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名人传记类的书籍一直是图书市场的宠儿，像唐德刚先生的《胡适口述自传》、黄仁宇先生的《黄河青山》、杨绛先生的《我们仨》，乃至胡因梦的《生命的不可思议》、洪晃的《我的非正常生活》、陈鲁豫的《心相约》等等，都曾在图书市场上风靡一时。不过，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名人传记类书籍更多地侧重于经典引进和一些带有学术意味的原创作品，曾经独领风骚的“公众人物”传记逐渐淡出了读者的视野，而那些在海外久享盛誉的人物传记则开始摆上各大书店的书架。诸如贝内特·瑟夫《我与兰登书屋》的全译本、赫拉巴尔的《河畔小城》、唐德刚先生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吴相湘先生的《三生有幸》等等，这些人物传记均以不俗的文化品位与极高的史料价值而享誉文坛，但因为种种原因，国内读者或久闻其名、未见其书，或只是看到过这些传记的删节本，而未能一窥全豹。这些传记的引进一方面满足了那些高层次读者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标志着国内读者阅读眼光的日渐成熟——针对于传记类的书籍，他们需要的已不再是单纯的“公众人物”以及文化明星们迷人的娱乐八卦与煽情作秀，他们同时也需要真切感人的严肃的传记著作。

对于众多的爱书人来说，美国出版家贝内特·瑟夫的名字应该不算陌生，作为世界上最

大的出版集团兰登书屋的创始人之一，贝内特·瑟夫在出版界可谓大名鼎鼎。他的出名，不仅仅是因为兰登书屋数十年来有着令世人瞩目的出版业绩，更引人注目的，还有贝内特·瑟夫极富魅力的洒脱个性以及他一生交游甚广、且多彩多姿的个人经历。当年三联书店首次推出贝内特·瑟夫的自传《我与兰登书屋》，其中不仅删掉了作者原文中叙述他幼年生活的片断，而且首印的数量更只有区区三千册而已。正所谓物以稀为贵，罕见的版本不仅让这本小书显得洛阳纸贵，同时，也被众多的出版人视为自己终生珍藏的出版秘籍。相比之下，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的《我与兰登书屋》虽然有点姗姗来迟，却增补上了被三联版删掉的内容，并收入一百多幅相关图片，可谓完整再现了该书原貌——对于那些喜欢这本小书的读者，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振奋的幸事。

与高调引进的《我与兰登书屋》相比，《河畔小城》的引进出版则显得有些低调，此前中国青年出版社虽然已经陆续推出了博胡米尔·赫拉巴尔的系列著作，虽然赫拉巴尔本人与米兰·昆德拉、克里玛并称为捷克文学的“三驾马车”，但在大陆读书界，赫拉巴尔的著作却只是被圈内少数人所推崇，而一直未能进入大众阅读视野。中国青年出版社这次推出的《河畔小城》系赫拉巴尔的自传作品，内容由《一缕秀发》、《甜甜的忧伤》和《哈乐根的数百万》三部长篇小说构成，其中前者与后者均是以作家母亲的视角和口吻书写，而夹在中间的《甜甜的忧伤》，则是作家本人的童年回忆。赫拉巴尔在书中透过一双孩子的眼睛观看世态、体察人情，以“一个乐观主义的悲观者和一个悲观主义的乐观者”的态度，尽情表达了自己“拉伯雷式的笑和赫拉克利特式的哭”，显示出一种不同凡响的大师风范。或许，这部传记的出版在带给我们一部好书的同时，也能够引导读者逐渐走近这位捷克当代文坛上最有魅力的作家。

唐德刚先生是“口述历史”的创始人之一，他的文笔与学院派的风格迥然不同，其行文向以纵横捭阖、妙语连珠的“唐派散文”风格而闻名海内外。唐先生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以张氏个人的自述为主，以唐先生的论说文字为辅，从主体与客体的不同视角相互对照，既弥补了各类史料之不足，亦以大量细节充实了历史事实，堪称是一部融资料性与可读性于一体的优秀传记类著作。正像唐先生所评价的那样:“在五光十色的中国近代史中，在百余年当政者的公私生活和政治成败的记录上，最多彩多姿的领袖人物‘少帅’张学良将军，应该是独占鳌头了。他那带有浓厚传奇性和高度戏剧化的一生，在民国史上老中青三代的领袖中，真没有第二人可与其相比。尤其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撒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的确，张学良将军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数十年来，由于张将军身上的传奇色彩过于浓厚，已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真实的历史，这部“口述自传”虽因信笔挥洒而未免流于细节琐屑，却仍然能够最大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在不经意间显露出“遍寻史书也不能得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