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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中国传统文化与大众传播
中国网 | 时间: 2006-08-23  | 文章来源: 文汇报

    

    由文汇报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南怀瑾先生“中国传统文化与大众传播”演讲,于8月4日在上海美仑大酒店举行。听众200余人,多数为两岸出版界和传媒集团的老总及文化界资深人士。南先生的讲座共四个小时,分为下午四点至六点、晚上八点至十点两场。本报现将这次演讲内容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在今明两天的“文汇讲堂”刊出,以飨更多的读者。

    缘起

    诸位先生、诸位女士、诸位老前辈(我看在座的老前辈非常多),很抱歉啊,我到现在,对自己一生的结论、对自己的评价是八个字——一无长处、一无所是。像讲课、演讲,我一生经过了很多,可是在上课、演讲的时候,每次有个感觉,好像一头牛被人拉到法场受宰割一样的,很紧张。问题是一次上课也好、一次演讲也好,不晓得给人家贡献些什么。

    这一次演讲,是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张耀伟副社长聊天时引起的。张社长的叔叔张尚德教授,是我的老学生。我告诉耀伟,新闻出版是很难办的事,现在整个的新闻出版界走到了一个困境,最好赚钱的是搞电视,但是手机、网络一出来,电视也落伍了,时代已经到了量子力学、信息科技的阶段,传统的新闻出版业受到很大挑战。我以前也办过报纸、出版,他就再三要我来跟大家讲讲。

    正名

    出版社现在怎么办?现在整个的新闻界、出版界都是一片混乱,前途怎么走?这是个大时代趋势的问题。这个趋势的前提,就是历史的演变,我是亲自经历过的。

    出版和新闻业现在有个名称,叫做“媒体”。我反对这个名字。以中国固有文化讲,新闻、出版不应称为“媒体”,这是外文乱翻译过来的随便称呼。做媒的,在中国文化像是令人看不起的,媒婆是两边骗的。出版和新闻或电台、电视台,怎么能叫“媒体”呢?我说他们是文化教育事业的先驱,具有领导和中介的功能。我们最近一百年来的文化非常有意思,多半跟着外国的文化乱跑,自己没有正名。

    新闻出版与文化教育

    新闻出版业和文化教育事业连在一起的,不要一提文化教育就是学校课本,那只是一点点,整个新闻出版都是文化教育的范围。

    最近,我为了中国的文化教育问题,在写一篇文章。我的话好像有点岔开了,其实还在本题上。因为中国150年来一切问题的根源,是文化教育问题。尤其现在的教育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每个小孩子很小就戴上近视眼镜了,而且给家长们逼得都快疯了。

    中国3000年以来的教育有一个基本错误,错误是什么?就是“重男轻女,望子成龙”,几千年来都是这个思想,现在还是一样,“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再譬如讲,中国宋代以后流行的观念“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我们那个时候很普遍。像我们出来,刚刚长大成人就碰到第二次大战,跟日本人打起来,我们坚持要尽忠报国,坚持要出去当兵,就推翻了那些观念。现在呢?我发现很多黄埔的同学,叫孩子们再也不要去做军人了,要做别的事。他们本身都是中将、上将、司令。我呢,把儿子送到美国西点军校学习去。我说这个世界再有几个一百年,也离不开“军事”。可是到今天,我们的教育还在这个观念的圈子里。

    推翻满清以后到现在,只有95年。我是刚刚推翻满清以后出生的,可是我开始受的还是清朝末年的教育。你们可以从这95年中的教育演变,研究整个社会演变的因果。

    有人碰到事就骂政府,我说你们不要骂政府,政府没有罪过。所谓“政府”,是文字上一个符号。政府机构是水泥木头建的一个房子,政府里头的内容是官员。这些官员哪里来的?不是政府生的,是我们老百姓生的子女培养出来,送进去做官的。他们做得不好,政府做得不好,应该骂我们自己,是我们没有把子女教育好,政府没有罪过。这是文化教育问题。

    我最近为了教育问题,忽然想到,中国三千年的政府、帝王政权,基本没有出过教育经费哦!回转来看欧洲史也是一样。中国的过去,读书人都是民间自学出身的。所以中国的读书人最标榜的是“耕读传家”四个字,一边种田,一边读书。任何的家庭,孩子们自己读书出来,或者在私塾读出来,三年一考,县里头考取了以后,叫秀才。

    譬如我小的时候,就是走这个路线。我们家里花钱请一位老师来教我读书。反正请了老师来家里教,就通知隔壁种田的邻居,孩子愿意读书就一起来吧,钱归我们出。他们也就送孩子来读书,然后就告诉我们家里:哎呀,我们的孩子来陪你们家少爷读书。我父亲说,既然请了老师来,也希望你们孩子一块儿读书。他说,我们孩子读书干什么?只要学会记账就可以了。当年读书教育是这样。

    我记得11岁时,我进了高等小学。这个高等小学,你们大概不清楚了,我告诉你们一个历史的经过。所谓高等小学等于现在的中学,里头已经有英文,还有教物理、化学的,而且住校。

    我非常希望办一个小学、幼儿园,学生最好住校。学生住校是什么道理呢?这跟古代的教育思想有关系。古代的教育有个目标,出在《礼记》,中国几千年教育的思想,有四个字——敬业乐群。这个“乐”字有几个读音,像广东话就叫“音乐”(音“音哦”),你说温州“乐清人”,发音是“哦清人”,这是唐代的国语,客家话、广东话是唐朝的国语。闽南话、福建话是宋代的国语。我们现在的国语是北方话,这是推翻满清以后,大概民国十三年时国会定的,也有一个经过的。

    中国古代教育的目标,四个字——敬业乐群,“敬业”就是好好学习学问,好好学习作一个人,学习人文,养成人格,再学习谋生技术,对学习、对行为、对工作要有诚恳敬重之心,不可以马马虎虎混的,不像现在这样;“乐群”就是培养在社会共同生活中的道德、伦理、礼节、秩序、能力,礼节就有秩序的作用,维护社会秩序和人际环境的健康。

    这是我讲当年进高等小学的事。因为我读私塾出身,国文很好,但英文、数学不懂,物理也不懂。因为家里的声望,我插班进去读,这个叫做读“新式的洋学堂”,洋化了。我只进去读了半年,就毕业了。毕业时第一名,背榜第一名,最后一名,呵呵。哎,自己不在乎,因为讲起国文来啊,比人家都好,老师都赞叹;其它的课我只读了半年,是勉强跟上的。可是从城里回到家,哟,门口站了一大堆人,还有警察,在那里打锣啊,挂红布啊,“南某人秀才中了”,呵。当时人的观念,如果高中毕业,算是举人了;大学毕业算是考取了进士。

    大家要研究,究竟“科举”的利弊在哪里?古代教育的经验在哪里?我简单提出来,给诸位介绍一下,怕大家不懂历史,希望回去多做研究。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

    因为如果不懂历史,中国未来的前途根本就不知道方向。中国历史有一句话——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要观察现代,要观察未来的社会政治发展的前途,必须要懂历史。

    我们现在的教育,对自己的历史差不多不清楚了。所以“观今宜鉴古”,“鉴”是像镜子一样看;“无古不成今”,没有前面,就不晓得后面。要研究前面的路是怎么走过的,乃至我们这一百年来是闹一些什么问题?今天的社会,发展到了一切向“钱”看,又是怎么来的?未来的一切是不是向“钱”看,还是一个问题。

    何谓“事业”

    所以我倒转来跟大家讲新闻出版的问题,扯开那么长,其实都是关联的。新闻出版不能局限在狭小的眼光里,是与整个文化教育事业连在一起的。“事业”也不是职业,《易经·系辞》中讲:“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是谓事业”,现在大家动不动称“事业”,其实都是职业。“事业”是要对全社会真正有贡献的,不是口说为社会,实际作“饭碗”考虑的职业。新闻出版业,如果要作“事业”考虑,必须从整个社会大文化大教育着眼。否则,就等而下之,免谈了。

    再谈教育

    我们三千年来的这个教育,政府几乎没有出过钱啊。当年我们民间教育培养子弟读书,是自己读的。中国历史上这些名臣、大臣,可以说都不是国家培养的,是民间培养,自学成才的。

    反过来一看,推翻满清到现在,学了近现代西洋教育的体制、文化,盖了那么多学校,感慨很大了……

    一个农村的家庭,边区的家庭,辛辛苦苦赚一点钱,给一个孩子读了高中、大学以后,永远不会回去了,都向都市里挤,甚至挤得更好呢,出国去了。出国以后,尤其现在都送到美国什么的。我在美国住了好几年,很清楚看到他们每一年的教育经费省了多少。美国人本身,一个高中毕业的人,自己拿着报纸看不懂,还问我们讲些什么。全世界尤其像中国、印度,最好的农村出来的优秀人才,考取留学,留学好的,人家给你吸收了,他用了全世界第一流的优秀人才,他自己的教育经费省了多少?!

    我们回转来看,自己难过了……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像我也是农村出来,17岁出来,几十年到现在,没有回过家,对家庭、对父母、对社会做了些什么贡献?目前也是这样,年轻人从农村出来,都变成这个情况了,所以说教育失败。当然不止如此。

    鼓励

    由教育失败又回转来讲,新闻出版事业是大问题,我办过报,也做过出版,这个出版和新闻的问题,必须要大家共同研究走一条什么路线。

    我先告诉大家两个现代的例子,出版界的商务印书馆,当年曾经出过两位伟大的人物,大家应该知道,一位是陈云先生,共产党里经济学专家,也是开国的功臣;第二个,就是王云五,后来作国民党的行政院副院长。两个人都是商务印书馆作工人出来的,他们都是自己努力出身,自学成才。

    讲这个现代的例子,是对新闻出版界年轻人,乃至全社会年轻人的一个鼓励。希望大家自立自强,在新闻出版事业、文化教育事业乃至其它事业上,不要交历史的白卷。

    再说上海当年的历史。前些天,还有上海电视台的制片人找我谈。我说你要拍上海的历史,上海近代的社会发展史第一个人是谁呢?第一个是哈同,南京东路的繁荣跟他有很大关系。后来慢慢发展到,同新闻界有关的,是《申报》的社长史量才。史量才开始也是送报出身,后来变成全国新闻界的第一人。结果呢,给蒋介石打死的。为什么?因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北伐,他反对。他说,“蒋介石有什么了不起啊,他有十万大军,我有十万读者。”两个人不合作,因此被行刺死的。

    人贵自立

    这些人他们怎么能够出来呢?四个字——人贵自立,他们不是国家培养,也不是社会培养,是自学成才的。

    我现在经常听到新闻界有个术语,任何一件案子发生,就说是“社会问题”。我说我也是社会的分子之一,这个问题发生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不是社会问题,而是家庭教育问题,不要推给社会。社会是个群众的团体,各有各的范围。

    谈起每一行,我好像都懂一点点。懂的原因,我只引用孔子一句话,“吾少也贱,多能鄙事”,人家问孔子“你怎么什么都懂?”,孔子说“你不知道,我因出身贫贱,很多下等职业也都做过,所以懂得很多事情”。我经常引用他这句话自勉。

    家谱与地方政治

    讲出版,我小时候看到修印家谱,我说中国有两大家的家谱是历史文化上特别的:一个是山东曲阜孔家的家谱,一个是江西张天师的家谱,这两家可以说中国三千年历史文化中特别的家庭,不过张天师的家谱不及孔家。

    家谱、姓氏,是中国人宗法社会的观念,比如龚家有龚家的家谱,南家有南家的家谱。这个家谱的流行,唐宋就开始了,一代一代这样。那么我们家里请修家谱的师傅,是专门作记录的,譬如说我姓南,生下来叫什么名字,读书的时候叫什么名字,有小名、乳名(吃奶的时候的名字),有学名,像我,现在叫南怀瑾,一辈子三个字,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那个时代很多人名字都改了,为了闹革命啊,怕被抓了,另取个名字代号就出来。写文章的则有笔名。修家谱就不行了,把这个名字、别号什么都写上,生几个儿子、生几个女儿、嫁在什么地方,都有。

    中国有几千年的家谱历史,家谱的作用非常大。这个家谱的宗族有祠堂,以祠堂为中心,管整个宗族,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公务人员来管。不过宋明以后,理学中禁锢人的部分,被政治用来大行其道,变成后来民间的反动,殃及了整个传统文化。

    要讲政治管理,宗法社会的经验很值得研究。中国几千年的地方政治,大家也没有好好研究。

    中国的宗法社会,以祠堂为中心,地方政治靠祠堂。那个时候好像没有警察,我们小时候都看不到警察,也不知道什么叫警察。你说要警察来管,那是个笑话。一个乡村里头,平安无事,白天门都是打开的,家里没有人都可以,有鸡、狗啊守门,没有警察,也没有什么“乡长”,像这些“长”的“短”的都没有,只有个“保正”,也叫做“里正”。譬如说我们南家那个地方,里正就是南家年纪大的一位老头子,或者驼个背、弯个腰,啥事都没有,他来做保正了。如果地方上一个鸡给人家偷了,算大事了,等于美国那两幢高楼被人家炸了,全村人都出来了,那不得了,怎么有人偷鸡摸狗的?我们是那个社会情况中出生的,当年的社会是这样安定,上海的社会也是这样安定,后来变化到今天。

    抗战救国

    抗战期间,我还办过报纸。抗战起来那是1937年,我们参与抗战了。我当年出来是为了救国,就变成军人了,我的身分特殊、关系也特殊,在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的边缘,在大渡河边,那都是我的范围了。这个历史故事非常有趣,我现在只讲有关新闻出版的事。

    我那时年轻,21岁就冒充四五十岁,留个胡子,学那个蒋老头子一样,一天到晚瞪起眼睛骂人。下面的土匪部队差不多近一万人。年轻人,带领这样的流亡之众,号召这些人怎么样来抗战,前方的兵源不够,我还要把这个部队送到前方去。

    我做那个土匪部队的总司令,开始觉得很威武,二十几岁站在台上阅兵,一立正、一答礼的时候,自己觉得好伟大,已经高与天齐,好像孙悟空做齐天大圣一样。后来就觉得不好玩了,所以看这些大领袖们阅兵,我就笑。

    我大概古书读多了,后来像《三国演义》一样,就想办法“挂印封金”,当时我是自称北汉王,自称总司令的,报纸上常常登我那些事情。我带一个参谋,一个侍卫长,写一封信摆在办公桌上,溜掉了,不做了。

    衣冠文物

    讲到抗战,岔过来四十年前的另一个故事。我的故事太多了,你们听得会乱,不过挺有趣的,你们就当听小说吧。

    四十多年前,我到日本去了,干什么呢?参与代表台湾的文化访问团,有四十多个教授,我是顾问,团长是何应钦——日本是向何应钦代表投降的。到了日本以后啊,只有我一个人穿长袍。我到外国有个习惯,到欧洲、美国、日本,都穿长袍,拿个手棍,朋友们笑我。我从二十几岁起,出来穿便衣就穿长袍,拿手棍,也因此占了很多便宜。

    到美国时过海关,从旧金山过关,我穿个长袍、拿个手棍。我听说到美国,从旧金山入关是最麻烦的,尤其对中国人检查最严。海关一看我这个样子,“哟,这个老先生是个什么人啊?”那么,我随行带了十几个大皮箱子,两大箱都是中药,因为我出门喜欢带中药,跟着我的人,生病了也好吃药,在外国看病看不起。我就穿个长袍,拿个手棍站在那边看着。我说你们去吧,行李通关完了我再过来。旧金山海关人员带一只小狗就出来,就向皮箱上爬,嗅来嗅去,一个黑人跟在后面,那个狗闻到中药味道了。

    那个黑人看到小狗这样,就问这个行李是什么人的?我站在对面,对他点个头,他知道了。他看了半天,把这个小狗拼命拉回来,就问我旁边一个学生,“他是谁呀?”那个学生对他吹牛,“你不知道呀?他是我们中国当代孔子啊,是你们国务院请他来的,他本来还不肯来呢。”“噢,是这样的。”就把那个小狗抱走了。他说,箱子里是什么?我说你告诉他,不是鸦片,是中药,如果有问题,两箱留在海关,等我走的时候,再回来带走。那个同学就把我的话翻译给他听。“不要看,不要看了,我知道了”。最后他就让我签字,12箱行李全都一起过关。原因是什么?穿长袍的力量,加上手棍,这条手棍跟我走遍全世界了。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基本的东西,四个字——衣冠文物。我们推翻满清以后,中国人没有自己的衣冠,日本人、韩国人还穿我们过去的衣服呢。我在日本,他们问我,和服好看?还是长袍好看?我说你的衣服就是我的衣服,你们这个衣服就是三国时孙权的那个,你们现在叫它“和服”,中国人也跟着叫,我说错了,那个叫“吴服”,我们江苏吴国传过去的,你们大家翻译错了叫“和服”。为什么中国人没有自己的衣服了呢?其实你查一查,民国时全国研究通过制订中国人的衣服,后来来不及推行了。

    我们曾经有五千年文化,结果到现在,没有自己的衣服、没有自己的文物,非常可悲的。

    我在台湾的时候,大家带外国人来看“故宫博物院”,外国人看了很惊讶。中国人说,你看,我们的文化!我说“少吹了,那是我们老祖宗的。”我们这一代中国人自己做了什么?拿不出来!外国人到上海来一看,看了说,“久仰你们五千年文化,认为应该很特殊的,结果原来是这样。”我说“对不起,我们中国人现在刚开始,重新在忙,这些洋房都跟你们学的。”他说,“学我们的还不如我们。”没有中国特色啊!所以这一代文化……我们这些青年同学们听了要好好努力啊,我们已经老了,不行了。

    新闻出版的道德责任

    绕这一圈,讲回来,讲到我当年在边地,挂印封金走了,到了四川宜宾。随行的一个参谋一个侍卫,从边区出来,天又热,半路生病了,一个是伤寒,很严重,我身上又没有钱了,这怎么办呢?我就跑到一家报馆里去求职。

    我把胡子也刮掉,到《金岷日报》报馆,在柜台前一站,问里面一个老先生,“你们报馆要不要佣人?”他说,“什么佣人?”“扫地端茶的佣人要不要?”然后他看了看我,“哎,你这个年轻人?”我当时穿一个中山装。

    他说:“你是下江人吧?”四川人叫我们外地人是下江人,已经很客气了,按照土话,就叫“脚底人”。

    我说:“对的,因为抗战逃难到这里,没有饭吃,想找报馆里扫地的工作。”这个老先生就看了我半天,“正好缺一个扫地的工人,不过我不能做主,你等一等,我进去问社长。”他就进去了。

    这个社长出来了,社长也穿一个中山装,很魁梧。他姓许,我对这个人特别感谢,后来变成好朋友。他出来看了我半天,“你下江来的?”

    我说:“对呀!”

    “你愿意做工友?扫地端茶的?”

    我说:“对呀,马上要个工作,为了生活。”

    “你现在就上班,我正需要一个人。”

    我说:“好。”

    我就进去柜台,把扫把拿来,整个的报馆有这样大,我大概一个钟头,把它搞得干干净净的。这个社长坐在那里始终看着我,我把地也扫完了,桌子也抹好了。社长说:“请你过来,你不是做这个工作的。”

    我说:“为什么?哪里做得不对?”

    “做得太对了,你是读过书的。”

    我说:“小的时候马马虎虎读过。”

    “会写信吗?”

    我说:“普通的信会写。”

    “你会写文章吗?”

    我说:“文章的话,就不知道了。”

    “你不要客气了。你不是做扫地这类事的。”他一边说,一边拿一张纸,“你随便给我写一篇散文什么的。”我拿起笔来一写,他说:“你不要写了,我知道了,我这里缺一个副刊的总编辑,立刻上任。”两个钟头,从工友升到副刊总编辑。

    这一下,我就扳竿子上了。我说,“报告社长”,我就站得很端正,给他行礼,“多少钱一月?”他就告诉我多少多少。我记不得当年的待遇了,拿现在比方,差不多三千块钱一个月。哟,我说:“那么高啊!现在我有两个朋友生病,等着要请医生,没有钱,能不能先借一个月薪水?”他说:“可以啊,借两个月给你。”这个社长,有气派!

    哦,我好高兴哦,回来请医生治疗这两个人,我就上班了。

    后来我还做到了代总编辑,非到午夜看完大样不可,看到天亮再回去睡觉。现在我习惯夜里工作,就是从那时候锻炼起来的。

    那个时候抗战,弄个收音机听国外的消息,德国打得怎么样?我们国内兵到哪里?好难收听到啊。我坐在前面写文章,排版的点个蜡烛灯、煤油灯,坐在后面一个一个字拿来排版,马上印出来给你看。那时三四个人就管一个报纸,抗战时候,好可怜啊,不过比邓小平同志当年用油印的已经好多了,已经算很进步了。

    有一天晚上我很轻松了,凌晨三点半,我说“都好了吧?”那个排版的领导是我的好朋友,姓萧,他说,差不多了,哎呀,还缺这么一块,那么大一块。我说赶快,把那个投稿的拿来看看,选一篇。结果一篇都不行。

    我临时想了一个办法,我登了一个征婚启示,我就是那个小姐,什么日本人打来了,我是杭州人,杭州、苏州出美女的,我逃难到这里,家破人亡,谁要娶我,什么条件……哎呀,自己很高兴。打一个广告出来,结果不得了,一千多封信,那些男的照片、生辰八字都有。这件事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们以前受的教育是“文人下笔很严重”,我的老师告诉我,写文章下笔千万不能写错一个字,“一字之差,下十八层地狱”。

    我是受这种教育出身的,这一下玩这个花样不得了,这一千多封信,你要回复人家,那些男的照片从哪里寄来还要退回给哪里。社长回来对我笑,说“你犯了一个错误——恃才傲物,新闻办报不容易的啊,不能恃才傲物,我看你怎么下台啊。”其实社长承担的责任更大。我后来想办法,又登了一条广告,说这个小姐到重庆,不慎坠到江里,死掉了。

    所以,后来自己一辈子忏悔。做新闻事业、做出版业,不能马虎,不能忘记自己是个文化人,文化人对社会的道德,对自己要负责,不能玩花样。

    我刚才提到上海的真正发展,应该从上海的人文发展史到社会发展史,从李鸿章时代开始到哈同,然后是虞洽卿、杜月笙,到史量才。那个时候上海最好的出版社是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号称“商务的书出来,有人找出来一个错字,任罚五元银大洋。”他们为什么没有错字?商务印书馆请了很多前清遗老学问好的来校对。我的经验,最好做校对的人比写文章的人水平高一点才行。自己校对不容易发现错误,因为自己一看都对嘛,其实有时候还用错了字。商务印书馆不大请青年校对的。最后一遍校对,倒转过来对,从后面一个字倒回来对,所以没有错字。这是老出版界的风范,后来才有中华书局、世界书局。

    现在,我们出版业的同仁出版的书很多、很乱。但是我深深感到,出版业、新闻业,这个道德责任没有建立。

    对做新闻的朋友来讲,现在社会上出了很多的案子,新闻记者在里头的作用很大。新闻记者本来是“言官”,好像“监察御史”的作用,现在实际什么都不是了。你看社会上有杀人的案子,现在新闻记者一写,把做案的过程描写得非常清楚。我说完了!这个报纸一登,不到三个月,同样的案子会出来了,教坏了。新闻有教育的效用。

    当然,做新闻的道理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所以现在碰到一个“人咬狗”,还把这个人的牙齿多长、有多厚、咬狗的哪一点,好吃不好吃,都写出来,当然有人跟着“炖狗肉”吃喽。现在新闻挖空心思找噱头,制造新闻,还为了广告收入,等等,已经舍本求末了,与社会道德责任、教育离得越来越远了。

    中国传统文化与大众传播——南怀瑾先生演讲录(下)

    由文汇报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南怀瑾先生“中国传统文化与大众传播”演讲,于8月4日在上海美仑大酒店举行。听众200余人,多数为两岸出版界和传媒集团的老总及文化界资深人士。南先生的讲座共四个小时,分为下午四点至六点、晚上八点至十点两场。昨天“文汇讲堂”刊出了演讲内容的上半部分,今天刊出下半部分,以飨更多的读者。

    社会责任与市场

    下午我们讲到新闻出版这个文化传播事业,有一个观念,我们的新闻出版业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应该走文化先驱的领导路子,大家自己要认识这么一个任务。

    比如讲著作、出版,我们自己出版界要反省了,现在做一个出版商,只考虑自己,这本书的市场如何,销路多少,赚钱多少,没有考虑后果,越热闹越花俏越好,变成“哗众取宠”,这四个字还是好听的,换一句话说,是有害于社会。

    印书与眼脑保健

    再例如,我发现,这一代海峡两岸四地澳门、香港、台湾、大陆,出的书都有一个大问题,尤其是负责教科书出版的朋友们更要注意了。

    我当年在台湾,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请我演讲的时候,我非常严厉的,等于是训了一顿教育部的人:现在书出来,纸非常白亮,加上这样亮的电灯光,眼睛都搞坏了。像我现在90岁了,从小开始读书,那时没有电灯啊,煤油灯还是后来的,靠蜡烛一点点灯光,或者点一根灯草的油灯读书。我读的书,吹牛给大家听,光是武侠小说都看了数万卷,还不要说正统的书,全部《大藏经》、《道藏》读完,《四库全书》差不多翻遍了。我到现在90岁,有时候晚上看报纸,还不戴眼镜。现在的小学生都戴上眼镜了,原因是什么?出版界要注意,负责教育的更要注意,纸太白,电灯太亮,字印得太小。

    所以我告诉台湾当年的教育部,立刻下令,尤其是教科书等等,不要用小字;书纸,要用米色的。一会儿我拿一本书来,告诉大家我们过去读的书是怎么印的。

    现在印的书啊,是为市场而出版,没有为国家民族、为年轻人的文化教育、为孩子们的健康而用心,这是我们要反省的;每个家长自己也要考虑,这样对孩子眼睛和脑都不好。

    说考试

    当年,为了普及现代教育,废了科举。结果搞了半天,教育却变成现在这样。中国过去有一个制度非常好,是考试制度。汉朝开始荐举制,隋唐变为科举制,都属于考试制度,有几千年历史。民间自学成才的人,经过考察、考试,被国家选用。几年一考,考你经世济民的思想、才能、辞章、书法。这个考试制度,后来留传到欧洲去,英国人十九世纪前后学会了考试,慢慢就传到其它国家。考试是中国人发明的。

    考试本来是为了选拔人才用的,古代的教育和考试很经济,教育是民间自己搞的,政府考试取才是几年一次,可是现在,考试变成一个祸害了。小学、中学、大学、留学一步步要考,做公务员做官还要考。当年台湾的公务员,每天早、中、晚都要打卡,所谓“三卡”,看你有没有按时上下班。然后做公务员三年一大考。所以,当年有人对打卡考试,就写了一副对联,可怜自己:

    为五斗米折腰,三卡三考,丧尽气节。

    领十万元滚蛋,一分一厘,了此残生。

    “为五斗米折腰”,用陶渊明的话,说读书人出来做官,为了生活没有办法,为了一点待遇,所以做公务员;“三卡三考,丧尽气节”,把人的尊严都搞没有了,彼此不信任;“领十万元滚蛋”,退休金领了,然后,“一分一厘,了此残生”。

    最近我听到,更糟糕了,进幼儿园也要考试。年考、季考、月考、周考、天天考,随时要考。

    而且考好的进名校,考不好的只好读差学校,既然这样,那何必要学校教育呢?教育是为了培养那个不行的人,教育的目的是将不好的、不对的人教好。

    教育精神的变化

    我们当年读书很轻松,我也去听过大学老师们讲课,当年大学教授也不同现在。后来,教育变化很大。我也做过几个名大学的教授,我上课从不点名,也不认识学生,讲完了就走。这是很傲慢也很失礼的,我已经看不起现代这个教育了。

    教育,以师道而言,对学生人品的教育要负一辈子的责任。

    现在的教育,变成出卖知识的商业行为,坐在下面听课的是老师的雇主而已。一个钟头,老师写二十分钟黑板,最后讲了半天,不知所云的,皮包一夹,下课走了。然后就乱考试。对学生没有用啊。

    尤其现在发展到还要学生给老师打分数,受欢迎的才可以当教授,不受欢迎的就滚蛋了事,这不晓得是个什么教育。

    但得流传不在多

    出版与教育,我都联起来乱讲一顿。讲出版,著书的人自己要考虑,是否对得起社会?我们看古人留下的书,一辈子的经验,往往只留下一本书。譬如我常说的管子(管仲),比孔子还早的,一个穷读书人出身,到了中年以后,帮助齐桓公称霸,所谓“一匡天下,九合诸侯”,古书上只用八个字。“一匡天下”,在当时中国,等于是统治了全国;“九合诸侯”,九次召集“联合国”会议。管仲上面顶一个齐桓公,实际上都是他搞。他一辈子的经验下来,留下来只有一本书,我们现在看到叫《管子》。今天讲世界的政治哲学、政治的法则,还跳不出他的范围。

    孔子一辈子自己只写了《易经》后面的论文报告,写了两三篇,其它的文章都是与学生们的对话,自己很少写,别人给他作一点记录。老子嘛,过关出不去,被海关的关长抓住,不准出关,要他把学问留下,结果写了五千言。释迦牟尼佛讲了一辈子的学问,没有写一个字,都是学生记录的。在古代,大的学问家留下文章是很慎重的。譬如诸葛亮的一生,不止政治好、军事好,学问也很好,留下来的文章只有几篇,《前、后出师表》,还有几十封的信,他写信都是很简短很漂亮的文章。

    所以古人说,一个人著书出版,“但得流传不在多”。一个著作,可以流传千古,才够得上是著作。假使随便出一本书,哗众取宠很闹热,只有半年的寿命。下午我报告过,报纸副刊的总编辑我做过,副刊的文章,我们叫“报屁股”的文章,三分钟寿命,看完了就拉倒。有时候一下子搞得名气很大,但这个文章不会流传的。譬如办报写社论的,在一百年当中,那么多报馆,那么多社论文章,出书留传下来的,只有一两个人。

    因果

    做新闻出版的更要注意,这是一个教育道德、社会道德的责任,千万要考虑,电视上、报纸上一篇文章出去,影响太大。你看到好像没有关系,忙得也顾不了那么许多。我常告诉人家,世界上,政治、军事、外交,没有善恶的,也没有是非,只有利害关系,怎么临时处理,要懂得应变。但是要注意,虽然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是有因果的;乃至一个人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因果的。

    这个因果律是自然规律,科学、哲学、宗教、政治、军事、经济、医药、法律、建筑乃至饮食男女,什么都逃不开这个法则。换一句话,有报应的,因果就是报应。这个道理是一个哲学道理、科学道理,我们不深讲,只提醒出版界、新闻界怎么样自强自立,认清楚自己的现状和社会责任、历史责任。

    现代传播业,除报刊、图书以外,加上了电视、手机和网络,变化越来越深刻,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影响越来越快,因果也越来越快。今后的前途怎么走?值得深思。

    文化人的人生目标

    出版业、新闻业离不开文化,离不开文化人的责任。文化人要为社会负起责任来,自己首先要建立一个人生目标。

    就这个人生目标问题,我抽出来一篇文章《儒行》,这篇文章是哪里来的呢?四书五经的《礼经》来的。什么叫四书五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叫四书;五经是《诗经》、《书经》、《易经》、《礼经》、《春秋》。中国文化的基础在这里,是中国固有文化、特色文化之一。这是我们几千年老祖宗传下来的财富,里头宗教、哲学、科学什么都有。可是你们在座的年轻人没有看过,在座的还有许多老前辈,也许翻过,也许没有翻过。像我们,从小受过这个教育。

    《礼经》是什么书呢?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的宪法,所有中国文化的根源都是这里来的。譬如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的儒家,你问他什么是儒家?谁作代表?他也许会答复你:“孔老二”,或者孔子、孟子。我说,你不要搞错了,孔子、孟子是儒家的代表之一,儒家也只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不代表全体。我有一个比方,孔家店是粮食店,中国人的粮食店,人人非吃不可。打倒了孔家店,中国人没有粮食吃了,吃面包、牛排有时候不对胃口的。道家是个什么店呢?药店。药店一定要有嘛,生病去买药吃,不生病不需要买,可是药店不能打倒。佛家开的什么店?百货店,什么都有,你高兴可以去逛一逛。当然,不管开的什么店,发展大了久了,大概都会出现劣货乃至冒牌货,反过来坏了自己的牌子。重要的是,孔子孟子代表儒家开的粮食店,你不能打倒。结果把他一打倒,连带把古文也丢了,中国文化的根就斩断了。

    现在讲到四书五经,我们当年是背的。《礼经》这篇《儒行》告诉你,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做人做事;还有《学记》、《坊记》,都很重要。

    教育的目的

    我们中国几千年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谋生,是教我们做一个人,职业技术则是另外学的。而且教育从胎教开始,家教最重要,然后才是跟先生学习。人格教育、学问修养是贯穿一生的。所以社会除了政治、财富力量以外,还有独立不倚、卓尔不群的人格、品格修养,作为社会、人心的中流砥柱。

    不像现在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教育观念,专门为了职业,为了赚钱,基本人格养成教育都没有。人如果做不好,你讲什么民主、科学、自由、法治、人治、德治、集权,乃至信用、环保、团结、和谐等等,理想都很好,可是没办法做到,因为事情是人做的。

    这是一个好像最讲民主平等自由的时代,其实现在全世界的皇帝姓“钱”,都是钱做主,以钱来决定贵贱,没钱就没自由。没有真正独立不倚、卓尔不群的人格修养、学问修养,有的只是乱七八糟的所谓个性张扬和向钱看,变成听“钱”指挥,连科学研究、教育、学术都在听“钱”指挥,为就业忙,为钱忙,精神支柱没有,一旦失业,就天塌下来一样。

    譬如孟子的话“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告诉我们一个读书人知识分子,如果倒霉,就把自己弄好,不管外面的事。倒霉没有关系,至于职业做什么都可以,职业跟学问根本是分开的。学问是一生的事,学问不是知识,会做人做事都是学问。“达则兼善天下”,如果有机会叫你出来做事呢,那就不是为个人为自己,而是把自己贡献出去,为整个社会、国家做出一个贡献。这是孟子的教育。这与一切向钱看的教育因果差别有多大,值得好好深思。

    像这些,我们都是小时候背来的。再譬如老子的话:“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有道德才能的人,时节机会来了,环境逼得你去做官,“则驾”,开汽车一样,你就发奋去做事了。“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时机不对,则随遇而安,乐得自在,刚好读书提高修养,做点什么谋生都可以。

    这些是孟子、老子的教育。不像现在,读个书,就想到学哪一科最好,读完了做什么待遇比较高,有前途,这完全是商业行为,不是教育行为。那何必去读书呢?学技术多好呢,学一个好的技术就赚钱更快。

    《幼学琼林》

    这本书拿来了,上一讲我讲出版时,举过这本书的例子,这是我们小时候读的书,现在把它重印,我到海外一直带着,叫《幼学琼林》,会背的。你看,这是线装书,又轻又薄可以翻转折拢来,比现在硬板的书读起来方便多了。里面有很好的木刻图案,原文是这样大的字,下面有小字注解。书里面什么东西都有,讲我们历代的文化祖宗,天文、地理、夫妇、兄弟、朋友,怎么写信,做人礼貌,父母死了怎么写个墓碑……现在读这本书,假定没有好的老师讲,就不懂了。可是这书里头有注解,你可以自己好好研究。

    譬如人家问候你的父亲,说“令尊”(你的爸爸)好不好?那么我的答复是,“家父还好”。二十年前,有一个同学告诉我,他说到内地问人家,“令尊好不好?”人家回答说,“我的令尊不错,你的家父也好吗?”这样的故事很多。再譬如我常常问人家“你的府上哪里”?他回答:“我的府上福建”。“府上哪里?”是尊敬语,这本书上面都有。你应该回答:“不敢,我是小地方浙江。”人家尊称你,你谦虚一点。这不是虚伪、矫情,而是礼貌秩序,用敬语表示彼此尊重。礼节就是秩序。礼节的内在,就要心意的诚恳和恭敬。

    善意建议胜恶意批评

    我们现代的思想,大家的心境,自己要检讨了。怎么样才能建立一个好的文艺,使社会不要恶意的批评,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政治拿出来一个善意的建议。恶意的批评很容易哦,善意的建议很难!可行的建议就更不容易!

    因此,我告诉文化界、新闻界、出版界的朋友们,必须要读什么?要读历史。不仅只读正面的历史,还要多看小说。所谓历史,常常人名、地点、时间是真的,内容不大靠得住;小说是人名、地点、时间都是假的,但那个故事往往是真的。

    但是,读历史看正面的既然靠不住,要想办法读历朝历代名臣的奏议。大家要注意,“奏议”就是向朝廷提的建议、报告乃至反面意见。这些东西几千年下来,积累很多数据。诸位学新闻、写文章的,应该要读,读了以后,启发很多。譬如关于捐税、金融、关于经济的发展,很多领域,很多资料。到底我们乱七八糟有几千年历史,很多经验值得注意,不像美国才两三百年。

    可是,读历史也要会读,要别具慧眼,自己本身还要经历很多事,才可能懂得文字背后的东西。否则,不仅读不懂,还会乱批评。

    买票不进场

    中国文化有“三士”,第一个“士”,自己读书的,自己站起来的;第二个“仕”,如果“士”进一步,出来做官了,加个“人”字旁,叫做“学而优则仕”;第三个叫“隐士”,隐士在政治上的态度,用西方政治哲学的观念,叫做“不同意主张”,不反对,也不赞成,不过是我个人不同意。我对于各党各派都是朋友,到现在八九十岁,原来大家怀疑我是这一派那一党,我的头上戴的各种帽子头衔多得不得了,结果我到今天,始终还是作一个隐士。

    人家说你各行各业、各党各派,怎么都是朋友?而且大家头都杀掉,你这个吃饭的家伙还留着,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说我有个秘诀,每一党每一派我都是“买票不进场”。譬如今天晚上,他们这里发门票的,门票我有,不一定进来听。可是没有门票,我想打开来看看里头玩什么,就没有资格开门了,有门票我就可以拉开看看。可是真进场,就被套进去了,我不来。因为一辈子光买票,不进场,所以现在各方面都变成朋友。我基本走的就是隐士路线。

    此封建非彼封建

    说起传统文化,想到一个问题,发现这几十年,大家常常提到“封建”两个字,好像代表了专制、愚昧、落后的味道。几十年来看很多报刊和书,常见到这个提法。

    所谓中国周朝时的封建,是中央领导,分封诸侯,换句话是联合国的组织,各个诸侯国有自己的法令、自己的文字,那个时候可以说“书不同文”,言语更没有统一,交通也没有统一,这是中国的封建,根本不同于西方那个封建。

    当初翻译西方著作的时候,“封建”两个字用错了。我们把西方那个封建拿来做中国的封建,学术上根本是错误的,这个错误导致的后果相当严重。说起翻译西方著作,又是一个关于文化和出版的大问题,例如“经济”这个词,在中国文化本来是“经纶济世”的意思,包括政治在内了,也是近代翻译用错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些翻译的错误,随着书报一出版,就引发一连串错误。

    周朝的封建,尽管许多没有统一,但是文化观念是统一的。中国文化基本用一个字可以代表——“道”。由“道”后来演变出儒家、道家、墨家等等诸子百家。道是什么东西?这是哲学问题,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讨论。

    结语

    对于新闻出版业以及文化教育问题,我今天简略谈了这一席话。目的是希望年轻的一代自我反省,为后一代着想,努力为国家民族、为社会做顶天立地的事业。我现在90岁了,每日每夜都还在读书、做事,休息得很少。

    最近七八年中间,我带了年轻同学们,拚命推广儿童读书。社会上把我的意思理解错了,说我推广儿童读经,好像提倡复古。但是我提倡的是“中、英、算”一起上,包括四书五经在内,尤其是唐宋以前的经典,要读诵、背会、默写,还有英文经典,并且练习珠心算(珠算熟习以后,心里有个算盘作心算就很快)。这是文的教育,还要武的教育,艺术的教育,融合人格养成教育一起来。看上去内容很多,实际的安排很科学,效率很高。

    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智慧得到开发,自己会读书,体魄健康,知道怎么做人,会懂得东西方的传统文化,可以谈开创未来了。而且实验证明,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读教育部安排的课程,一个学期的课程一个月就学完了。

    后来,我看到现在的教育界,甚至教育部,也开始跟上这个路线。徐永光先生今天也在这里,他也是响应者,他是希望工程的创办人,当初是小朋友,现在变成老前辈了。他们也发动跟着做,出了很多书。但是开始时,编了太多唐诗宋词,我也反对,我说我推广儿童读书,中、英、算一起上,结果你们把儿童读书的重点变成唐诗宋词。我说这样读出来有什么用?中国未来培养一万个李太白、一万个杜甫也没有用啊,那不过多出两个诗人嘛!我希望后一代出很好的思想家、很好的科学家、很好的政治家,是这个目的。可是现在呢,我们中国文化的财产太大了,古文不懂,繁体字不懂,等于丢了钥匙,这个财库的锁头打不开。

    我们选的几篇参考资料,来不及讲,希望大家拿回去自己研究。这些资料是古文,其实也不古,不过诸位年轻的朋友,很多从现代简体字的白话文教育入手,看不懂自己古代传统的文化,很难了解是什么意思,所以固有传统文化变成没有用的东西了。等于你把那个宝库的钥匙丢了,进不了门。只是听人家乱说,那个宝库里面都是糟粕垃圾,就把垃圾糟粕和宝贝一起丢了。

    第一篇《儒行》是告诉知识分子怎么样做一个读书人,人生价值、人生的意义、生活的做法是怎么样。

    第二篇是董仲舒对汉武帝的《天人三策》,大家都说汉武帝因为听了董仲舒的话,专门崇拜孔孟儒家之道,不要诸子百家了。不对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他们的对话是推崇儒家。这个《天人三策》,是跟汉武帝当面讨论的文章,汉朝四百年的政治安定与此很有关系。

    第三篇是《聊斋志异》中的一篇,我最近常跟年轻同学们讲“聊斋”。你们写新闻可以多研究聊斋的写法。有人问我,“聊斋”不是讲狐狸精、鬼吗?我说你们才活见鬼,这聊斋好像讲鬼,其实是讲人的,他借鬼骂人。聊斋每篇的后面有一个“异史氏曰”,这是蒲松龄自己的意见。怎么叫“异史氏”?因为满清来了,他不愿意投降满族人,宁可在路上开一个茶馆,过来过往听故事,他就写小说。他的小说写了以后,当时有一个学者叫王渔洋,非常有名的,听说有这个书,看了以后告诉他,给你十万两银子,你不要出书,书归我出。蒲松龄不干。后来,王渔洋给他写了一个序言,中间有首很好的诗,怎么写呢?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

    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孤坟鬼唱诗。

    “姑妄言之姑听之”,聊斋说鬼,说狐狸精的故事,有没有真的?很难考据。“姑妄言之姑听之”,他乱说,哎,我们就乱听。

    “豆棚瓜架雨如丝”,乡下老百姓吃饱了没有事,以前没有电视看,没有电影,坐在瓜架豆棚下面,带着小孩子,说鬼话,说故事,“豆棚瓜架雨如丝”,描写那个风景。

    “料应厌作人间语”,他说,蒲松龄把心境写出来,他自己也有同感,对于一般活人讲的话,感到靠不住,厌烦了,不如写点有情有义的“鬼”话。

    “爱听孤坟鬼唱诗”,还不如听鬼讲话老实一点。

    呵,你看了这个序言,这首诗已经骂尽天下人。

    第三篇是《木皮散客鼓儿词》的片段,明朝的贾凫西写的,他是民间写小说的,实际上是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他这个“鼓儿词”,是给人家打起鼓来唱的。譬如说“河里的游鱼犯下什么罪,刮净鲜鳞还嫌刺扎”,人世间很多不平的,他用白话写的,可是有文采,很有名。

    这些资料你们带回去有没有用,就不知道了。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经南怀瑾先生审阅。因版面有限,有删节。即将出版的《中外书摘》对此也会有详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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