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人不如求己 求己不如求学

●天一亮苍蝇都飞进来了，把你叮醒，不是闻鸡起舞，是“闻蝇起舞”。

●焦菊隐留字条给文怀沙：怀沙，抽屉里还有×元×角，你拿去买“锅盔”吃。

●在短短一个多月里，他就写出了哪怕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人也能轻松读懂的《屈原集》。

●余嘉锡先生对他说：“见识加学识，叫知识，‘知’之高明者曰‘智’。你是我心目中罕见的‘智识分子’。”

1910年，文怀沙出生在北京西城外鬼门关胡同的一户平民家庭，祖籍湖南。父亲是国民党的军官，母亲在别人家做工挣得一些微薄的薪水。

在文怀沙儿时，家境并不宽裕。在他的印象中，到了天热时，蚊蝇特别多，要先点香熏蚊子，熏完了以后把门关严。

“早上想早起怎么办，那时候闹钟这些东西用不起，就有一个办法，把窗户打开。打开干什么呢，天一亮苍蝇都飞进来了，把你叮醒，不是闻鸡起舞，是‘闻蝇起舞’。”

忆起童年，常常放声朗笑的文老竟说自己曾经是个忧郁的孩子：“我9岁就失眠，我是一个冬天生的小孩，从小就有点忧郁。小小年纪不跟别的小朋友玩。而且我妈妈是一个老病号，每天都熬药吃，我回忆到童年，就像进入一个很阴森的梦。”

“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学”，这句少年文怀沙笃信的古话，驱走了阴冷的梦，带他去追寻真诚。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着迷于一些艰深的、连大人都很少看的书。到了十一二岁时，已能有模有样地背诵《离骚》。儿时莫名的喜爱，悄然引领他走上了学术之路。

文怀沙从踏上社会的那一天起，就把自己定位为一名文学青年。但在当时，他却是一个从来没有任何学历的人。直到有一天，正在上海寻求生存机会的他，无意中听说章太炎在苏州开办了一所章氏国学讲习会。就在当天，他乘火车从上海赶到了苏州求学。

虽没有受过正式的学堂教育，但文怀沙早慧，自18岁起就在国立女师学院、上海剧专执教。解放后还曾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国内多所大学任教。

1953年，文怀沙迎来了自己学术上的里程碑。

“二战”后，为了反思这次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17个国家的75位著名人士联合发起举办“世界保卫和平大会”。

那一年，大会为纪念中国爱国诗人屈原、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作家拉伯雷斯、古巴作家马蒂4位文化名人，决定在莫斯科举行一次会议。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还没有在联合国获得一席之地。为了呼应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争取国际地位，文化部决定由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文怀沙等人组成“屈原研究小组”，并将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版发行。

时年43岁的文怀沙，在短短一个多月里，就写出了哪怕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人也能轻松读懂的《屈原集》，《九歌今绎》、《九章今绎》、《离骚今绎》、《招魂今绎》相继出版，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奠定了文怀沙在楚辞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新中国楚辞研究第一人”之称从此流传。

在文怀沙的成长之路上，有许多文化名人给予深情的助推。

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各种革命文学团体盛行一时，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是1909年由柳亚子与陈去病、高天梅发起成立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当时的南社与同盟会互为犄角，一文一武共助国民革命。能够被南社认可并且接受，是当时的文学青年梦寐以求的事。这时的文怀沙投师无门，就在最绝望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寄给当时担任南社社长的柳亚子。

柳亚子赏识文怀沙飞扬的文采，开始时常与年仅20岁的文怀沙通信，使青年文怀沙颇为得意了一阵。

1944年夏天，文怀沙在重庆任教时，因为与许多进步人士呼吁废除党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并在《新华日报》头版的《对时局宣言》上签了字，所以被学校解聘而失业。

文怀沙失业后，住进同在重庆城里的好友焦菊隐临时租住的小屋里，两人挤一张小木板床，分吃只够一人充饥的一日三餐。虽然焦菊隐在欧洲留过学，回国还办过戏校，但抗战期间，这位大戏剧家生活极为困苦。作家林斤澜在他俩空空荡荡、没一样值钱东西的屋里，见到焦菊隐留给文怀沙的字条：怀沙，抽屉里还有×元×角，你拿去买“锅盔”吃（“锅盔”是无油盐芝麻最便宜的川式烧饼）。

也是在那段时期，爱国激情高涨的文怀沙愤笔写下一首小诗，发表在《新华日报》上：“残山星月黯，剩水漏更长。隔岸繁灯火，光辉不渡江。”

诗作一经发表，即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柳亚子担心起文怀沙。

柳亚子当时正住在于中央大学外语系任教授的儿子柳无忌家里，他特地把文怀沙叫到沙坪坝，劝他斗争要讲策略，要善于保护自己。因为他知道文怀沙曾因写反对国民党腐败的文章在皖南被捕。出狱后到重庆，他仍然是满腔怒火，无论在酒馆或是茶楼，都敢破口大骂国民党。柳亚子为他的侠肝义胆和铮铮正气所感动，写下一首诗赠他：“抱石怀沙事可伤，千秋余意尚旁皇，希文忧乐关天下，莫但哀时作国殇。”以此告诫文怀沙，不仅要抛弃一切属于个人的忧乐，而且要学会机智斗争。

抗战后期，郭沫若先生也住在重庆，他的别居在市郊赖家桥，这个地方既可防空袭又是避暑的好地方，文怀沙常常到郭沫若家住上几天。当时郭沫若50多岁，文怀沙30岁出头。郭沫若没架子，喜欢年轻人，他们平等地讨论时局，研究诗文，探讨个人的感情世界。郭沫若对文怀沙十分关心，无论在旧社会找工作或后来走向革命，他都热情而又责无旁贷地充当文怀沙的介绍人。郭沫若有时事忙，就让文怀沙代为修改文章；他给文怀沙写字、写信一律称“怀沙兄”，眷顾之情可见一斑。

文怀沙说起另一位师长余嘉锡，内心的澎湃悄然表露―――

“50多年前，我的好朋友、北大著名教授周祖谟先生把我写的一篇短文，拿给他的老岳丈余嘉锡先生看，余嘉锡先生很喜欢。他当时虽是中风后不久，身体非常不好，却执意要来看我。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非常冷。他说，他在写一本书，是关于《四库全书》问题的。他说，我做不完这个工作了，但将来一定要有一本这样的书，是贯穿学识与知识的。见识加学识，叫知识。虽然你还不到四十岁，但是，我从你的这篇文章里看到你充满知识的闪光，‘知’之高明者曰‘智’。你是我心目中罕见的‘智识分子’……”

说着，文怀沙面对我们朗声念起了《四部文明缘起》一文，“正是这位老纯儒不可磨灭的感召力，助我渡一切苦厄，乃至老来也不敢懈怠，遂立志修纂《四部文明》……”

我们看到，在《四部文明》的扉页上，赫然印着：“慎终追远，心念旧恩”。

幸福是对痛苦的认识

●祸福相倚，能够欣赏痛苦，人生道路上必然会坦然面对一切。

●人一旦失去生命，痛苦也失去了。所以疼得最厉害的时候我高兴，为什么高兴？我还活着！

●内心不要养个汉奸，跟客观世界的不幸里应外合。

●世界上最痛苦的莫过于两件事，一个叫生离，一个叫死别，这些年来，生离死别的经验太多了，但是我还没有失去敏感。

回首自己走过的近一个世纪岁月，一路上的幸与不幸，文怀沙早已看开。

历数人生坎坷，文老笑道:“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好事不能让一个人全占了。痛苦未必不是上天赐予的一种特殊的财富。感受痛苦，面对痛苦也不难，难的是在接受痛苦的同时，学会欣赏痛苦。做到这一点需要大彻大悟。祸福相倚，能够欣赏痛苦，人生道路上必然会坦然面对一切。”

在文怀沙看来，幸福是对痛苦的认识。

1958年，毛主席到十三陵水库视察。这是文怀沙生平第一次近距离见到这位历史伟人。

当时，吴玉璋把才华横溢的文怀沙带上会议主席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正准备为十三陵水库题字。“我见拿来的毛笔还没有开胶，便用嘴含开；没有预备研墨水，我便顺手拿了瓶汽水代水研了墨。毛主席挥毫写下‘十三陵水库’五个大字。”文老谈起往事，如同昨日。

就是在这次短暂相见时，文怀沙凡心未泯，觉得毛主席高大、亲切，竟不自觉地凑到他身边挺直了胸想和毛主席比比个儿，“可无论我怎么挺，还是比主席矮。”

文怀沙的这一稚气举动当时没人在意，“倒是后来我在与毛主席合影的照片旁边写下了‘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句子，给自己留下了‘罪证’，招致厄运……”

“文革”中，文怀沙因“恶毒攻击旗手”两度被捕入狱，十年失去自由，那些日子的苦楚可想而知。

但身陷囹圄的文怀沙依然秉性耿直，常常直言不讳。一天，在学习报纸上发表的“最高指示”时，他发现《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最后一句话“难道不是发人深醒的吗”的“醒”字错了，应该是“省”。

“我的监室是20多人的大号，我对着那些有文化的、没文化的、听得懂的、听不懂的犯人们说：毛主席是人不是神，既然是人，就不可能不出错。‘深’就是沉，可以沉睡，怎么可以沉醒？所以这个‘深醒’是错别字，应该是‘深省’。”

“后来，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表了，其中提到两个共青团员，他把‘共青团员’写成了‘共青团团’。我又犯了忌，挑出了这个错。不过，我认为这是笔误，毛主席日理万机，不可能不出错。多伟大的人也会有错误，这说明他是有血有肉的人。”

虽然因如此这般而接连遭难，但文怀沙出狱之后，仍然在每年的12月26日到纪念堂去悼念毛主席。他说：“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内心一直有一种自卑感和屈辱感。直到1949年我亲耳听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这种自卑和屈辱感才随着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从那天开始，我觉得自己腰板直了。”

在“文革”中，像文怀沙这样耿直、天真的人，总免不了多吃些苦头。尤其是，文怀沙在狱中还患了肝病，经监狱医院检查确诊为肝癌。

“那个时候肚子大了，有腹水，做肝穿刺。诊断我为肝癌，医生说活不久了。于是有人有点幸灾乐祸地说，文怀沙你不要呲毛了，活不久了。你晓得不晓得，你是晚期的肝癌！听了这番话，我一开始觉得疼得不得了，然后就突然笑起来了，人家以为我神经错乱了，其实是我理解了人生的痛苦。”文怀沙回忆说，“我这个人怕死，还怕疼，人一旦失去生命，痛苦也失去了。所以疼得最厉害的时候我高兴，为什么高兴？我还活着！”

于是，他高兴地躺在床上背诵诗书，闭上眼睛把书中内容构思成一幅幅活动画面，配上画外音。旁人都以为他在无奈地等死，他却欣喜地发现自己是个天才编剧家，兴之所至把唐朝故事串连到宋朝，忙着创造独自闭目欣赏的“电影”，觉得妙不可言。

身体能动弹后，他每天勤奋地扫院子、扫厕所，边扫边背诵《离骚》，沉醉在忘我意境中，直到大汗如洗。这样过了两三月，肝腹水消失了，病症好转。

医生对文怀沙死里逃生颇感莫名。文怀沙笑道：“医者，意也。我用的是心疗法。外面急风暴雨，我心里一片祥和。”他还用幽默的比喻道出这个秘诀：“内心不要养个汉奸，跟客观世界的不幸里应外合。”

文怀沙一生中经历的坎坷、挫折无数，却依然活得真诚。他说:“一个男人一定要坚强、刚毅、豁达，要充满智慧，还应肝胆相照，刚直不阿。敢爱，能爱，去爱，这样的男人可以依靠，可以信赖。”

六十多年前，一位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姑娘爱上了文怀沙。有一天姑娘彻夜未归，次日回家后，母亲和身为产科医生的姨母闻到她身上残留的烟味，就断定这个女孩子一定失身了，于是破口大骂文怀沙是流氓，边骂边把姑娘捆起来进行妇科检查，结果证明：姑娘与文怀沙没有猜想中的行为。

姑娘悲愤至极，留下一纸遗书，愤然服毒自杀了。

那天是3月3日。

这场情感的风波，让文怀沙深感痛楚，从此以后的数十年间，他每年都要在3月3日这一天，闭关，不进食，取消一切娱乐，独自在房间里忏悔。

“我也说不清楚她为什么会进入到我的生命中，也没有想到她会有这样的结局，留给我一辈子的无尽相思！”忆起年轻时的情爱，文老动情地对我们说：“年轻的时候往往不懂爱情，常常忽略了爱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等我们懂得爱情的时候，所爱的人已经不在了……”

“世界上最痛苦的莫过于两件事，一个叫生离，一个叫死别，这些年来，生离死别这种经验太多了，但是我还没有失去敏感。”面对生离死别之痛，文老仍旧豁达，时不时地，他都要去“咂摸咂摸那个苦味”，从人生的苦里头，尝出幸福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