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我国文化建设中的诸多历史教训，谨防此举陷入误区而劳民伤财，甚或将文化建设变成似是而非的、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贻笑大方的瞎折腾，恐怕是大有必要的。

●就中华古典文化而论，我们既要与时俱进，使之不断丰富和革新，以融入现实生活世界，也要警惕中华古典文化被物欲、资本、权力等因素浸淫、扭曲或篡改，从而背离了文化的原意和功效，异化为某些人或群体获取各种功利的招牌或工具。

薛克智:中共山东省莱芜市委党校科研处副教授，兼《莱芜学刊》编辑。

中华文化标志城创意规划方案征集新闻发布会3月1日在北京举行，标志着这一国家宏大文化建设工程步入操作阶段。据说，标志城的酝酿已有7年时间。2001年，69位两院院士联合发出了《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倡议书》，提出支持和参与在孔孟之乡曲阜市和邹城市建设中华民族的世纪性文化工程——标志城的动议。其后，有100多位专家学者和多家机构参与论证考察，去年10月国家发改委终于批复在曲阜与邹城之间建设。令人惊愕的是，该工程预算耗资300亿元，很可能还不止这个数字。(参见3月3日《第一财经日报》)

诚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升国民的文化素养，应是好事，而好事则要力求办好。不过，鉴于我国文化建设中的诸多历史教训，谨防此举陷入误区而劳民伤财，甚或将文化建设变成似是而非的、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贻笑大方的瞎折腾，恐怕是大有必要的。民间曾流行一个段子——“给长城贴瓷砖，给赤道镶金边，给飞机装倒挡，给黄河安栏杆”，讽刺那些不切合实际的痴心妄想者。这对于近些年来文化领域不时亮相的种种“创新”之举，也算是个提醒。从媒体披露的信息审视，所谓“中华文化标志城”也存在一些问题，让人疑虑。

众所周知，文化发展和演变有其自身内在的范式和规律，必须紧紧贴近实际、贴近民众。一些国人心态浮躁，其提出的所谓“意见”则有哗众取宠之嫌。比如，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一位副主任委员建议“把曲阜建设成全球华人神往的文化之城和朝拜圣地”，在孔子出生地尼山下建立孔子博物馆，“孔子像最好高168米”。用纳税人的血汗钱捣鼓出如此貌似神圣的膜拜之物，何止是无聊啊！在该工程的规划建设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名单中，人们也难觅真正懂得文化问题的学者或专家的踪影，而地位显赫的地方官员则当仁不让、忝列其中，这虽然凸显了领导重视的一贯传统，但总让人闻出传统官本位社会中官者通吃、君临一切的怪异气息。

被称为现代奥地利经济学派之父的米塞斯，曾针对官僚体制的种种问题，于1944年出版的《官僚主义》一书中指出:“官僚体制本身既不好也不坏。它是一种手段，可以被用于人类活动的不同领域。有一个领域，即政府机构的管理，官僚手段是必不可少的。今天的许多人视为罪恶的东西，并不是官僚体制，而是官僚领域的扩张。这种扩张，是日益限制公民个人自由以及今天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用政府管制取代私人主动精神这一内在趋势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时至今日，我国正大步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国家权力覆盖一切的传统政治格局早已发生重大改变，但防止和破解官僚体制无序扩张的任务依然艰巨，不可掉以轻心。

去年，知名学者李零出版了《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彰显出其独立、清醒的批判精神。书评家丁国强先生在2007年6月15日《中国青年报》撰文指出:“李零所对抗的不是孔子本人，而是那些强加给孔子上的种种谬误，而这种种谬误的出发点就是掩饰孔子的真实面目，按照政治功利的目的首先要给其戴上神圣的面具，以达到掌握话语霸权的目的。”就中华古典文化而论，我们既要与时俱进，使之不断丰富和革新，以融入现实生活世界，也要警惕中华古典文化被物欲、资本、权力等因素浸淫、扭曲或篡改，从而背离了文化的原意和功效，异化为某些人或群体获取各种功利的招牌或工具。

在我看来，如此巨大的文化工程，其筹建目的不可小觑，必须端端正正。然而，“中华文化标志城”打着中华之名，却有名实不符之嫌，未免遭人诟病和狐疑。中华文化洋洋大观，丰富多彩，岂是一地一域文化所囊括的？这一工程似乎美其名曰“齐鲁文化标志城”更为妥切吧。（薛克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