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前，我去北京图书订货会，第一件事就是去朝阳医院看望章含之老师。没想到这是我与她二十几年交往的最后一面。

元旦那天，我给章老师家打电话，没人接。我打她手机，又关机。我觉得奇怪，马上给她助理耿先生打电话，他告诉我章老师住院了，而且是重病监护室。我立即有种不祥的预感。

我说我想跟章老师通电话，耿说你可以给章老师发短信。我马上给章老师发去问候的短信。

过几个小时，她给我回信：

“没料到本命年快结束时给了我致命一击。这次的一场大病可能使我余生离不开氧气支持。

心情极糟。

不过还是祝你2008年好运。”

我回信说，我过几天去看望她。

我去朝阳医院肺科监护室，看章老师躺在病床上，除了戴着氧气罩之外，和我几个月前见到的她没多大变化，我顿时安心了一些。

章老师还是与平时一样侃侃而谈。医生只允许我坐一会儿。但她的私人护理杨大夫与我熟悉，说章老师看见你来高兴，你陪她多聊一会。我们竟聊了近两个小时。

章老师告诉我史家胡同的老房子在修，这次我来没法住了。以前我每次赴京都住她家里。她说，看来她的房间里要安装个氧气瓶了，不知道将来离不开氧气瓶的日子怎么过。

我劝慰她说我的老师晚年也离不开氧气瓶，不可怕。

她说她不愿意那样生活。她说出院之后，抓紧写完那部自传，自传完成之后，她就无后顾之忧了。她一定要尝试换肺。她知道换肺在中国还没成功的先例，但她一定要尝试，宁可死在手术台上，也不愿被氧气瓶绑着过日子。

我说我佩服她的勇气。她换过肾，从死亡边缘走过来。后来又第二次换肾。她总说活着也要活得有质量，有尊严。

这就是章老师的性格。她的晚年受到命运一次次的打击，她从来没有屈服过。她总是把阳光灿烂的一面给人看，但没有几个人知道她经历了多少磨难，遭遇了多少不公正，内心有多少痛苦。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气度和坚韧坦然面对、淡然处之。

那天我们说得最多的还是她那本自传，她已经用英文写了大半了。她说中文本还是与我合作。因为这几年来我们见面总是在讨论这本书，我最清楚她的意图。交给我，她放心。

那天她还开玩笑说这本书写完，可没办法跟我到处飞来飞去签名售书了。我说她换了肺，还可以坐飞机啊。不过，我一定另外想个法子来做营销，不用她再跑。

忽然，她又说，不知道能不能写完。她面部掠过一丝悲凉。那是埋在她心底的一般人不易察觉的另一面。我有时会在她的眼神里发现。我们心照不宣。

她比所有人更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她在种种打击面前比任何人更坚强更无畏。但是 ，在她的心底里，对人生对命运其实是怀着深深的失望与悲观的。

探望的时间很长了，我不得不离开了。

我走出病房，又回过头来看看章老师，我多么想再回去与她多聊一会。

我们每次见面总要聊很长很长时间，这是我们聊得最短的一次。

杨大夫告诉我，你放心去吧，这个病没有生命危险，只是来得太早了点。

我放心了。但我心里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因为这二十多年来，章老师对于我，是尊敬的师长，是亲切的大姐，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是互相信赖的忘年交。人生中能有几个这样的朋友呢？

每次我住在她的四合院里，早上起来，她总亲自给我煮牛奶、煎鸡蛋、烤面包，然后陪着我吃早饭。我出门了，她总会问，你回来吃饭吗？我到史家胡同，就像回家一样。

那天走出医院大门与耿先生分手时，我说今年春天一定来史家胡同住一段，把书做完，这是章老师最大的心愿。

没想到，我再也见不到她了。（肖关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