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的电影《色·戒》是对张爱玲的小说《色·戒》的彻底误读，他不过是用了同一个名字，主人公也叫易先生和王佳芝，仅此而已－－站在狩猎者立场上解读“爱情”，和站在猎物立场上解读“爱情”，能是一回事吗？

李安理解的王佳芝的“爱情”是什么呢？张爱玲说：到男人的心里通过他的胃，到女人的心里通过她的阴道。 这句调侃，被李安完全当了真。从这一立场出发，那三场被媒体津津乐道的床戏，并非虚设，尤其是第一场虐恋场景，男性对女性施以暴力凌虐，女性肉体被彻底开发和征服，由此引发性的欢愉，最终达于感情的依恋和精神的屈从。这种力量之强大，足以使她背叛自己的浪漫理想。

或者，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受虐是女性气质的来源。狂热支持他的理论的一个女性研究者更是声称：女性天生就是受虐狂。

这种判断隐含的逻辑也许是：暴力=强大=安全感。史前狩猎时代，男性的强壮，意味着更多的猎物、更强的生殖能力，和对女性和她的孩子更好的照顾和保护。为此付出忍受暴力的“小小代价”，是可以接受的。

但社会早就进化到男性无法凭肌肉和睾丸征服世界的年代了。李安恐怕弄错了，天生受虐狂的女性确实存在，但大部分女性并非如此。女性成为受虐狂，社会文化的原因恐怕远远比生理原因来得强大。暴力引发的女性普遍反应是恐惧和沮丧。纯粹由性(交)而爱的女性的确存在，但大部分女性并非如此。女性情感反应的普遍模式，恰是由“爱”而“性”(虽然“爱”的基础本来就是性的吸引)。即使是《金瓶梅》里的万恶淫妇潘金莲，一个纯粹的肉体动物，对性永不餍足，那个性能力超强的西门庆何尝没有满足她的性需索甚至“被虐的需索”？但是他对她的意义不过是钱袋和机器，雪夜弹琵琶的一点抒情笔墨很快黯淡。随着他们性交次数越来越频繁，强度越来越大，彼此间的感情反而荡然无存，最后她不惜为了满足自己让他送命。如果潘金莲也配有一点“爱”，那么她“爱”的恰是那个她一直想偷却迟迟偷不成的陈经济。

西蒙·波伏娃早就在《第二性》中严厉批判过的男性集体性幻想，被李安再次搬上屏幕成为狂欢。即使我们认同李安的王佳芝是少数接受暴力也接受“由性(交)而爱”的特异女性，但她绝不是张爱玲的王佳芝。张爱玲笔下男男女女，充满了世俗烟火气，故事再“传奇”，传达的仍是被她嘲弄的普遍人性。

那么张爱玲理解的王佳芝的“爱”究竟是什么？是“细节”。

女性总是以为，行动通达于思想，男性对她们表示体贴好感的细节，略一堆砌，就能转化为“爱情”。可悲的是，对男性而言，行动仅仅具有当下的意义。小说里那个重要的道具，戒指，张爱玲强调了它的贵重，和购买的琐碎过程。王佳芝贪恋的并非戒指价值的贵重，也不是“春药”一样的权势，而是一个如此有权势的男人，愿意郑重其事地亲自陪她，不厌其烦地挑选了一只贵重的戒指，于是她觉得这通往“爱情”了。

他不在看她，脸上的微笑有点悲哀。本来以为想不到中年以后还有这样的奇遇。当然也是权势的魔力。那倒还犹可，他的权力与他本人多少是分不开的。对女人，礼也是非送不可的，不过送早了就像是看不起她。明知是这么回事，不让他自我陶醉一下，不免怃然。

陪欢场女子买东西，他是老手了，只一旁随侍，总使人不注意他。此刻的微笑也丝毫不带讽刺性，不过有点悲哀。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

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