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燕大复校。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0年，燕京大学改为国立，外籍教师回国，燕南园渐渐空了下来。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北大自北京城内迁入燕园。按照国家的教育调整规划，北大要建成一个以文理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国内很多高校的文史哲及理科专业被调整到北大，而北大和燕大的法科、新闻、农、工、医科等专业则被分散到别的高校，一时间北大名师云聚。在这个背景下，一些知名学者被安排到了燕南园居住，因为燕南园环境幽静，离教学区和生活区的位置适中，适合工作和学习。自那时起，燕园里就流传着这么一句话：知名学者不一定住燕南园，住燕南园的一定是知名学者。

由于学者们是陆续迁入的，并且住户较多，燕南园便不再像燕大时期那样一家一个院落了，而是依建筑面积的大小，将每个院落分隔供两家到三家居住。

往日比较安静的燕南园，由于突然增加了许多新住户，一下子热闹了许多。北大迁来燕园后，不论怎么改变校园的格局，都要避开燕南园。现在燕南园许多房子上镶的门牌还是燕大最初装上去的。

61号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创始人之一侯仁之院士的家。这是一座西式的两层小楼，掩映在一片深绿的树丛中，旁边又是一丛翠竹，望之蔚然而深秀。侯仁之和夫人自20世纪30年代初考入燕京大学，至今在燕园已70年了，自1950年搬入燕南园，至今也已50多年了。岁月沧桑，侯先生已年逾髦耋，回忆起燕园岁月的点点滴滴，总是充满着深情。

在以人文大师荟萃而闻名的燕南园里，周培源先生是为数寥寥的数理大师之一。饮誉世界的理论物理流体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培源是在1952年住进燕南园的，他曾是燕南园56号的主人。周先生在美国求学期间曾参加爱因斯坦领导的广义相对论讨论班，并进行相对论引力论和宇宙论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周先生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的门生弟子为中国国防科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周培源是爱花之人，56号曾遍植樱花，春来如雪，人称“周家花园”。

55号和57号从方位上看呈对角而立。有趣的是，它们的主人也因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特殊背景而有着某种“对峙”的关系。

原北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冯定在55号住过多年。在燕南园众多居住者中，冯定是比较特殊的一位，因为他是唯一一位由毛泽东亲定到北大教书的学者。

那时候，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还没有彻底完成，党要在哲学领域“占领”仍由旧知识分子“控制”的阵地。冯定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其名作《平凡的真理》曾引导许多人正确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特别看重冯定，点名调他到北大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他的唯物主义哲学与冯友兰的唯心主义哲学“搞争鸣”、“唱对台戏”。

然而在60年代的政治环境里，由于冯定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不趋炎附势，他在政治运动中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当报刊上连续发表批判冯定的文章时，有人劝他做个检讨算了，他不肯屈服：“我不愿做检讨的英雄。”

从那时起到“文革”时期冯定一直顶着“假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挨批斗。“文革”中，北大哲学系成立了“批判冯定、冯友兰联络站”。“对台戏”没唱成，哲学系这两位最有名的教授双双被推上了受批斗的台子。与冯定“唱对台戏”的冯友兰就住在燕南园57号。

1952年院系调整后，冯友兰从清华园迁到燕南园，并终老于57号。生活在20世纪这个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时代，冯友兰早年就以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而蜚声学界，他构建的哲学体系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曾有人评价他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文化巨人”，他对中国文化向现代化转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冯友兰迁入燕南园的50年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长期接受批判、自我批判、改造思想的过程中，冯友兰基本上失落了自我。这位思想自成体系的哲学家放弃了独立思考，这于他于中国社会于那个时代都是十分深刻的教训。

“文革”结束后，冯友兰真诚地解剖自我，指出自己以前不能“修辞立其”，决心今后“只写我自己……不再依傍旁人”。从此以后，冯友兰坚决抛开“文革”前就已出版的两本《新编》，以85岁的高龄从头开始撰写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他不再依傍旁人，而是作出自己的结论，所以《新编》七册中新的见解层出不穷，往往会与流行的论点相违背。他越写越感到自由，可以说是真正达到了“斩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的境界。晚年的冯先生就是在57号院里历时10年，用口述的方式写下了《新编》七册，实现了从失落自我到回归自我的转变！

说起“三松堂”，很多人都知道那是冯友兰先生的居所，但问到具体方位，一些人就“不知其所在”了。他的全集名为《三松堂全集》，表明了他对57号的眷爱。冯友兰曾在《三松堂自序》的自序中说起“三松堂”得名的缘由：“……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犹多其二焉……”

如今三松堂的大门前立起了一排绿竹盆景，似乎是要隔绝外界的喧嚣与浮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