权四分之一条款”产生的歧视和流动人口选举权问题。

2、公务员领域的歧视公务员录用、任职领域的歧视主要包括身份歧视、年龄歧视、外貌歧视、性别歧视、健康歧视等。

（三）经典案例分析

比较经典的将政治生活领域中的歧视现象诉诸公堂的案例有两个：蒋韬诉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案和张先著诉芜湖市人事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