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燕南园同样饱经沧桑的是63号院。这里原是燕大的美籍音乐教授范天祥自费修建的住宅，当时他的院子最大，被人称为“范庄”。范天祥任燕大音乐系主任，夫妇二人才华横溢而又诲人不倦，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杰出的音乐人才。范天祥教授还是虔诚的基督徒，对中国圣诗的曲调贡献很大。

本来这所房子在园内没有院墙，只用柏墙与其他院落相隔。可是北大迁来燕园后，考虑到校长马寅初在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怒斥“四大家族”被蒋介石逮捕监禁而身心俱疲，需要一个幽静的环境工作休养，所以就把他安排在了63号院，并把柏墙换成了砖墙。

马老是经济学大家，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设的大好形势鼓舞他关心国计民生，经过认真地调查和研究，就是在这座院子里，马老开始思考中国的人口问题。

1957年，马老发表了《新人口论》，建议在经济建设过程中重视人口问题，合理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五六十年代，正是中国的政治气候乍暖乍寒，帽子“大跃进”的狂热时期。在这种“左”倾跋扈的岁月中，马老的真知灼见成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马尔萨斯思想的“罪证”。全国上下，一时间群情汹汹，群起而讨之，北大校内的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声讨马老，连63号院子的围墙上、大门上都贴满了大字报。但是马老没有被这滔天的阵势所压倒，悲壮而豪迈地坚称：“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迎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他用自己的良知持守着真理。

马老遭到错误批判后，辞去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被迫离开了燕南园63号，搬入城内。63号院一度作为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办公之用。

1966年5月16日，中央通过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山雨欲来风满楼”，政治嗅觉“灵敏”的人物知道运动的大好时机来了。5月25日，由北大哲学系党支部书记聂元梓联合系里其他教员共7人联署的大字报《宋平、陆平、彭珮云在“文革”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出现在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上，这张大字报的威力是众所周知的，北大开始卷入“文革”的狂潮中。

聂元梓等人开始在北大“全面夺权”，成立了“新北大公社”，原来的校领导则被全部打倒，成为“黑帮”编户，打入“牛棚”。聂元梓俨然以“老佛爷”自居，搬入63号院办公，开始在北大呼风唤雨，并在这里接待了中央文革的头面人物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人，一时间，63号院门庭若市，众多谋划出自这个院子，在北大乃至全国造成一场又一场的政治“地震”。

聂元梓失势倒台以后，63号院空了一段时间。70年代初，北大副校长魏建功搬入此院。魏建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音韵学大师，是我国现代语言学的早期开拓者之一、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奠基人。他积极推行国语运动，抗战胜利后赴台湾推行国语，把日本人殖民统治50年强制推行奴化教育的日文日语的影响从台湾语言中齐根铲除，实现了中华民族语言的纯洁、规范和统一，为祖国的统一大业立下了彪炳青史的功绩。新中国成立后，他还为国家文字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主持编纂的《新华字典》，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影响最为广泛的一部大众化的现代汉语字典。可惜魏先生在80年代初就故世了。

现在的63号院成了一个大杂院，正房旁边低矮的小房子里住着一些工人和家属，靠南的正房是北大老干部活动中心，时常有一些退休的老教工在这里活动，靠北的正房为北大的一个公司所有。面对此情此景，哲学家汤用彤先生的儿子汤一玄先生说：“也许是因为63号的经历太坎坷了吧，现在谁也不愿住在那儿了！”

“文革”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几乎一夜之间就改变了燕南园里这些知名学者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