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年，“文化”被隔离，文化迅速边缘化，文化群体与大众之间存在巨大“无关”状态。二○○七年，在风平浪静之下，有诸多的文化“溃疡”让人焦虑。

对于阅读而言，2007年似乎是风平浪静的，以至于让人感到难以梳理。2006年的年终盘点，我们试图谈论“当前中国文化领域的核心问题”。在盘点中，我们表 达了对人文环境恶化的焦虑，同时对知识分子的不作为略感愤懑——一个这样的时代，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是否要随着大众的消费主义狂潮任意漂浮，随波沉沦？从今年的表现看来，这个问题依然值得谈论下去。一个民族，或者说一个正在生存着的人类群体的文化“自我意识”在今天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人类的思想、品质、生命感知等等，我们还要丧失多少？

2006年，我们试图追问，知识分子为何在公共领域没有承担？2007年，我们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知识分子是否还具有对公共领域思想舆论承担的能力，他们的“承担”还是否有效？这样的发问，对于2007年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领域来说，一点都不算突兀。

在今天，如果形象地描述我们所处的世界，那将是许多被隔离起来各自为阵的墙体或方圆地盘，我们一般称其为行业、阶层或领域等等；如果还认定有一个真正的“中国文化领域”存在的话，我们很难看到这个人文精神领域的大作为，相反，我们看到了更多凸显出来的、相对于这个“文化领域”而言的他者世界。这个他者世界，我行我素地存在于“文化”之外，使所谓“精英文化”成为一项确凿的少数人的残喘、叫嚣和自娱自乐。

在平心静气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事实上，我不得不承认，在搜罗回顾2007年表面风平浪静的“人文中国”若干文化事件并加以揣摩品味时，我对诸多的文化“溃疡”感到相当焦虑。

出版产业：不仅是资本市场，更是文化产业

2006年，易中天和于丹拿到了比余华还高的版税，这些实在的金钱数据，开始令学界动心，而形同拙劣恶搞的作家富豪排行榜，再次以市场的名义赤裸裸地考验作家和学问家们。

而这一年，一个叫余地的作家诗人，已因不堪生活的贫苦重负而自杀身亡。是的，在今天，如果文化已经只是产业的化，市场(金钱)当然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同时，这些与生存密切相关的金钱利益，正是精英们也难以自拔，终于肯纷纷将自己降为“凡胎”的最大理由。

无论作家富豪榜对文化“意义”如何，这在事实上实在是出版业内不得不关心的事情，因为这关系到他们明年该拉哪些作家、哪些类型的稿子——他们也实在是难啊。

在青春文学中，郭敬明与韩寒的成功(就靠文字赚钱这个行当而言)明确地告诉我们，青少年是我国目前阅读需求最大、兴趣最集中的读者，而他们对他们的阅读，当然不是出于升学或者谋业的目的。而学术明星于丹和易中天，从调查来看，目前，大学低年级学生、有高中文化的农民工、爱看电视并有着一颗求知心的小市民，以及其他行业的非文盲，是“通俗社科读物”的重要读者群。从根本上来说，这些都是自然发生的需求。

然而正因为上述事实，造成了2007年文化领域的进一步动荡，这一年，自取其辱的“十博士抵制于丹”闹剧，便是一个明证。

是什么让这些已经读到博士的人变得如此可笑？硬要抢过粉丝们手中的“精神食量”掼在地上？我们知道，各大新华书店不但常年售有《论语》、《庄子》、《三国志》及《史记》等名著的原版，更有历代学者的注解版。也就是说，出版方并没有失职，而读者就是不买，这一点，十博士何以就不明白呢？莫非是博士们的导师告诉他们，要“救”国学的“亡”而“图”博士或博导们的“存”？我们的知识分子们有没有垄断名著解释权的资格暂且不论，我们的青少年和成人大众，总有选择自己的娱乐方式和对象的自由吧。

面对市场，大众已经成为“精英文化”的“他者”，借助这个充分拥有阅读或娱乐选择自由的“他者”群体，我们可以反观“文化”作为“自我”的处境了。除了少许非郭非韩的作家因为影视改编等原因之外，名家贾平凹也终于爬上了畅销榜榜尾，也许他会感到羞辱，也许他已经过了这个心理关，2007年，《高兴》应该卖得不错。

农民作为“他者”：“底层写作”问题

在2007年，“农民问题”依然在政策上较为倾斜，与农民问题捆绑喧嚣的“底层写作”，也成为文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无论是已经过气的《秦腔》，还是正在热销的《高兴》，贾平凹都向我们表明，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关注农民问题。

事实上，农民作为一个群体，是“文化界”实实在在的“他者”，农村破产、农业荒芜、农民进城等等，是他们成为“他者”的重大原因之一。在今天，农民作为一个“苦难”加身的、被异化了的陌生群像，突兀在当代知识分子面前，他们的血泪史充斥着各种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各个部位，他们为自己的生存挣扎而不断地创意百出的花样，更作为文艺作品中最具“戏剧性”的元素取代了作家和艺术家的想象力(一个民工背尸还乡，被赵本山的《落叶归根》和贾平凹的《高兴》同时借用)。

问题在于，农民工与其他弱势群体求生存的本能悲怆所爆发出的“创意”，比如背尸还乡、爬上吊车讨薪等，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作家的虚构，而在《高兴》的创作谈中，贾平凹则强调了自己为创作所做的长期调查。《高兴》似乎要塑造一个另类的民工形象——既然现实如此残酷，抗争如此无力，那还不如活得有“创意”一些。贾平凹在《高兴》中力图把刘高兴作为农民工的典型，拉入“文化”的“我们”中来，让他热爱文艺，让他有一个诗人的慧眼和心境，让他拥有梦想小资生活的自觉性及胆量，然而这些却更强化了农民作为“文化”的“他者”的强烈感受。

当然，我并没有将贾平凹的《高兴》看成是向余华早期作品《活着》的致敬之作，而是，作家之以农民为表达对象，“底层写作”之对底层关照的冲动，在何种程度上能打通这个人文知识分子的“自我”与农民这样一个庞大的群落构成的他者之间的巨大鸿沟？文化这样一个事关生存整体的精神活动，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才能达到两情相悦的沟通和融入？中国的那些具有强烈的“底层写作”冲动的作家，在何种程度上能拥有狄更斯、契诃夫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切肤之痛和赤诚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