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1967年生。台湾文化大学中文系文艺创作组、国立艺术学院戏剧研究所毕业。作品曾获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推荐奖、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奖首奖、台北文学奖等。著有小说集《遣悲怀》、《月球姓氏》、《第三个舞者》、《妻梦狗》、《红字团》等。被普遍认为是台湾最重要的当代小说家之一。

骆以军操着一口典型的台北国语，语调柔软语速不紧不慢，和他健壮的身体恰成鲜明的对照。说实话如果仅凭声音，你很难想象那些弥漫着死亡气息的小说，“我华丽的淫猥和悲伤”的小说是出自这个人之手。但你留心听下去，那柔软的声音里其实隐含着某种内在的“暴力”，他滔滔不绝，各种文学观念、文学掌故纷至沓来，你甚至很难有插话的机会，这时候你会发现他那些大部头小说是在一个怎样的“紧张”的状态下完成的。

“五年级”混得太差了

南都周刊：

《书城》2003年第七期曾发过你的短篇小说《恐怖袋》，大陆近期会出版你的作品吗？

骆以军：

和北京、上海的出版社都谈过，但都还在谈的阶段。三年前有去北京，他们接待我们去看中国现代文学馆，他们对台湾文学的了解太夸张了，好像台湾根本没有文学，还是停留在白先勇、陈映真、黄春明——当然，他们都是很好的作家。

南都周刊：

可是他们都太老了。

骆以军：

其实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有几十年的时间，台湾文学的质量其实一直蛮高的。我的理解是：现在有些出版社在谈的时候，他们还是通常从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开始理解，开始想要去介绍，到我这一辈还在排队中。

南都周刊：

张大春是四年级，你们是五年级。

骆以军：

台湾五年级很调皮，很虚无、很无赖，我们大家都觉得四年级混得特好，五年级混得特差。他们三十岁左右，在创作上最好的时候，台湾刚好解严，那时候经济上还不像现在走下坡了，有点像大陆现在这样，当然规模不能比。当时报纸张数从四大张，变成一大摞，媒体也很多。四年级的很多创作者是媒体主管，像张大春在台湾那么小的地方，他的书可以卖到二三十万册，这在当时是一个神话。可是慢慢地媒体垮掉了，年轻人不看报了，然后相关的平面文学媒体也不太有力量了。

南都周刊：

大陆不少作家也越来越成为故事的提供者，生活最终要靠影视剧合作，然后获得一个生活的保障。台湾朱天文、朱天心也有和影视合作过，我不知道她们和大陆作家的情况是否一样？

骆以军：

不一样，像天文、天心，她们其实很穷，很难以想象，她们就是坚持要当专业作家。在台湾是没有当专业作家的条件，不像大陆作家——其实我的文学启蒙，还是会很喜欢像莫言、韩少功、李锐，我还是觉得他们后面绝了。国家会养这些作家，大陆那时候经济还没有开放，所以国家给这些作家的收入，可以保证这些作家可以很稳定地写作。可是在台湾不可能有这样的环境，所以台湾朱天文、朱天心是非常可敬的。朱天心小说畅销二三十万本是她二十多岁写的，《击壤歌》，当时洛阳纸贵，可是后来她有转型，不走美女作家的路，她在纯文学里面也是指标性的、畅销的，就是一两万本，它的版税是不可能作为生活费的。

南都周刊：

关于大陆的作家协会体制，在大陆也有很多反思和争议，因为毕竟是一种豢养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他不可能去反对什么，这也是很大的问题。最终是伤害了文学。

骆以军：

我的意思是说大陆之前也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像美国、欧洲，一个四十岁的成熟作家，他可以和出版社谈，拿到的版税足够用来写作下一本书。这种大陆也没有。讲到生存问题，我当时也很惊讶的。朱天文她们现在年纪大了，可是十年前认识她们时真是美女，美到冒泡，美如天仙，可是后来知道她们过的其实是非常清苦的生活，她们养一大堆猫猫狗狗，都是流浪猫流浪狗。非常朴素非常淳朴，天文到缴税的时候才发觉年收入是很低的。她和侯孝贤的合作关系也是她们朱家人的个性，很浪漫的，甚至她有借钱给导演。

南都周刊：

你自己的生活怎样？

骆以军：

我结婚前几年其实也非常惨，去出版社当小编辑，干了一个月就干不下去了，可是我的老板爱我的才，让我一周去一天，一天把我一个礼拜该干的活干完，我是牡羊座，爆发力非常强。都是一些垃圾活了。那时大概二十七八岁吧。后来就是没活，中间有些剧本。台湾电影也垮掉了，政府会去补助导演，大概一千万台币拍一部电影。当时接过三四个剧本，可是没有结果。我也受不了。这个环境对纯文学创作者是非常不利的。

台湾现代主义小说我觉得一直比大陆发展要好一些。在严酷的冷战的气氛下，当时聪明的知识分子该抓的都抓光了，该禁的也都全部被禁了。大家就开始大量引进检查员也看不懂的比如说卡夫卡啊，当时白先勇、王文兴，黄春明都还不算，其实他们基本都是现代主义的实践者，到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已经是第二梯队了，在技巧、美学上的实践高度非常高。到我们这一代，人和人比较疏离了，都躲在书堆里，不修边幅变成怪人。读非常多的书，然后认真写，我算是比较早的，在二十五六岁就拿了一些大奖。可是回过头来看，我们五年级的一批拔尖的作家，我们第一本小说都非常像。后来自杀的黄春明的儿子黄国峻、袁折生、邱妙津，我们都是一个梯队的，包括香港的董启章。我们的第一本小说都是在一个密室里面，很精密的一群人的伤害，细微的变化，光影的变迁，有点像法国的新小说。它不太像莫言那样大开大合了，胡说八道，一个怪人一路走去，什么怪事都发生。我们生活经验太少了，像一个植物很细地在长。高点可以在三十岁左右出现，现在回头看那时候那些作品还很不错。可是你要跨到四十岁这一段的过程就很艰难，你完全没有和人相处的经验，你的经验是匮乏的。就像好学生，以为写好小说就可以了，可是台湾并没有像日本或是西方那样的生产线。我们当时经常开玩笑说，我们五年纪混得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