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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影响中国的媒体:"文革"中的新闻灾难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8-03-15  发表评论>>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人民群众自发地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但“四人帮”严密地控制新闻报道,强调“不要突出总理”,压缩悼念周恩来的新闻报道的规模。

在姚文元的直接操纵下,《人民日报》多次出现激怒人民群众的报道内容和版面安排。11日,姚文元把原来以整版篇幅刊载唁电的安排,硬压缩为半个版,另半个版刊载《文化大革命端正了北大科研方向》的报道。14日,即周恩来逝世追悼会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通栏题发表《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报道。这一天首都上百万人去天安门哀悼,而《人民日报》的一、二、三版竟然没有出现周恩来的姓名!此外,“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组,还在北京、上海的报刊上发表多篇影射性文章,其中《光明日报》在2月13日头版刊载的《孔丘之忧》公然写道:“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

3、4月间,以天安门为中心,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和抗议“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活动声势越来越大,花圈、诗文、 小字报铺天盖地。4月4日清明节,到场群众达数十万人之多。4月5日,群众的悼念与抗议活动被镇压。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把矛头指向广大群众和邓小平,称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这篇报道,在全国人民中激起了极大的反感。人民日报社收到署名“一名现场工人民兵”的信,信中装着刊登这篇报道的《人民日报》第一版和第二版,在第一版上写着:“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信封正面写“北京人民日报总编辑收”。

正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历史也终归还事实以清白。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基本结束。

何谓“红卫兵小报”

据统计,在1966年夏季至1969年春季,全国“红卫兵”、“造反派”等群众组织的“红卫兵报”大约有5000种之多,其中,光北京就有二百多种,江苏、辽宁、四川等省都在三百多种以上,而且,每个专区、县市几派都有自己的报纸。全国最少的地区是西藏,也有十几种。西藏红卫兵的藏文红卫兵小报《红色造反报》,堪称“全国一绝”。那么,何谓红卫兵?又何谓红卫兵小报?

在报刊言论的鼓动下,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

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性的以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为主的群众性组织。1966年5月下旬最早在北京出现,并首先在首都的青少年中发起了红卫兵运动。1966年7月底北京石油附中等校的学生贴出了一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鬼见愁”的对联,立刻引起轩然大波。红卫兵们挥舞着皮带,在社会上迅速地分出了“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农民)、“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红外围”(其他劳动人民)等家庭出身不同的阵营,形成以出身为唯一标志的全社会的重新分化组合。祖辈、父辈的成分,被当做革命与反革命的唯一划分标准。红卫兵组织走过了一段兴起、壮大和蜕变的历程。

1966年的5月底,一群青年学生秘密聚集在北京圆明园遗址,兴奋地议论从父母那里听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内容,以红卫兵的名义呼出了“造反有理”的口号。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奉毛泽东之命全文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第二天(6月2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的大标题刊登这张大字报,同时,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起来“造反”,打倒反革命“黑帮”。对此,“全国反响强烈”,北京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带头“造反”,各大、中学校贴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毛泽东认为青年学生是推动“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展的突击力量,于8月1日写了致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热烈支持他们起来“造反”。红卫兵的名声迅速在北京各大中学校传播。8月18日,毛泽东身穿绿军装、臂佩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首次检阅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再次表示支持红卫兵运动。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上可谓人山人海,口号声惊天动地。林彪在大会的讲话中,别有用心地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革命精神”,鼓动红卫兵“打倒一切”,于是,红卫兵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迅猛地发展。

“8·18”之后,毛泽东又分别于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七次接见红卫兵,先后八次共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每次接见,广播电视现场直播,报纸大标题套红报道,声势巨大。林彪的‘高举’、‘天才’等言论,在新闻媒体上不断重复出现”。

在全国报刊言论的鼓动下,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红卫兵开始走到街上“破四旧”,进行抄家活动,在全国掀起“大串联”的狂潮,并为了争夺对革命的领导权,观点不同的各派组织之间以革命的名义,互相窃听、残杀、倾轧、复仇,到处一片“红色恐怖”,破坏了社会的起码安定,搞乱了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是“文化大革命”中造成全国大动乱的重要因素。

红卫兵小报应运而生,内容贫乏空虚

随着红卫兵名声的扩大,红卫兵的传单、通令像雪片般地撒向大街。代表红卫兵心声的更强有力的宣传工具——红卫兵报也便应运而生了。

目前我们看到的最早出现的红卫兵报,是1966年9月1日北京六中红卫兵创办的《红卫兵报》及同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的《红卫兵》,均为八开四版。

9月中旬以后,随着对工作组和“反动路线”的批判,北京地院“东方红”的《东方红报》,北航“红旗”的《红旗》,北师大“井冈山”、清华大学“井冈山”的《井冈山》报等相继诞生。由于其组织得到“中央文革”的首肯,这些报纸成为众多红卫兵报中的强有力者。北京大学的《新北大》因得到毛泽东的亲笔题词而声名显赫一时,后来便成为“新北大公社”和聂元梓的独家代言人。

这些红卫兵小报“派性突出,言辞偏激,小道消息多”,这些未受过新闻专业训练的人办的业余报纸内容贫乏空虚,“最最最”一类语言充斥于字里行间,但必须承认,就整体来说,错别字极少。原来,在那个绝对政治化的时代,任何版面上的错别字都有可能招致灭顶之灾。所以,办报者一面怀着极大的狂热搜索歌颂或咒骂的词汇,一面又战战兢兢地校对着每个字词,尤其是领袖人物的引文。诚惶诚恐之态,常令人哭笑不得。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些小报对运动在基层的广泛开展起了重要的鼓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与普通群众、群众组织与群众组织之间的联系和沟通,扩大了群众组织的社会影响,成为“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独特的新闻媒介。但是,随着毛泽东和中央对小报和群众组织政策的改变,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工、军宣传队进驻大专院校,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以及红卫兵报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

文章来源: 新闻午报 责任编辑: 雨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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