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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影响中国的媒体:"文革"中的新闻灾难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8-03-15  发表评论>>

 

连夜组织学习“两报一刊”社论

与红卫兵小报的蔚为大观相反,全国正规出版的报纸却急剧萎缩。因为随着红卫兵运动和大串联的兴起,各省市党委机关报普遍受到社内外“革命群众”、“造反派”的批判与冲击,“报纸的宣传内容甚至版面安排,都受到了处于造反狂热中的红卫兵的监督。各地方报纸不仅以80%以上的篇幅刊载新华社电讯和《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的文章,丧失了地方报特色,而且连版面也几乎成了《人民日报》的翻版,出现了建国以来,也是中国新闻史上从没有过的‘千报一面’的罕见景象。”

1966年5月31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后,马上抛出了他早已准备好的文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作为他夺权后的《人民日报》首篇社论,发表在6月1日的头版头条,提出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还要“彻底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宣言书”。“《人民日报》立即成了煽动极左思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舆论策源地”,以每天一篇社论的阵势鼓动全国造反,其中包括《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等等。

大致从1967年11月开始,每逢元旦和政治节日,以及论述较重大问题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就联名发表社论、文章,这些社论和文章往往经过毛泽东审定,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也主要通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或文章公诸于世。而每当《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发表,不仅各地报刊全文转载,广播电台全文广播,而且全国上下都要“学习贯彻”,甚至连夜要求职工返回单位集体学习、座谈或敲锣打鼓,游行庆祝。

1968年9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更以“两报一刊编辑部”的名义联名发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这篇由陈伯达、姚文元组织炮制的文章,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新闻舆论大权的纲要。

就这样,《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成了“中央文革”得心应手、鼓吹“文化大革命”、左右全国舆论的宣传工具,成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传声筒。这一点在外国人的记述中也得到了鲜明的反映:“事实上,像任何一个其他城市机构一样,中国官方的出版事业也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受到严重破坏,几乎没有什么新书出版,实际上,所有专业性杂志都停刊了,甚至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也有几个月暂停出版。国家的宣传机器的确仍在运转——主要由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北京周报》这些刊物和宣传机构进行了大量论战性和言过其实的宣传,这些思想贫乏的文章的绝大部分都被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馆译成了英文并发表在他们的三份杂志上,这三份杂志是:《中国大陆报刊概览》、《中国大陆杂志选》和《当代背景材料》。此外,美国和英国政府都设有机构不断监听和翻译中国国家和各省的电台广播,并把结果记录在外国广播信息处的《动态》和《世界广播概要》上。”

各报小心翼翼,“报纸版面透视机”风行

与此相适应,“文革”中新闻界出现了奇奇怪怪的各种形式主义做法:“报纸版面透视机”的出现和“对表”的风行。之所以出现“报纸版面透视机”,这是因为:当一版有毛主席的照片时,就必须保证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主席的方向,甚至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二版上的同一地方有没有贬义词。无奈,只好做一个报纸透视箱:一个玻璃桌子,桌子下安几个电灯,报样出来后,一版和二版、三版都放在玻璃板上,玻璃板下头打开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或名字前后有没有贬义词。经严格检查后,没有贬义词才能付印,几乎每期报纸都要这样干。

至于“对表”则是:大概第二天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新闻,全国各地许多报纸夜间都要打长途电话到北京,主要打给《人民日报》,其次打给《解放军报》,询问对某一条重要新闻安排在版面上的什么地方,用的是什么字体,标题占多少栏。问清楚后,他们就依样画葫芦。这样即使版面标题处理得不妥,可以推到遵循《人民日报》或《解放军报》的版式,可以不负责任。

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下,各报小心翼翼,唯恐发生政治错误,每天都要和《人民日报》对版面,从稿件的版面位置,到标题的内容、大小、字号,全盘照搬。《人民日报》因难以应付各地的问讯电话,不得不分片指定一两家报纸代为转答。

1971年9月13日,林彪葬身于蒙古,林彪集团被粉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主张批判极左思潮,其意图在新闻媒体上有所体现,但由于受到干扰和阻挠,对于极左思潮的批判仍然无法展开。

“批林批孔”,大搞影射史学

1973年7月至9月间,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都讲到孔子、秦始皇,指出林彪是“尊儒反法”的,认为林彪的右倾与林彪私下推崇孔孟之道有关,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推崇法家联系起来,想借助“批林批孔”来统一全党的认识。1973年8月7日,毛泽东亲自批准在《人民日报》发表广东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将他们指使迟群、谢静宜组织北大清华两校一些人组成的写作班子编写的材料《林彪与孔孟之道》批发全国,得到批准。于是,1月18日中共中央将《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1974年第1号文件转发全党。一场“批林批孔”运动立即在全国开展起来。

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从思想根源上批判林彪集团,而且主要是借宣传历史上的法家坚持变革、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巩固其成果。但是,江青等人竭力利用这一运动大做文章,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于1974年1月24—25日在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未报告毛泽东的情况下,在北京连续主持召开了在京部队和中直机关、国家机关人员参加的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上江青集团的骨干成员发表了煽动性演说,江青也趾高气扬地不时插话,对到会的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发动突然袭击式的攻击。随后,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操纵指挥下,这一时期报刊上大量刊载他们的写作班子写的文章,不批林、假批孔,以批“周公”、批“宰相”来影射攻击周恩来,并在新闻宣传阵地上吹捧吕后和武则天以证明当代中国需要江青这样的人物,大搞影射史学,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反周组阁的阴谋制造舆论。一些人甚至散布所谓“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口号,导致一些地区和部门出现不上班、不劳动、打内战的局面,刚刚趋向好转的国内形势又重新逆转,全国陷入新的动乱。

面对此种情况,1974年4月10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的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联。7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批判“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错误口号,并要求各地揭发、批判停工停产的幕后操纵者。“批林批孔”运动这才未造成更大的社会动乱。

摘编自《二十世纪影响中国的媒体》  谭云明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2月

 

文章来源: 新闻午报 责任编辑: 雨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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