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纪念专题：浩然正气颂苍生——缅怀传奇作家浩然

无论这一生是否有过错，一个被裹在历史涡流里的渺小个体，他晚年要告诉世人的将是一笔珍贵的历史财富。带着这样的想法，本着为历史留痕的初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辑郑实经多次接触作家浩然采写了《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一书。书中讲述了浩然从一个只上过3年小学的农民子弟，成长为中国文坛“奇迹”的艰辛的心路历程。

新世纪：《浩然口述自传》的出版背景是怎样的？

郑实：《浩然口述自传》出版于2000年。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浩然的争论一直不断。但争论进行到一定时候，对于具体细节的分歧，使我这个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忽然意识到：历史的复杂性早已模糊了人们的视线。当事人和 “过来人”并不意味着就是完整历史最佳的诠释者。我发现，尽管争执非常热闹，而对这些关键问题却各执一辞，根本无法说清。浩然曾在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写过80万字的3部自传体小说，详细讲述了自己从只念过3年书的农家子弟奋斗成专业作家的艰辛历程。他原计划接着写第4部、第5部，把1959年加入作协之后写《艳阳天》《金光大道》的过程及文革中与江青的瓜葛告诉世人。遗憾的是，1993年他突然中风，尽管抢救及时，基本没留下后遗症，但已无法完成写作计划了。人们对进入事业辉煌时期的浩然及与他相关的诸多疑团，将永远无从了解。出于对历史的好奇，我就这些问题对浩然进行了采访。访谈中，将一个完整真实的浩然展示给人们的愿望油然而生。而昔日那个健谈、勤奋写作的浩然此时也正为此焦灼着。浩然同意让我来完成这件事是因为此前他读过我的采访，知道我力求客观的立场。他肯定希望一个似乎不带偏见的人来帮助他完成这件事。

新世纪：在这本口述自传中，浩然是完全真诚坦率、毫无保留地讲述自己吗？

郑实：我感觉相对来说是这样。自传的客观性是很模糊的一个说法。任何人都不可能绝对“无保留”。我觉得世界上所有的自传也好，他传也好，都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趋近真实。我与浩然的生活时代及文化背景不同，所以很难完全判定他讲述的真伪。但是，通过接触，我觉得他是个很真诚朴实的人。浩然在讲述自己从只读过3年小学奋斗成专业作家的经历时，是很有激情的。但说到“文革”当中的经历时就不那么顺畅，只是强调“太复杂”了。我觉得这完全可以理解，而且也符合事实。但人们最关心的还是这段，遗憾的是，他讲的不多，也不够仔细。

新世纪：浩然怎么看关于他的争论？

郑实：我想，这是他晚年的心病。他认为自己从没伤害过别人，即使在江青看重他的时候都没有像有些人那样打压和迫害过任何人，以此捞取政治资本。他只想踏踏实实地写作，守着老婆孩子过日子。但是被卷入旋涡，很多事有口难辩。当然，他也承认当年年轻气盛、恃才傲物，和其他作家有派系冲突。随着年龄增长、阅历的丰富，他也在检讨自己。但总起来说，他觉得委屈。晚年因此心情很不好。

新世纪：您怎么看待这场争论？

郑实：很多年过去了，我不知别人对于那场所谓“奇迹”之争，看法是否有所改变。我是有的。随着时间推移，更多文献公之于众，更多的当事人撰写回忆文章，更多研究者努力抛弃感情色彩对待历史，整个社会对与“文革”相关的事情的看法会更理智和客观一些。

新世纪：通过采访《浩然口述自传》，您对浩然的印象是怎样的？

郑实：中国的文化中心一直在城市。对浩然这样热爱写作的农村青年来说，被城市文化接纳才意味着“功名成就”，也才有自由写作的机会。这在他的口述自传中有很多描写。我们看到在物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他无法泯灭对文化的渴望。但是直到他成为了专业作家，乡亲才承认他的努力是有价值的。否则不老老实实种地就是“没出息”。幸运的是，浩然闯出来了。他对城市文明是不接受的。在那个时代，这种城市中心的格局一下子，但也是暂时被政治需要打破了，所以城市才接受浩然和他所代表的乡土文化。浩然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题目。他身上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那一代人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极端际遇和左右人生、社会的种种荒诞因素。《浩然口述自传》也许可为这种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史料。(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对本次采访亦有贡献)(记者 陈焱 来源：新世纪周刊 )

作家浩然小传

浩然（1932－2008）农民出身的当代作家。有作品上千万字。河北（天津）宝坻人。本名梁金广。曾用笔名白雪、盘山。在土改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进识字班，边学文化边写稿；自修完大学课程。1954年任河北日报记者、北京俄文《友好报》记者、《红旗》杂志编辑。1964年到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喜鹊登枝》，1962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随后又推出了同书的第二部、第三部（1965）。

文革初期，被军宣队为主的工作组推举为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老舍沉湖前一天被红卫兵揪斗，他借口说老舍是“现行反革命”需送派出所，保护了老舍。成立红卫兵组织，保护本单位作家，不外单位组织来抄家、批斗。文革中，陷入派性斗争；对小说家端木蕻良、骆宾基、草明、剧作家杜印等老作家看不顺眼，认为他们有问题，对其进行了批斗。老觉得只有他自己根红苗正，唯我独革。仍坚持写作《金光大道》一部（1972）、二部（1975）、三部（1976）、四部（1977）（韦君宜评论说“能编得比较像个故事”，“架子是由编辑帮他搭的”）……

小说《艳阳天》及他的写作才能受到江青多次肯定，并在文艺极度萧条时被改编为同名电影（长春电影制片厂1973年出品，导演林农，主演张连文、郭振清、张明子、马精武）。在天桥剧场、钓鱼台、大寨、人民大会堂等地多次得到江青的接见。1972年奉命写作出版了表现西沙自卫反击战的中篇诗体小说《西沙儿女》上下篇和《百花川》。参加了中共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四届全国人大。1976年9月成为文学界唯一参加毛泽东治丧委员会的代表。常以“文学工作者”、“文化界人士”名义参加外事接待、见诸报端，曾出访日本。

粉碎“四人帮”以后，受到清查，被解除了全国人大常委委员职务。结论是“不是帮派分子，在文革中摔了跤，但没有完全陷进去”。还是有人肯定他“没有借此踹别人”，“还能把握住自己”，“是个好人”。他在感情上不能接受文革是“浩劫”的论定，“不能像大多数人那样反思”。茅盾遂以“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称之。

1977年离开北京下了乡。1980年代以来曾出版了长篇小说《山水情》（又名《男婚女嫁》）、《晚霞在燃烧》、《乡俗三部曲》（《乐土》、《活泉》、《圆梦》）和十五部中篇小说，1985年出版了三卷本《浩然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曾任北京作协主席、《北京文学》主编。有人评论“《苍生》还是有思想局限，对改革开放理解不是很透，对合作化留恋得太多”。被认为“擅长刻画安分守已、吃苦耐劳的农民”，“作品充满民间文化的泥土气息”。

1998年秋答记者问时，谈到准备写自传，要“说清楚”自己“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其中对昔日辉煌的留念（小说发行350万册），对《艳阳天》、《金光大道》的肯定性评价（称“真实记录了那时的社会和人，那时人们的思想情绪”），引起了广泛的批评。2000年出版《浩然口述自传》（华艺出版社）。

（参考资料：祖丁远《浩然近事》，《人间》1987年12期，重庆出版社；陈徒手《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人有病 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来源 新华网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