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时分，亚历克斯离开律师事务所位于“世纪城”的办公室回家。她和8岁的儿子杰米住在“罗克斯伯雷公园”附近的一套公寓里。杰米患了感冒，呆在家里没上学。父亲替她照料着孩子。

她看见父亲在厨房里做着通心面和奶酪。

“法官的裁决已宣布了，爸爸。”

“什么时候？”

“今天上午。”

“如何？”

“我们输了。”

父亲不安地踱着。“咱们全都输了吗？”

“是的，”她说，“咱们全都输了。你对自己身上的组织没有权利。他把它们裁决为你允许大学替你处理的‘废物’。法庭认为一旦你身上的任何组织离开人体，你对它就没有了一切权利，大学可以任意处置。”

“可他们又让我回去——”

“他说一个理智的人会明白，那些组织收集起来是因作商业用途的。所以你对此表示了默认。”

“可他们说我病了。”

“他们驳回了我们的一切理由，爸爸。”

“他们对我撒了谎。”

“我知道，可根据法官的意思，良好的社会政策是提倡医学研究的。这便是促使作出那一裁决的想法——为了公众利益。”

“这并非是公众利益的问题，是发不义之财，”父亲说，“天哪，30亿美元呀……”

“我知道，爸爸。那些大学都需要钱。从根本上说，这位法官与1980年的摩尔裁决后案，近25年来加利福尼亚的法官们的看法一致。和你的案子一样，法庭发现摩尔身上的组织是他无权拥有的废物。在20多年里他们没再遇到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怎么办？”

“上诉，”她说，“我认为咱们并没有充分理由，可是在上加利福尼亚高级法院前咱们又必须这样。”

“那需要多长时间？”

“一年。”

“咱们有可能吗？”父亲问。

“绝对不行，”艾伯特边说边将椅子转向弗兰克。在法官作出裁决之后，艾伯特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律师们来到亚历克斯的律师事务所。“你毫无上诉的可能，弗兰克先生。”

“你对加利福尼亚高级法院将怎样裁决如此恳定，”亚历克斯说，“真让我意外。”

“哦，我们对他们会怎样裁决一无所知，”艾伯特说，“我的意思只是——不管法庭如何认为你都会输掉这个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