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没有走出过去的阴影
“浩然”这个名字是“60年代”生人在少年成长时共用的符号,每个人都会从他那里或多或少地寻觅到过去时代的某些碎片。《艳阳天》、《金光大道》固然有天大的缺陷,但却是我们在万分苦闷之中最难得的必读之物,书中一些个性十足、读来亲切的人物,一直是我们念念不忘、时常叨唠的文学群象。
当时中学课本里收了好几篇浩然的短篇小说,所收的篇目大概仅次于毛泽东、鲁迅等的文章和报刊社论。我们写作文时大都受了他的短句子、简洁白描等影响,他文中所描述的理想化的场景也是我们刻意要模仿的。他的文字干净朴实,没有华丽的堆砌,不拖泥带水。没有鲁迅文章那样的深奥,没有社论文章政治化的火气,也没有夹杂生厌的八股气。我们私下曾议论说,对于我们这一代学生来说,得益于这种文字的滋润在当时已经属于理想的事了。
如果没有浩然的文字,我们头上那片天空只能是更加无味和暗淡。在采访之余,我曾对浩然说:“您的作品影响了我们的一生,像《艳阳天》、《幼苗集》当时不知读了多少遍。”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道:“谢谢,可是你们不知道文艺界的是非事太多了。”我们特别在意作品的阅读效果,只存一份谢意;他依旧没有走出过去的阴影,只留一份沉滞。
这就是我们两代人的真实心境,中间相连着十年浩劫和改革开放的岁月,那种能够深入骨髓的东西依然在悄悄地发酵。这不能不让人感叹:岁月造化,人陷在残酷的政治运动中所面临的思想困境和性格悲剧,没法躲闪,难于排遣,这一点在浩然身上体现得十分鲜明,他是那个年代最具标本性的人物之一。
浩然做过错事,但是个本份人
好几位文联老人说,在动荡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受极左大风暴的左右,浩然难免做过一些错事,但基本上还是一个本分之人,没有因为受江青的重视而显得霸气十足。他采取能躲就躲、能拖就拖的办法,就是一心想给自己创造写作条件。
我记得,他用了“不足为训”四个字来总结过去那段写作生活。
1998年秋,他已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了《文革回忆录》的写作合同,但迟迟不见下笔。他告诉我,已拟定一个简略的初步提纲,手边还有完整的当年日记本,写作时估计不会有大问题。我劝他早日动笔,他摊开手说:“有难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片面性。”
《文革回忆录》只留下一份提纲,那些与时代风云紧紧相联的场景、细节都随着他的离去而消散。(文/陈徒手)
(作者原名陈国华,现为《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长期从事知识分子专题资料的收集,著有《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中国文坛纪实》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