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私的爱心奉献

文／本刊记者 张 娟

“爱心，无私的爱心奉献”，原国务院港澳办主任、中国福利会副主席鲁平这样理解宋庆龄精神和其事业的精髓。

“我很高兴自己能够从事宋庆龄的事业”，鲁平1948年从大学毕业，就到了中国福利基金会，“那时候，中福会的规模没有现在这么大，她老人家差不多天天都来，我在她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很多年。”

退休后的鲁平又回到中国福利会，他高兴地看到宋庆龄事业新的延续和发展，“这也是宋庆龄奋斗的目标”。

为妇女儿童谋福利

在中国福利会工作的25年里，艾柏英“一步步加深了对宋庆龄、对宋庆龄事业的认识，积淀了对宋庆龄和她所创办事业的感情”。在他的感觉里，在宋庆龄创办的单位里工作“是一种光荣，有种自豪感”。艾柏英现在是中国福利会的秘书长。

宋庆龄特别关心妇女和儿童。她为妇女儿童亲自创办了很多事业，包括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中国福利会幼儿园、中国福利会托儿所、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场、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社。

“现在，她当年创办的这些事业蒸蒸日上，新办事业也蓬勃发展。”艾柏英介绍说，多年来，中国福利会继承和发展着宋庆龄倡导的全心全意为妇女儿童服务的思想，立足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努力做大做强自己的优势事业，在妇幼保健、学前教育、儿童文化等领域取得了突出成绩。比如1991年创办的宋庆龄幼儿园，至今已成为上海、乃至全国的知名品牌之一；为丰富少年儿童精神文化，2002年成立的中国福利会出版社，作为少年儿童读物的专业出版社，至今已出版各类图书300多本，部分图书获得了“冰心儿童图书奖”等多项大奖；中福会近年在品牌输出、管理输出方面进行了尝试，如与江苏昆山合作建立现代化的中国福利会绿地幼儿园，在上海浦江镇管理一家高水准的青少年活动中心。江苏吴江、南通等地挂牌，与多家妇幼保健医院合作等，都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艾柏英如数家珍。

“宋庆龄的事业是不同于其他的，她是站在全国的高度来办她的事业，着眼于全中国妇女儿童的健康、幸福。”艾柏英说，回顾中国福利会的发展历程，之所以经历70年依然生气勃勃，是因为有宋庆龄先进思想为指导，始终坚持她制定的“实验性、示范性”目标，走在社会同行的前列。“宋庆龄的单位要成为行业里的领头羊，还有毫无保留的示范辐射作用，普遍提高妇女儿童工作的水平。”艾柏英说，多年来中福会在海南、内蒙、贵州、安徽等边远贫困地区也发挥着良好的示范辐射作用。

艾柏英特别介绍了中国福利会的两个新项目的进展。面对社会教育资源紧张及老龄化问题严峻，就读与养老压力日益加剧，2007年，中国福利会在青浦区兴建一所涵盖小学、中学的宋庆龄学校和一所高水准的老年福利发展中心。目前，宋庆龄学校已经结构封顶，按计划2008年9月开学。老年福利发展中心在2008年春节前后就可以接收老人入住。

“正如宋庆龄曾说过‘社会缺少什么，我们就干什么’，这是我们不断创新和探索的动力。”艾柏英说。

为了宋庆龄的嘱托

“作为一名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人，我们始终把爱心和奉献视为我们机构文化的核心，并将把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打造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公益团体作为机构文化的最高目标。”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俞贵麟告诉记者，自1982年成立以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在始终遵循宋庆龄先生毕生致力的“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祖国统一、发展少儿事业”的三项宗旨，在发展国际和平友好事业、推动两岸民间交流、服务青少年健康成长和扶助社会弱势群体等诸多领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在海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俞贵麟介绍说，目前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已经与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巴西等五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民间组织、华人社团等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10多个国际组织开展了公益项目合作。此外，还定期组织驻华大使及国际组织驻华代表联谊会、国际间学术研讨会，开展国家间青少年互访交流等活动，均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效果。

“我们将进一步围绕国家外交大局，统筹好规划好开展好我会的国际交往工作，将进一步强化对外交流的品牌意识，在更大的领域、更高的层面参与国际民间事务，进一步扩大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俞贵麟告诉记者。

开展两岸交流是宋庆龄基金会的三大任务之一。多年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充分挖掘自身优势，开展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工作。他们已与中国国民党青年团、台湾“十大杰出青年基金会”、台湾“中国青年大陆研究文教基金会”等岛内具有重要影响的团体，以及多位台湾地区前政要和知名人士建立广泛深入的联系，成功打造了“海峡两岸青少年大联欢”、“海峡两岸大学生领袖论坛 ”、“首届两岸青少年社会教育论坛”、“走进北京”等多个品牌交流项目。

俞贵麟说：“我们将充分利用我会的特殊身份，保持和加强与台湾有影响党派、社会团体和政要的深层次交往，努力搭建渠道畅通的交流对话平台，增强两岸人民的互信。我们将注重加强与孙中山、宋庆龄在台湾的亲朋旧友及其事业追随者的联系，为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牵线搭桥。 ”

他告诉记者，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还将精心培育两岸交流的新项目，通过设立“台湾大学生奖助学基金 ”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不断开拓两岸良性互动的新机制，为加快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促进两岸和谐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2007年5月，在纪念中国宋庆龄基金会25周年招待会上，胡启立主席收到来自中国地质大学28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写来的一封满含深情的信：“……这资助好比冬天里的一把火，不仅温暖了我们，也温暖了我们28个人所在的贫寒的家……在宋庆龄基金会的资助下，我们不仅顺利地完成了大学学业，更多了一份对于未来和社会的责任和感恩。”来信人是宋庆龄基金会“未来工程”的受助者。

“‘未来工程’是宋庆龄基金会的重要项目，是在对我会公益项目盘整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主打公益产品。”俞贵麟向记者介绍说，“未来工程”不仅仅是资金的赠予，它秉承了宋庆龄女士“缔造未来”、“为国树人”的思想，将经济支持和人才培养相结合，通过经济资助、主题教育、社团活动等多种形式，对大学生尤其是家庭困难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和人格素质培养，实现“受助”到“自助”到“助人”的成长过程。

宋庆龄樟树奖

由中国福利会于1985年6月设立，授予为妇女儿童事业做出卓越贡献，在国内外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以及为推动妇女儿童事业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至2006年10月，宋庆龄樟树奖共颁发了13届，有103位在妇幼保健、儿童教育等领域中做出重大贡献、成绩卓著者获此殊荣。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公益项目

“未来工程”（大学生奖助学项目）、中国西部妇幼健康计划、西部园丁培训计划、儿童权益保护计划 。

宋庆龄视作掌上明珠的剧院

文／本刊记者　张 洪

上海戏剧舞台上的儿童剧在中国是一个叫得响的品牌，《童心》、《马兰花》、《海的女儿》……推出这些戏剧的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将宋庆龄创办这家剧院的精神潜移默化地带给了社会。

“我们的剧院来了！”

“宋庆龄在世的时候，我们有一种特别的自豪感。”在几幢老建筑组成的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里，党总书记甘庆元说。

甘庆元是1979年这个剧院最后一批见过宋庆龄的人之一，那年，他29岁，与儿童剧《童心》剧组一起去北京演出。

甘庆元还记得，当时住的是朝阳饭店，上世纪70年代，这家饭店极有档次，专门有国务院秘书来询问需要什么。宋庆龄还亲自送苹果给大家吃，并专门安排剧组人员去国务院小礼堂看内部电影。

那次，甘庆元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手机，像砖头一样，影片中被叫做大哥大。当时放映的印度电影中有舞蹈场面，其中一个特写镜头是女子跳舞时露着肚脐，“当时我们都是男同志，那个年代，到了露脐的特写，大家纷纷半遮着面，不好意思看。”

那年，《童心》一剧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献礼一等奖，开心之余，剧组受到了宋庆龄的亲切接见。

“感到亲切的是，宋庆龄一见面就说‘我们的剧院来了！’因为是宋庆龄办的剧院，大家的待遇很高。”后来，大家围着宋庆龄拍了一张黑白照片，如今，这张照片就挂在剧院的墙上。

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被喻为“宋庆龄女士的掌上明珠”。2007年，这个剧院迎来了60岁生日，60多年前，宋庆龄对中国戏剧家黄佐临说：“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通过戏剧去培养下一代，提高他们的素质，给予他们娱乐，点燃他们的想象力，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如今，这番话作为“院训”，张挂在剧院一进门的醒目位置上。

“宋庆龄一直希望我们能排更多更好的戏，为少年儿童服务。”甘庆元说。她亲笔给剧院写了好几封信，对儿童剧的生存状况密切关注。

1950年代，宋庆龄来到上海，把演员们叫到她的住处，跟他们谈笑风生打牙祭。剧院至今珍藏着一张照片，宋庆龄和孩子们坐在草地上，快快乐乐的,像一家人。

从亲子场到国际儿童戏剧节

“文革”时，中国进入特殊时期，有一段，儿童剧院差点被合并到话剧团。

曾经有过这样的传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儿童剧院要与话剧团合并的消息传得纷纷扬扬。一天早上，一辆黑色轿车，悄悄驶过剧院，轿车在门口停了一下，车上的窗帘缓缓拉开，很快又放下，车子旋即开走，旁边的人纷纷说：宋庆龄！宋庆龄！宋庆龄来过了！

“从此之后，我们儿童艺术剧院就再也没有了合并之说。”甘庆元说。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大门渐渐打开，有一段时间，剧院遇到了经济困难，只好对外租房，换取一部分收入，用来排戏。

任德耀是宋庆龄亲自任命的儿艺院长，1988年，老院长亲自捉笔写了一部戏《魔鬼的面壳》，1989年建国40周年时去北京献演，得了大奖，后来被当作儿童剧中里程碑式的一部戏经常提及。

1994年到2000年间，剧院先后排出儿童剧《雁奴莎莎》、《白马飞飞》和《享受艰难》，获得了中宣部颁发的“五个一工程”奖。

这之后，剧院遇到了生存问题：当时剧院是差额补贴单位，得奖的戏，因为票价低，越演越亏。为此，剧院痛下决心寻找市场。

20世纪90年代，甘庆元去日本访问，看到当地红火的亲子场——大人带着孩子看戏，颇受启发。要探索一条既适合市场，又有“造血功能”的路子，何不试验亲子场？

2000年6月1日，剧院开始尝试亲子场的第一场演出。1300多个座位只卖掉了100张票（50个家庭），不赔不挣，打了平手。在这个基础上，剧院开始实行会员制，从这50个家庭开始，剧院的观众一年年增长，一直发展到现在的6000名。

到日本访问时，还有一件事令甘庆元印象深刻：日本很小的一个剧院就可以搞国际戏剧节，我们却没有一个剧院尝试过。

2004年，儿童艺术剧院尝试搞了第一届上海国际儿童戏剧节，十分成功。随后，每年一次，30多个国家和地区儿童剧团来到上海，10多万孩子及家长观看了演出。

仍有20多岁的人没看过戏

跟国外相比，中国的儿童剧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在俄罗斯访问时，甘庆元看到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被父母带去欣赏音乐。

“实际上她并不一定全懂，但从小熏陶，以后的人生肯定会不一样。”而我们这边，“一个小孩子一年平均只看一部戏，甚至20多岁的年轻人仍有人没看过戏。”

甘庆元觉得，小孩子靠的是形象思维，一出戏的影响远远胜过十本书，“所以再困难也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儿童艺术剧院院长蔡金平还记得自己演完《长发姑娘》时，一个小观众拉着她说：“长发姐姐，我以前一直浪费自来水，看了你的戏以后，我绝对不再浪费自来水了。”

“我觉得，这就是戏剧特别是儿童戏剧的魅力。”蔡金平说。

2007年，中福会秘书长艾柏英为剧院定下了新的方向：要从儿童文化事业和儿童文化产业两方面着手，走出一条发展儿童戏剧的新路。

宋庆龄创办儿童剧院的宗旨是为儿童服务，为了普惠一般家庭，剧院坚持去学校演出，每年200多场次。另外，剧院还制定了到新疆、贵州等贫困地区巡演的方案。2007年夏天，剧组带了两部戏去新疆，两天三夜的火车，下来后马上装台。那边的孩子从来没有看过儿童剧，看后异常兴奋。在去阿克苏演出的路中，因为沙尘暴，火车停运，23个剧组成员临时改坐飞机，使演出得以顺利进行，为此，剧院多搭进去2万多元。

2007年，剧院的亲子场演出最多，成功上演了约100场，外地巡演全国最多，路线最长。剧院还开辟了广场演出，每年20多场。同时，剧院还搞起了艺校。

在儿童艺术剧院工作的30多年中，甘庆元体会到，剧院的人对小孩子都有一种特别执着的感情，这是宋庆龄给予的。“能在舞台上塑造出好的形象，让小孩子快乐，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目的。”

“陈指导”和她的少年宫

文／本刊记者　张 洪

屡受赞誉的少儿舞蹈《中国风》，跳了一年又一年，第一代演员已经做了妈妈。东方小伙伴艺术团，是展示中国少年儿童风貌的一张名片，它背后有一个孩子们非常敬重的名字——“陈指导”。

A型血的人重细节

“陈指导”的名字叫陈白桦，她自称“天生要强”，“A型血的人注重细节，总想做到最好”，因此，被同事称为“细节总监”。

陈白桦从小喜欢舞蹈，能将一部样板戏《白毛女》看上三、五十遍，整个动作倒背如流，回到家中对着镜子一遍遍地练。

当年插队时，陈白桦自己割芦苇，挑黄沙，建房子，挑断三根扁担，脖子磨得出血。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她也随身带着练功鞋、练功服，一有机会就跳上几圈。

学舞蹈的人喜欢照镜子，劳动完了，大家喜欢躺在床上吃东西，陈白桦却要找地方练功，她发现一个老农家里的床四周三面都是镜子，就借机经常去照，对着镜子做几个动作。

18岁的花季，陈白桦“皮肤白得像剥了壳的鸡蛋”，在东南郊奉贤县星火农场小分队里，她自己编舞，经常巡演，还屡屡获奖，“一得奖就要来上海市区演一个月，在大世界，很开心的！”

1982年，少年宫分进来4个大学生，其他3人，有的出国，有的改行，只有陈白桦一人固守下来，终日与小孩子为伍，这一切，一言以蔽之，皆因为她“对舞蹈的痴迷，对事业、对孩子的爱”。

读书时，陈白桦被称为“金嗓子”，高音可以到high C，低音可以到女高音唱不下去的程度，如今却成了喑哑的“沙喉咙”，

“进了少年宫，整天对着那么多小孩说那么多话，导演大型演出节目更得大喊大叫，一只脚放好，有时要讲一万遍。每天忙得昏天黑地，不知不觉就倒了嗓子，现在是一点音高都没有了。”说这些话时，陈白桦十分平静。

因为声带的恶化，两次手术后，医生嘱咐陈白桦“以后再不能大声讲话”，但一到了排练现场，和孩子们在一起，她就把医嘱抛到了脑后，就这样“喊”出了一台台走向世界的演出：屡屡受到中外领导人赞誉的少儿舞蹈《中国风》，参加演出的小演员多达120多名，平均年龄只有12岁；东方小伙伴艺术团已成为展示上海形象和中国少年儿童风貌的一张名片，在APEC会议、庆祝香港回归等一系列大型演出中频频亮相。

最重要的事情是“认真”

“陈指导”几乎是孩子眼里的“神”，头上多了发卡，换了新的鞋子，都是他们回家报告给父母的头等大事。在少年宫学习过的孩子，很多在日记中写下，“老师教会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真’。”

这些“尖子”生中，其中一位是电视剧《玉观音》的女主角孙俪。

出去演出，每次取盒饭，陈白桦总要叮嘱孩子们不要忘了说“谢谢”。为了给他们做“规矩”，陈白桦站在领盒饭的百余人队伍旁一遍遍示范，50个人讲50遍，100个人讲100遍，无一例外。孙俪因此养成了彬彬有礼的气质，后来，成了电视名女，很多人都惊讶这个女孩子的“懂事”。

有一位在中福会少年宫学习过的孩子，因为在应聘书上写下“我有10年在少年宫学习舞蹈的经历，它让我学会了如何分配时间”，而被一家门槛颇高的德国公司看中。

1994年，少年宫排练的舞蹈《中国风》赴京参加国庆45周年演出，这是惟一一部进京的少儿舞蹈，每一段民族舞之间的“抢妆”十分紧张，分秒必争。通常，演出的舞台是16米宽，但人民大会堂的舞台有44米宽，孩子们人小步子也小，怎么办？

走台时，陈白桦拿着皮尺在舞台上丈量尺寸，计算时间，孩子们看出了她的心思，知道“陈指导”心里很着急，竟背着她悄悄商量了一个办法：先把下一段民族舞的衣服穿在里面，等到蒙古舞一结束，马上把套在外面的蒙古舞裤子脱掉，立刻上台。她们瞒着她，因为这样做通常是不允许的，演出结束后，孩子们冲着她一齐“哇”地笑出来。实际上，她们的“陈指导”在一边早已看出，心里满是感动。

在陈白桦眼里，宋庆龄一生最热爱的东西有两样，一是和平，另一个就是妇女儿童，宋庆龄诞辰100周年时，中福会要求少年宫排演一场以宋庆龄为主题的舞蹈。陈白桦来到了宋庆龄在淮海路的故居，在满院子的香樟树下，陈白桦了解到，宋庆龄十分喜欢鸽子，一个鸽子死了，宋庆龄伤心落泪，将它葬掉。根据这个故事，陈白桦细心揣摩，排演了舞蹈《白鸽》，一举拿下全国舞蹈大赛金牌。

1997年香港回归，陈白桦和她的孩子们前去助阵，5天5夜的排练，每天孩子回家了，她还要盯到午夜之后。

2001年APEC会议期间，21个国家的首脑齐聚上海，陈白桦率领少年宫东方小伙伴艺术团参加演出，一共排练了19次，每一次，“陈指导”都变着法儿“哄”她的孩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次”，就这样，一次一次软磨硬泡直到“最重要”的一刻真的到来。

有人说，陈白桦对她的孩子一心投入，“把少年宫像一个家族企业一样来经营”。陈白桦觉得，“宋庆龄的精神非常富有，在一个物质的世界里尤其可贵”，在对这种精神的一路秉承下，陈白桦在少年宫里创造了很多自己的“复制品”。

2006年，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两次拨款作为中福会流动少年宫“农民工子弟项目”、“在沪农民工子弟学校添置教具”专项经费，将校外教育资源引进农村，宋庆龄的少年宫事业进一步做大。

在“细节总监”陈白桦心目中，“宋庆龄的少年宫，一定要备加珍惜，这也是一种文化，需要传承。”她希望，孩子们能像她一样地崇拜宋庆龄。

“宋奶奶”的幼儿园

文／本刊记者 张 洪

“宋幼”创建于1991年，隶属于宋庆龄亲手创办的中国福利会，是一所研究性、国际性、示范性的学前教育机构。

天底下最温暖的一块儿

小学一年级时，封莉蓉听父亲讲起宋庆龄，只觉得她是一位“大人物”，父亲说“几百年也出不了这么一位了不起的女性”。读书后，来到中福会工作，封莉蓉对宋庆龄已经“仰慕得不得了”，中福会由宋庆龄创办，她的喜悦自不待言：“我还发糖给大家吃呢。”

1991年，封莉蓉从中福会调到宋庆龄幼儿园做园长，从中福会到“宋幼”，她的单位依然围绕着“宋庆龄”三个字，当时，汪道涵是幼儿园的筹备组组长，幼儿园得到的份额较大的国外捐赠——5万美金，来自一笔空难抚恤金。小孩子画的画，做成贺卡，到日本义卖，成了幼儿园初始资金的一部分。

从幼儿园开始建立，宋庆龄的人格魅力就融进了这里的每一寸空间。创建者也是宋庆龄的传承者，用封莉蓉的话来说，“这个幼儿园是在一个伟人、一个巨人的肩膀上起来的。”

接待外国代表团时，有人会说“你们真幸运”，有宋庆龄的名字做支撑。曾经有外国代表团来幼儿园参观，其中一人说，在中国，我知道两个人：一个是孔子，一个是宋庆龄。

“可我真的不是宋庆龄的亲属”，作为一园之长，封莉蓉有时会笑着向人解释。她深知宋庆龄在世人心里的分量，来这里工作，封莉蓉靠的完全是自身实力。

一个老师跨进宋庆龄幼儿园的大门，在封莉蓉看来，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一份事业。“说事业也浅了,”她用手抚了一下胸口，“其实是为了一种神圣的情感，天底下最温暖的一块儿。在这里工作的人会有爱，有幸福感。”

教育就像搭脚手架

“这个学校是宋奶奶的！”孩子们经常这样说。

对于宋庆龄幼儿园来说，宋庆龄三个字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根基。不仅老师，连孩子也潜移默化张口闭口“宋奶奶”。

1994年，“宋幼”创办了“国际部”，派出大批教师出国，如今，学校约三分之一的教师是外籍，大部分中国老师都有过留学经历，13年来，“宋幼”接纳了45个国家的孩子。这个“小小的地球村”洋味儿十足。

改革开放国门一打开，“宋幼”就开始走出去，请进来。“宋幼”的最大特点就是不缺思想，从成立那天起，这家幼儿园就建起了“研究室”，老师著书立文，参加国家一级课题研究是这里的家常便饭。

多元的文化特色，使“宋幼”成为上海市幼儿园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家。在封莉蓉看来，和谐是“和而不同”，宋庆龄的气质融合了东西方文化，既是东方的，又接受了西方的修养，她所创办的幼儿园也秉承了这一气质，也因此，“宋幼”的课程允许各种尝试在这里碰撞。有人希望学校办成“杜威的课程”，有人希望办成“蒙台梭利”的，“宋幼”的理念却是，纷纷加纳，为我所用。

“教育是有要求的，不能完全放任孩子的个性，要有一定的引导，又要尊重孩子。” 封莉蓉介绍说，一些发达国家比我们做得早，如两岁的孩子不一定人人喝牛奶。可以有其他选择，如饮料、糕点等，不管什么情况下，老师都会蹲下来，眼睛看着孩子，倾听孩子。

坚持“尊重与要求和谐统一”的教育理念，“宋幼”尊重每一个孩子的差异。因为宋庆龄精神的引领，这个团队对孩子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用封莉蓉的话来说，“我们的教育就像一个脚手架，大楼建成前是离不开的，十分低调，但大楼建成后会悄然撤掉。”

“小小地球村”

虽然注重研究，学风严谨，但“宋幼”的活泼却在中国的幼儿园中独树一帜。这里“一年四季都在过节”：中国节、洋节，是节就要庆贺。

2007年万圣节时，“宋幼”刚刚庆贺完“多元文化日”，来自不同国籍的家长手拿自己的国旗，站在园中，对着中国国旗行注目礼。回到各自的班级，这些家长捧着书本给孩子讲上一段关于自己国家的故事。随后就是天南海北大聚餐，每一个家长都带来了自己国家的美食。

“孩子们不一定知道日本菜、意大利菜，但却知道世界是多样的。”封莉蓉说。

在“宋幼”的教学理念里，“没有不好的孩子，只有不好的老师。”每一年艺术节，幼儿园都会把所有学生的作品，不分优劣，不做选择，全部张挂到走廊上，每一个孩子都能在众多的作品中找到自己的。“其实他画得好不好并不重要，你认同他是好的，这很重要！”

进入“宋幼”工作，等于要接受一遍宋庆龄精神的洗礼：青年教师要通读宋庆龄的著作；每年组织演讲，探讨宋庆龄思想；定期在宋庆龄塑像前献花；清明时节，还要为宋庆龄扫墓。

一位来自香港的5岁孩子豆豆曾经向封莉蓉透露，他最爱的三个人是爷爷、爸爸和“宋奶奶”，“宋奶奶爱所有的人，她让我知道，我也该爱所有的人。”

在封莉蓉看来，宋庆龄带给我们的最大财富是“博爱”：对民族、对国家、对人的无条件的爱。宋庆龄在世时，口中经常挂着“祖国”二字，在“宋幼”工作的人，只是为了“稻梁谋”，心里会有很大的落差，比如，中国老师和外籍教师之间的工资差距，一些家长是世界赫赫有名的CEO，“家里的状况只有电影中才能看到。”

“但是，一个教师不是商人，而是脚手架，你要耐得住不显山露水，具备这样的精神，背后一定有一个很大的支撑，那就是国家、民族，这样的支撑，是宋庆龄带给我们的。”封莉蓉说。

说起当年香港战乱时，宋庆龄上船前，看到有人讨饭，马上把钱递过去，“她不是随便一递，而是把钱稳妥地放到对方手中，再握一下。”宋庆龄对穷苦人、对普通人的这份关爱一直是封莉蓉，也是“宋幼”所有老师背后的支撑。这里人的谦和，传承的正是宋庆龄的这种博爱精神。

“母婴平安”：生小孩只需50元

文／本刊记者　张 洪

在医院生一个小孩，只花了50多块钱。

怀抱幼儿的苗族母亲潘丽珍异常兴奋。最让她高兴的，还不是花钱少，而是在医院分娩，她终于保住了第三个孩子——前两胎在家里生产，孩子出生后半个月内均告夭折。

潘丽珍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棵树镇沙嘴村人，也是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与中国福利会共同主办的“母婴平安工程”第一批受益人之一。

目标：黔东南

黔东南州是“母婴平安工程”项目实施重点地区。以前，这里多数产妇分娩，都选择在自家猪圈。当地习俗认为，生小孩是很“脏”的事情，不能在家里进行。出现意外只能到村口拦过路车，产妇的安危只能凭运气。由于经济落后，很多人家无法支付到医院分娩的费用。

2003年，三棵树镇卫生院开始接受“母婴平安工程”资助。以前，这里没有专业的产科和儿科医生，只能进行平产接生。受到资助后，仅捐赠的设备，包括麻醉机、B超机等就有16个品种，还配备了一辆急救车。

在项目资助下，三棵树镇卫生院医师胡连诗接受了州人民医院妇产科的培训。现在，卫生院有了新生儿培养箱、胎儿监护仪等设备，一般的难产都可以处理好。在上海医生的指导下，连剖腹产这样的大手术，当地医生也能操刀进行。

过去，每年到三棵树镇卫生院住院分娩的产妇不到30人。2007年1～8月，到该院住院分娩的产妇已经达到204人。项目实施期间，孕产妇住院分娩786人，新生儿窒息成功复苏抢救34例。今年，医院分娩的入院率已达到70%。

“给我安排一次，我想去”

“给我安排一次，我想去。” 这是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医生见到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办公室主任沈海平，常说的一句话。

在这家保健院，下到第一线去为贫困地区服务，已成了需要“奖励”才能成行的事情。

1952年，宋庆龄获得了“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将所得奖金10万卢布全部拿出，创办了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2007年，上海有12万孕妇分娩，而妇幼保健院就接纳了其中的1万。传承的是宋庆龄的博爱精神，这个保健院多数床位36元人民币一天，十分平民。

“儿童要得到保障，首先要保健的是她的母亲。”妇幼保健院副院长程蔚蔚说。

医学界早就发现，成人的一些疾病是胎源性的，比如冠心病、高血压等跟胎儿期很有关系，“胎儿的健康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未来。”

1950年，在宋庆龄的安排下，保健院深入棚户区，创建了多个妇幼保健站，医生上门服务孕妇，发放奶粉、鱼肝油等营养品，甚至到停泊在苏州河上的舢板上，跪着为产妇接生。

从原来只知道宋庆龄是国家名誉主席、孙中山夫人、宋氏三姐妹之一，到慢慢懂得这个名字充满亲情，这是所有中福会工作人员都有的心理历程。

“医院门口的宋庆龄塑像，经常会有人自发地献花，新年伊始，我们会在塑像前给她鞠躬。”程蔚蔚说，“每次鞠躬时，都像面对家里的大人。”

“5元钱可以做什么”

“5元钱可以做什么”，这是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的一个募捐倡议书：爱心行动，从捐出5元钱开始。5元，可参与制作一本妇女保健科普小画册，在贫困地区免费发送。50元可资助一名儿童做一次体检，或资助一位妇女做一次产前检查……

《母婴平安保健手册》，一本普通的小册子，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办公室主任沈海平为它费尽了心思：刚编出时，一派“白领腔”，根本不知道如何让老百姓听得懂。比如“怀孕后不要铺地毯，不要养宠物”等等（哪里是老百姓的日子啊），还有“房间要通风”（老百姓整天都在太阳下），蛋白质吃多少（就说吃一个鸡蛋多好）。

责任编辑逐条订正，连烫着大波浪卷的插图也换成了普通的农村妇女造型，最后才下发到云南贵州等地，指导当地人的怀孕和分娩。

2007年7月，沈海平等一行人来到云南楚雄州的一个乡村，过去，这个地区一直希望宋庆龄基金会能赞助一辆救护车。下去后，沈海平才发现，当地的路十分险峻，对于那样一个地方来说，一辆车真的是太重要了。

当地的行政村下设几个自然村，一些自然村要翻过几座山才可以见到三四户人家。救护车太长，山路上不易拐弯，只能用吉普车，一些转弯处连吉普车也要倒一下才能过去，而下面，则是万丈深渊。当地人的摩托车白天不敢开，看到下面会心惊胆战，只好晚上行驶。某些地方车子也走不了，只好下来步行，到了某个自然村，妇女下地了，不在，派人出去找，一个小时也回不来……

“当地的村医真的很伟大。”沈海平感慨说，“如果培训好了，这些村医会是当地老百姓最靠得住的人。”有的村医，每月能拿到200元人民币，已然是很好的待遇，而大部分村医都是在毫无收入的情况下，做着接生这件人间第一崇高事。

“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这是宋庆龄从事福利事业始终坚持的准则。

在中国福利会秘书长艾柏英眼里，“宋庆龄不是一般的慈善家，她的目标是助人自立。”很多人愿意为宋庆龄这个名字慷慨解囊，因为，“宋庆龄的名字就好像是‘社会责任’的代名词。”

2007年8月30日，“母婴平安工程”推进仪式在贵阳举行。四川科伦集团向宋庆龄基金会捐赠人民币120万元，宋庆龄基金会中日共同项目委员会向中国福利会捐赠人民币60万元，这笔进款，将用来建立30个妇幼保健站。

“我播下的只是一颗小种子”

文／杨晓静 图／王亚丽

“在招呼客人的时候，老先生东磕一下，西绊一下。他不好意思地向我们解释：以前的房子很大，一下子住进这个小房子还没适应过来。”宋庆龄基金会的宣传活动部部长卢山至今回忆起来仍很感慨。那是在2006年8月，他赴加拿大时在陈辅唐家看到的情景，当时陈辅唐夫妇刚刚从面积为40英亩的豪宅搬入120平方米的普通公寓中。

陈辅唐是一位出生于缅甸的加拿大籍华裔医生。退休后他卖掉了自己的房屋和土地,2006年，他将变卖房产后所得到297万加元(约合2000多万人民币)全部捐给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设立助学基金。宋庆龄基金会自2003年设立该奖助学金项目以来，基金已经超过8000万元，分别设立了8个助学奖学项目，陈辅唐是所有项目中唯一的个人捐赠巨资者。

要以独特的方式“谢幕”

陈辅唐祖籍广东新会，出生于缅甸，青少年时期的经历极富传奇色彩，也正是这段经历对他以后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42年，日本攻占中缅公路。当时正值八月下旬，年仅10岁正在读小学的陈辅唐和家人无处躲藏，只得租一扁舟，漂在茵丽湖上躲避日军的搜捕。后来，是湖边寺院的老和尚和村里的缅甸人救了他们一家。在那个叫梅贝的村子，陈辅唐一家悄悄住了五六年，直到日本人投降为止，他们一家度过了人生最危难的时期。这段受助的日子让爱心、助人的感情在陈辅唐心中生根。

后来，一家人辗转来到香港，生活渐渐安定了下来，陈辅唐才有机会重拾已放弃多年的学业。儿时对知识的渴望以及后来的奋斗经历让陈老觉得：只要有心上学的孩子都应该有念书的机会。1999年，陈在阔别59年之后回到梅贝村，令他惊喜的是，他见到了儿时的伙伴——一个叫安妞的小女孩，尽管如今的安妞已经成为孩子的祖母。当听说村里因为穷建不起小学时，陈老当时就有了捐建小学的意愿。不久，在碧波荡漾的湖畔，一所漂亮学校建成了，村里的孩子们从此有了自己的学堂。

陈辅唐说他的一生中得到过许多陌生人的帮助，自己能够在加拿大拿到行医证书，成为一名医生，也是因为得到了不认识的人的帮助。如今自己年纪大了，他要用自己的钱来资助更多的陌生人，尤其是年轻人实现自己的愿望。

“西方人都讲究在去世后再处理自己的财产，而我要亲眼看到自己的财富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以这样的方式在谢幕之前说声‘谢谢’。”陈老说得真诚而坦然。

告别35年的记忆

1967年，陈辅唐来到加拿大，他发奋读书，从医科大学毕业后，成为加拿大第三大城市卡尔加里有名的内科医生。

1970年，陈辅唐与第一任夫人花了当时的所有积蓄买下了一块约40英亩的地开始建造别墅。陈辅唐与妻子亲自设计、购买材料并参与别墅的建造，最终建成了占地超150平方米、并拥有一个约140平方米车库的三层别墅。这里记录下夫妇二人生活的甜蜜与温馨。

1999年，陈夫人辞世。陈老一如既往地坚持着多年来形成的习惯，亲自驾车耕种，按时为600多株树木浇水，年复一年地将少数死掉的树木锯掉，种上新的树苗。在外面干起活来经常长达两三个小时，慢慢地，陈老开始觉得自己力不从心，他想起了当年在购买这块地时夫妻二人的约定：等到没有精力打理的时候就将它卖掉，然后把钱捐出去。

2005年，陈辅唐决定卖掉别墅，与这个留有35年美好记忆的家道别。这一决定得到了现任夫人陶女士的支持。在一年后的捐赠仪式上，陈辅唐特别提出了对陶女士的感谢：“我感谢她的支持，没有她，我办不成这件事情。”

愿慈善的种子长为森林

经过两次回中国考察，2006年，陈辅唐将变卖房产后所得到的2000多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给宋庆龄基金会。在一般人看来，慈善捐赠通常是个人财产的一小部分，而陈辅唐捐出的，却是自己财产的大部分。生活节俭的陈先生回国参加捐赠仪式，夫妇俩都是买的最便宜的机票。

最初商谈这笔捐赠资金时，宋庆龄基金会曾提出以陈辅唐的名字来命名这项基金，被陈辅唐拒绝了，他说：“我只是在自己的人生谢幕前以个人的微薄之力帮助有需要的人。而宋庆龄女士‘缔造未来’的理念很伟大，也可以激励更多的学生。希望我的一颗小种子，将来长成美丽的森林。”

陈辅唐说，把钱交给宋庆龄基金会很放心。他只想安静地度过余生，相信宋庆龄基金会会很好地使用这笔基金。

2006年，陈辅唐荣获“中华慈善奖”称号。对于获奖，一向行事低调的老人说从来没有想到过，“通过这个奖，我看到中国政府对我的肯定，人民接受了我，说明我做对了。”

《今日中国》2008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