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北大，首先想到的是中国最顶尖的高校，其次是其园林般的校园风光。传统的园林式的校园，还有博雅塔和未名湖，湖光塔影，相互掩映，构成了北大校园最有代表性、最醒目的一景。然而这些只是表面风光而已，真正代表北大风范的是在年轮置换间，这里走出的万千学子。而像慈母一样孕育培养万千学子的许多学术大师都曾居住在燕南园。因此，真正意义上代表北大精神的恐怕还得要数燕南园。

要讲燕南园的由来则要追溯到北大的历史。1919年，由美国教会在清末创办的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协和大学和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三校合并成立一所新的大学，聘任正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的“中国通”司徒雷登博士(Dr. John Leighton Stuart)任校长，新大学被命名为“燕京大学”。

当时的燕大校舍在北平崇文门内盔甲厂（男校）和灯市口佟府夹道（女校）。司徒雷登到任后，感到城里的校舍既小又简陋，考虑到今后燕大的发展，他决定选择一处新校址。

几经勘察，司徒雷登选定海甸（今海淀的旧称）西郊的一块地方，那里本是明代勺园和清代淑春园的旧址，清末民初时曾为睿亲王的后代所有，早已残败不堪了，此时又转归陕西督军陈树藩。陈树藩被司徒校长的游说所打动，于1920年11月8日与燕大签订了契约，以4万银元的象征性价格将这块土地永久租给燕大。

深谙中国文化的司徒校长和副校长哈利·鲁斯博士(Dr. Harry Luce)聘请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担任新校园的总设计师。亨利·墨菲拿出了一个中西结合、古今融会的园林式的设计方案。不几年，一所美轮美奂的新校舍便拔地而起了。

燕南园因位于燕园的南部而得名，占地48亩，主要作为燕大外籍教师的住宅，按照当时所有中外教师住宅的编号顺序，燕南园的住宅被定为51号到66号，这一编号从燕大到北大，一直没有变更。今天，在某些宅院的门口，还能看到黑底白字的木门牌，无言笑视着岁月的沧桑。曾经居住在这里的中国教授对中国的政治、历史、科学、哲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史学家洪业、翦伯赞，数学家江泽涵，物理学家周培源、饶毓泰、褚圣麟，经济学家马寅初、陈岱孙，哲学家冯友兰、汤用彤、冯定，化学家张龙翔、黄子卿，语言学家王力、林焘，美学家朱光潜，生物学家沈同，文学家林庚，历史学家侯仁之，作家冰心和社会学家吴文藻夫妇等都曾生活在燕南园。

学贯中西的史学巨擘洪业教授就曾住在燕南园54号。洪先生名业，号煨莲，早年留学美国，获得多个学位，曾在美国为燕大筹款。回国后担任燕大的重要领导职务，并主持燕大历史系，后出任饮誉中外的学术机构“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的北平办事处总干事，主持“引得”(Index)编纂处，他所编纂的引得，为后来的学者研究中国文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洪先生很喜欢他的54号，名之为“健斋”，又称“无善本书屋”，因为他读书只为做学问，不为收藏。

洪先生为人淡泊，温文尔雅又谈吐幽默，喜欢叼着烟斗，微微地笑着。洪先生经常不定期地在家召开历史学会的会议，邀请在学问上互相琢磨的数位老师同学一边品茗或饮咖啡，一边切磋学问。大家在一起讨论，时而舒缓，时而激昂，时而辩论，时而开怀畅笑。天气好的初夏时，花开如泻。时淡时浓的花香、茶香、咖啡香弥漫在院子里，和着高谈阔论，和着爽朗的笑声，飘荡在燕南园里。但是，“文革”中，54号门前的藤萝因有“资产阶级情调”而被斫毁！

洪先生十分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并结合他们的特长和兴趣为之确定研究方向。后来也住燕南园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就是洪先生的弟子。

1926年夏季，冰心从美国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应聘回母校燕京大学任教。那时，她已出版了《繁星》、《超人》、《寄小读者》等几本书，已是名满神州的作家了。

冰心先住在朗润园的一间单身宿舍里。她的未婚夫吴文藻于1928年冬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荣获了哥大颁发的“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状。他应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之聘，于1929年初回到北京。燕大对这两位从美国归来的青年学人特别予以款待，把燕南园正在兴建中的一幢二层小楼拨给他们居住。那就是西式的燕南园66号住宅。

冰心在自己的许多文章里细致地描述过自己住过的那幢小楼，就是在这里，他先后写下了《往事》、《南归》等小说、散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