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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口述老舍之死前一天(图)
中国网 | 时间: 2007-01-17  | 文章来源: 新闻午报 

 

一代文坛巨匠老舍,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不堪忍受造反派的毒打及精神折磨,而悄然自沉于未名湖。老舍之死是否有内在的隐情?在他自沉的前一天———1966年8月23日,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新近出版的《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利用当事人的各种讲述,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叙述,解读了这段惨无人道、不堪回首的历史。

有过深深的忧虑,但仍积极参加“文革”

在那样一个错综复杂、每天都瞬息万变的政治背景下,老舍为什么还要在“八二三”(1966年8月23日)那天来单位上班,参加北京市文联的文化大革命﹖

老舍年谱记载1966年7月31日至8月16日,老舍因病住北京医院进行检查与治疗。8月初,应该是住院检查期间,老舍与老友臧克家通过一次电话,他在电话中声音低颤地说:“我这些天,身体不好。气管的一个小血管破裂了,大口大口地吐血。遵从医生的命令,我烟也不吸了,酒也不喝了。市委宣传部长告诉我不要去学习了,在家休养休养。前些天,我去参加一个批判会,其中有我不少朋友,嗯,受受教育……”这透露出,老舍不仅知道他的一些朋友遭到批判,而且还亲临现场出席了批判会。

而在此之前的7月1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次“援越抗美”大会上,老舍突兀地向巴金表示:“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很好,我刚才还看到总理和陈副总理。”从中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老舍此时此刻的心境,甚至处境,都是极其复杂的。

据老舍之子舒乙《再谈老舍之死》的叙述:1966年8月初的一天,因1957年被打成“右派”而“思绪低落,生活处境也很凄凉”的回族大阿訇马松亭与夫人一起在什刹海岸边“闷坐”时,抬头突然看见“老舍先生独自一人拄着手杖慢慢地沿着岸边迎面走来。马老拉他一起坐一坐。老舍先生一开口,就让马老夫妇大吃一惊。他非常坦率,他说他想不通,很苦闷,要‘走’,‘马大哥,咱哥儿俩兴许见不着了’”

8月21日星期天,老舍与舒乙及其大妹舒雨兄妹俩“有过一次认真的谈话”。“他说:欧洲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实际上,对文化和文物的破坏都是极为严重的。他说:我不会把小瓶小罐和字画收起来,它们不是革命的对象;我本人也不是革命的对象。破‘四旧’,斗这砸那,是谁给这些孩子这么大的权力﹖他说: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说到这里,他说了两位在前几次运动中由于不堪污辱而一头扎进什刹海的例子。”

而在50年代曾在老舍身边工作过的曹菲亚的“记忆”里,老舍“八二三”到文联时,“像往常一样,从容自若地坐在会议室沙发上。他怀着满腔热情参加运动来了,怀着对党的信赖,来了。他对同志们说:‘我昨天刚刚出院,身体不成喽老爱闹病。康生同志捎话让我来参加运动,感受一下这次政治斗争的气氛,所以我就来了。’”

意味深长的是,茅盾在1978年老舍骨灰安放仪式的悼词中有这样一句话:“老舍先生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但是由于卖国贼林彪和叛徒江青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老舍先生被迫害致死。”

红卫兵揪斗老舍,侯文正是关键人物?

对于老舍在北京市文联“八二三”事件中的历史叙述,更是莫衷一是。

关于老舍到北京市文联的时间、方式、衣着与行为,叙述各不相同。

端木蕻良:“我想老舍跟我一样,也是很尊重文化大革命的,所以那天他穿得很整齐,我也穿得很整齐。”

浩然:老舍是下午由他的专车接来文联的。“一件浅色衬衣,外面一件中山装。”

柯兴(2000年):老舍是上午来的文联。“‘八二三’这天中午,大家都休息了。老舍独自坐着……我不知道老舍的司机不拉他了。我问他吃饭没有,他摇头。我就去问他的司机,为什么不拉他回家吃饭。司机说今天罢工了。我就把他带到文联对过的晋风削面馆,给他买了二两刀削面,他没有吃完,一句话也不说,看上去很苦闷。”

那么,北京市文联何时和怎么来的红卫兵﹖

端木蕻良:“室内正在认真开会,忽听窗外人声鼎沸,随着便有造反派闯入,拿着名单唱名,叫到的人,赶快出去到广场上排队,随即往他脖颈上挂块牌子。凡是挂上牌子的,就算是‘金榜题名’,进入牛鬼蛇神的‘行列’了。我和老舍是最后两个被点名叫出去的。”

浩然:“当时我正在办公室里写材料……听到有人告诉我侯文正带着红卫兵进了院子,大喊大叫让人们到院子里集合。”“侯文正在那里喊:老舍出来那些被揪出来的人站成一排……每个人都给戴牌子。”浩然在1998年接受采访时,也说当时是“侯文正在讲话,要把老舍他们往卡车上装,女孩子拿皮带抽得厉害。老舍上卡车上不去,在后面用皮带抽”。

葛献挺:文联司机莫全向女八中的学生“随便点了一下,你们看,那边来那个老头,是这个院里最大的权威老舍。几个学生去了后,问你是反动权威老舍吗﹖他说,我是老舍。喷气式就把老舍从文史馆的门口糊里糊涂地揪到这一群当初已经被揪出来的人群中,在文联、文化局的院里”。

“她”:“1966年我在女八中是老高二,是学校文革领导小组五个成员之一……市文联有人打电话来,让我们去造反……从文联来了两辆大卡车把我们接去的,大约有150人……下午一两点钟……是文联内部造反派接待的……我们对文联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都是他们告诉我们谁是黑帮,该怎么样……会大概开了一个小时,就出去斗人。有两排人全跪在地上……我旁边跪着一个老人,有人告诉我,这是老舍。”

侯文正:“1966年8月23日上午,我的确到过北京市文联。”午饭前,看到文联院里有好多人,听说是抓萧军。“我出于好奇很想看看萧军本人,但等了约摸三五分钟,也没有看到抓萧军出来,就离开文联返校(北大)了。”“当天批斗老舍和其他人是我离开文联后发生的事,因此并不知道。”“我确实不知孔庙在哪条街上,至今还没有机会去过。”

从孔庙到文联,老舍两次挨打

端木蕻良:“我们被拉到孔庙,老舍跟我一起。当时要破‘四旧’,红卫兵们把戏装、头盔、盔甲、刀枪剑戟,都点上火,让我们趴在四边。”

葛献挺:我是最后一辆车到的国子监。那时已是四点多快五点,“他们已经在挨打了……老舍的脑袋打破了,坐在那儿,血往下流。”我对红卫兵说老舍的罪恶很大,不能把他打死,让用唱戏的水袖给他包扎上,赶紧押回去。“我不能公开地保护老舍,那样连我自己也生存不了。”这样,“老舍就没有死在国子监。”

王松声:在被红卫兵赶上卡车准备往孔庙押送时,“女红卫兵拿着皮带,让大家低头,跪下,有的人蹲下。我和老舍都蹲下了……这时候,我亲耳听到老舍问我,松声,这怎么回事﹖……从这话里证明他对这个突然来的事情没有准备。”到了孔庙以后,“文联、文化局的三四十人统统围成一圈跪在火场……火烧得很厉害,红卫兵每人拿着藤子、棍子、刀、枪把子,一边挑火,一边扔,打跪着的这些人。”

“她”:“一共有二三十个黑帮被带上卡车……上了车,老舍对我说,昨天刚出院,能不能不跪……我当时很同情老舍,就让他站起来。”火好像是在大殿前烧的。“我忙着跑前跑后,到处张罗,等到那圈时,老舍的头已经破了,被包了起来。当时天非常热,她们还搡着跪地上的人往前去烤火。”不记得是谁把老舍先接走了。大约持续到三四点,或者更晚。

从孔庙回到北京市文联,老舍第二次被打。

杨沫:“只记得把老舍(还有别的人)又用卡车拉回文联大院里来时,他下车后站在院子里,我看见他头上盖着一条白手帕,上面有斑斑血渍。”天黑后,楼外台阶上亮起了电灯。灯下,又把老舍弄出来揪斗……我们中有一位作家还当场站出来,义愤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他抿着嘴唇,双目圆睁,用嘶哑的声音驳斥这位作家:‘没有我没有拿过美金’”

林斤澜:“老舍被斗时是站在花坛上,高出一截。草明揭发他还蹬上花坛,说他拿稿子卖美金。”听了这话,老舍把一直低着的头抬了起来,说:“我不但卖了美金,还卖了英镑,那是解放前。但那时我就靠这个吃饭。”

草明:“开始时红卫兵没有打老舍。我说过一句,就是‘他还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外国人’。就说这么一句。”

马联玉:下午六七点钟,“去孔庙的人回来了,但红卫兵也跟进来了。他们是走路回来的,老舍头上包着布……我现在还能记起当时那种狂热而又愚昧的情形……要给他挂牌子,老舍把牌子抢过来,然后一扔。他站在高处,那个女孩子比他矮一点,就打到她了。下面整个就乱了……文联的人就赶快把老舍从门口架进办公室里。”

马希桂:“听说老舍的头被松树碰破以后,用戏装的白绸子撕下来包上,把他先送回来的……老舍在文联的高台阶上被截住。红卫兵开始批斗他,找了个牌子给他挂上,上面写着‘牛鬼蛇神’……就在这个时候,作家草明站出来揭发老舍,说他把《宝船》的版权卖给了美国,意思是老舍卖国……老舍不服气,举起牌子说,我不是牛鬼蛇神。牌子正好碰到这个女红卫兵的脑袋。红卫兵就说,你有意打红卫兵,是现行反革命。”

浩然:“送走红卫兵已是夜里11点,到派出所时我批评老舍:‘你不能打红卫兵。回家休息吧,到医院看看,明天到机关开会。’给他家里打电话,说司机不愿拉他,让孩子来接。”

柯兴:是我通知老舍家属,胡青大约是夜里12点左右,找了一辆三轮车,接的老舍。

胡青(1979年):“夜里两点钟,我把他接回家里来,他的头部被打破,满脸是血,身上更是青一处紫一处,几乎没有完好的地方。那一夜,他回到家很少说话,眼睛里流露出来没有过的愤怒与痛苦。他见我十分伤心,反而安慰我,说:‘你不必害怕,不用难过,毛主席是了解我的。’”

浩然:在老舍没被揪出来以前,我就主动给文化部打电话,问他们老舍是保护对象,我们该怎么办﹖群众揪出老舍怎么办﹖老舍被揪出来以后,我派人跟着老舍去孔庙,目的是保护老舍。当听说老舍在孔庙被打伤,又派车把老舍接回文联。却赶上串联的红卫兵聚在院子里,让老舍站在高台阶上,接着批斗。老舍打了红卫兵以后,我打电话通知西长安街派出所,派车将老舍接走。意在保护老舍。

周述曾:“到孔庙的时候,刚到门口就看见老舍头上缠着白布……我跟葛献挺交换意见(因为他是文化局革委会的副主任),我说你得出面,跟红卫兵交涉,让这些老弱病残先走,送走一批,再这样下去,要出人命的。我跟他说了以后,他犹豫了一会儿,没有马上接受我的意见。因为当时是很恐怖的情况,过了一会儿我看实在很危险,包括像端木蕻良都被打得很厉害。我让他同意先把老弱病残的带走……是我亲自带回来的……”

柯兴:老舍打了红卫兵以后,立刻激起群愤。“台下的群众要往上拥。我一看不好,赶快喊口号:打倒老舍老舍打红卫兵是不是反革命﹖是。把他送到公安局去专政好不好﹖好。当时一喊口号,大家都举起胳膊,无法揪老舍。我趁机把老舍架到文联附近的派出所。”

管桦在1998年证实浩然当时确实是想并努力积极地要保护老舍:“老舍挨打,我们就找军代表,说老舍是党外人士,是歌颂共产党的,请你出去说说话。军代表不敢出去,他说,如果揪的是你们,我还能说。浩然到处打电话,求这个求那个,没人管。那时候,浩然说,老舍要出人命了,大家想办法救救他。红卫兵说老舍打他们,我们就说‘法办’,给派出所打电话,想把他救到派出所……”管桦另外还提到,浩然还以同样的方式,意在保护骆宾基和端木蕻良。

延伸阅读

谁是批斗老舍的幕后元凶?

浩然和杨沫曾分别发表文章,明确指认侯文正在“八二三”那天打电话调红卫兵到文联造反;把老舍从人群中揪出来;亲自批斗老舍,问他挣多少钱;老舍被从孔庙拉回文联以后,已是晚7点多钟,但侯文正依然不让大家走,对老舍进行了新一轮的批斗。侯文正则郑重声明,他们所指责的这些活动都是不存在的。而且,三个他都不认识的证人所提供的证词,也是相互矛盾的。因此,侯文正始终觉得,在“老舍之死”这件事上,他一直蒙受着不白之冤。

在1984年到1985年整党和核查“三种人”的过程中,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调查了17个月之久,“四次赴京,一次赴长治,历时一年零五个月,到过35个单位,走访了67位同志,证明材料30件,有关文件、复印件7件,基本查清了侯文正同志的问题”。最后,在做出的审查结论材料中,认为“八二三”事件不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事件,而是几件极“左”行动偶然发生在一天的巧合。“通过调查了解未发现一个总的负责人。”可以说,对侯文正的揭发最后是以组织结论的形式被否定了。而“八二三”事件的当事人和受害者之一的萧军的女儿萧耘,从父亲留下的两份弥足珍贵的资料《“文革”中萧军致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信件(摘录)》和《“文革”中“专政组”指令萧军写出的〈我的再一次检查和自我批判〉(摘录)》分析判断,“认为‘八二三’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

□摘自《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傅光明著 。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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