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月１６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见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时说：如果说安倍首相去年10月访问中国是一次破冰之旅，我希望我4月份对日本的访问将成为一次“融冰”之旅。与此同时，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中川秀直与日本公明党干事长北侧一雄则呼吁中日两国要化解像“流冰”一样大大小小的摩擦，通过确认共同利益来消除双方当前的忧虑。

可以说，破冰、融冰、化“流冰”，形象地体现了当前中日关系打破过去5年多来的僵局，再次走向正常化，继续巩固与发展两国关系好转势头的新局面。

从战略高度看待中日关系

胡锦涛主席一再强调要从战略高度和世代友好的角度，认识并积极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2006年10月安倍晋三首相访华之际，两国领导人就确认要发展“战略互惠关系”。在今年１月下旬举行的第七次中日外交对话也从“综合政策对话”提升为“战略对话”。这意味着从战略高度看待中日关系日益成为两国领导人和两国政府的共识。

站在“战略高度” 的一个最重要涵义就是摆正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在处理像“流冰”一样大大小小的摩擦的场合，应当努力贯彻“局部是隶属于全局的东西”的战略思想。当然，全局不能脱离局部，重要的问题是，在处理局部问题时必须要有全局观念。正如邓小平所指出：中日两国要友好要合作，这是历史赋予我们双方的使命，也是当前现实赋予我们双方的使命。不管中国谁当政，也不管日本谁当政，都不能违背这一点。尽管某些时候对某些问题中日双方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产生一些困难，但这对中日友好的大局来说，都是暂时的、枝节的问题，都是能够解决的。中日友好“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

从战略高度看，中日友好是两国关系的“大局”，中日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则是局部性的、暂时的问题，我们应该按着周恩来提出的“求大同，存小异”的思想，使“局部”服从于“大局”，不要因为“问题”而损害“友好”，不要因为“小异”而抹煞“大同”，不要因为“局部”而颠覆“大局”。无论是历史问题，还是东海问题等等，我们都应该以这样的指导思想来妥善处理两国友好与“两国之间的问题”这一对关系。应该吸取2001年以来日本前任首相坚持年年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激化两国矛盾，导致中日政治关系陷入僵局的教训。

我们相信，中国总理时隔七年的访日之行必将是一次成功的、历史性的访问，两国领导人和广大人民维护两国关系的热情一定能够融化两国之间的坚冰和流冰；中日关系的严冬已经过去，春天正在来临。

中日关系的改善归功于人民

中日关系属于人民；发展中日关系为了人民，改善中日关系依靠人民，特别是近来两国关系的好转应归功于人民。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中日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中日关系属于谁？它不属于哪个超级大国，不属于那些无视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政治家，归根到底，中日关系属于中日两国人民，中日友好归根到底是两国人民的友好。

发展中日关系为了谁？它不是为了哪个超级大国的什么全球战略的需要，不是为了哪个政党增加选票和提高支持率的需要，归根到底，发展中日关系是为了中日两国人民，是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是两国人民彼此和睦相处的愿望之所在。与此同时，一个稳定、健康的中日关系也符合亚洲各国人民乃至世界和平发展的利益。

发展中日关系依靠谁？当然要依靠两国人民。正是中日两国人民创造了中日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推动了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谱写了中日友好交往的新篇章。

近来中日关系趋于好转归功于谁？尽管明智的政治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是明智的政治家体察民意所采取的行动。归根到底，中日关系好转归功于中日两国人民。从日本方面来讲，正是日本人民强烈要求改善对华关系，才促使两国关系“雨过天晴”。比如，去年11月28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的舆论调查表明，在有关“日本最需要加强关系的国家是哪国”的问题上，有35%的受访者选择中国，该数字超过了选择美国的33%。任何有头脑的政治家不能不在两国关系问题上做出顺乎民心的决断。

增强战略互信：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前提

2006年中日贸易额首次突破２０００亿美元，预计２００７年中国有望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如果算上香港特别行政区，中日贸易额早已经超过日美贸易额。正如北侧一雄所说，“日中的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离了谁都不行”。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关系是双赢的关系，而非“零和”的关系。中国不断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对日本来说是有利的；日本走出“失去的十年”，对中国来说也是有利的。随着经济关系的发展，能够不断深化两国之间的相互依存，也必然进一步增进两国国民的相互理解。

一般来说，国家间经济往来的扩大和相互依存的加深，有助于减少或缓解政治、安全领域的矛盾、摩擦和冲突。但是，作为国家更加重视政治和安全目标，因此，经济上相互依存对国家走向冲突的制约作用是有限的。出于政治和安全的考虑，人们所关注的往往不是自己获得了多少，而是对方获得了多少，担心对方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会转化为军事实力，从而对自己的安全构成威胁。

因此，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信任是合作的前提条件，也是成功合作的产物”。如果日本将和平崛起中的中国视为威胁，而中国等亚洲国家对走向“普通国家”、追求“军事大国”的日本是否会复活军国主义感到不安和疑虑（这种不安和疑虑又因为历史因素被“放大” ），必然导致中日两国之间的相互信任感趋于下降。因此，如何克服两国间的信任缺失和“安全困境”，增强双方的战略互信，建立能促进相互信任的机制，成为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前提。

中日之间需要发展一种“信任文化”，“信任文化可以为相信他国提供充足的影响，而不信任文化可能唤起不信任的行为”。如何消除疑惧，增加信任，在两国之间形成“信任增加信任”的良性循环，走出“不信任刺激不信任”的恶性循环，成为中日两国面临的重要课题。在这个方面，两国领导人互访以及伴随领导人互访而展开的浓密的信息交流，包括访问前的外交和舆论准备、与领导人访问伴行的政经各界人士、领导人与对方国家政界、媒体乃至广大人民的直接对话、对方国家和本国国内的舆论反应等等，必将对改善两国关系的气氛和增进两国相互理解和信任带来一般性互访接触所无可比拟的效果。当然，强调领导人互访的意义，决非意味着看轻民间往来和交流的重要性。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经过来看，恰恰是“民间外交” 促成了当年田中角荣首相的访华和中日邦交的恢复。可以说，“民间外交”、民间往来和交流对这次中日关系“再正常化”所发挥的作用并不亚于当年“民间外交”对推动两国邦交正常化的作用。

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在进一步扩大民间往来和交流方面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这里说的“天时”包括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与地区经济一体化成为时代潮流、环境污染等非传统威胁日益成为两国共同的安全安关切等等；这里说的“地利”是指两国在地理位置上十分接近，大家来去方便，旅行不用烦恼“时差”，货运也无需担心漫长海路上的不安全因素；这里说的“人和”是指作为东方国家，中日两国都崇尚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就十分强调“和”与“信”，本着“和”与“信”的儒家精神，中日两国人民曾经友好地交往了两千多年。正如最近来访的日本政治家所说，“政治领域的交流和领导人的信赖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国民层次的交流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百闻不如一见。’两国国民、特别是年轻人要多访问对方国家，了解真实的国家情况，充分认识和理解对方，这才是日中关系的基石。”通过双管齐下地推动“领导人和政治家层次”与“国民层次”的相互交流，人们可以相信中日之间的“信任文化”必将能够得到培植、发展和深化，两国必将做到“言必信，信必果”，坚持中日关系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以史为鉴，走向光明的未来。

(冯昭奎，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 研究员)

供稿《北京周报》（2007年第十五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