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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岁文怀沙:最可怕的是不懂羞耻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8-03-26  发表评论>>

求人不如求己 求己不如求学

●天一亮苍蝇都飞进来了,把你叮醒,不是闻鸡起舞,是“闻蝇起舞”。

●焦菊隐留字条给文怀沙:怀沙,抽屉里还有×元×角,你拿去买“锅盔”吃。

●在短短一个多月里,他就写出了哪怕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人也能轻松读懂的《屈原集》。

●余嘉锡先生对他说:“见识加学识,叫知识,‘知’之高明者曰‘智’。你是我心目中罕见的‘智识分子’。”

1910年,文怀沙出生在北京西城外鬼门关胡同的一户平民家庭,祖籍湖南。父亲是国民党的军官,母亲在别人家做工挣得一些微薄的薪水。

在文怀沙儿时,家境并不宽裕。在他的印象中,到了天热时,蚊蝇特别多,要先点香熏蚊子,熏完了以后把门关严。

“早上想早起怎么办,那时候闹钟这些东西用不起,就有一个办法,把窗户打开。打开干什么呢,天一亮苍蝇都飞进来了,把你叮醒,不是闻鸡起舞,是‘闻蝇起舞’。”

忆起童年,常常放声朗笑的文老竟说自己曾经是个忧郁的孩子:“我9岁就失眠,我是一个冬天生的小孩,从小就有点忧郁。小小年纪不跟别的小朋友玩。而且我妈妈是一个老病号,每天都熬药吃,我回忆到童年,就像进入一个很阴森的梦。”

“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学”,这句少年文怀沙笃信的古话,驱走了阴冷的梦,带他去追寻真诚。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着迷于一些艰深的、连大人都很少看的书。到了十一二岁时,已能有模有样地背诵《离骚》。儿时莫名的喜爱,悄然引领他走上了学术之路。

文怀沙从踏上社会的那一天起,就把自己定位为一名文学青年。但在当时,他却是一个从来没有任何学历的人。直到有一天,正在上海寻求生存机会的他,无意中听说章太炎在苏州开办了一所章氏国学讲习会。就在当天,他乘火车从上海赶到了苏州求学。

虽没有受过正式的学堂教育,但文怀沙早慧,自18岁起就在国立女师学院、上海剧专执教。解放后还曾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国内多所大学任教。

1953年,文怀沙迎来了自己学术上的里程碑。

“二战”后,为了反思这次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17个国家的75位著名人士联合发起举办“世界保卫和平大会”。

那一年,大会为纪念中国爱国诗人屈原、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作家拉伯雷斯、古巴作家马蒂4位文化名人,决定在莫斯科举行一次会议。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还没有在联合国获得一席之地。为了呼应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争取国际地位,文化部决定由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文怀沙等人组成“屈原研究小组”,并将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版发行。

时年43岁的文怀沙,在短短一个多月里,就写出了哪怕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人也能轻松读懂的《屈原集》,《九歌今绎》、《九章今绎》、《离骚今绎》、《招魂今绎》相继出版,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奠定了文怀沙在楚辞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新中国楚辞研究第一人”之称从此流传。

在文怀沙的成长之路上,有许多文化名人给予深情的助推。

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各种革命文学团体盛行一时,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是1909年由柳亚子与陈去病、高天梅发起成立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当时的南社与同盟会互为犄角,一文一武共助国民革命。能够被南社认可并且接受,是当时的文学青年梦寐以求的事。这时的文怀沙投师无门,就在最绝望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寄给当时担任南社社长的柳亚子。

柳亚子赏识文怀沙飞扬的文采,开始时常与年仅20岁的文怀沙通信,使青年文怀沙颇为得意了一阵。

1944年夏天,文怀沙在重庆任教时,因为与许多进步人士呼吁废除党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并在《新华日报》头版的《对时局宣言》上签了字,所以被学校解聘而失业。

文怀沙失业后,住进同在重庆城里的好友焦菊隐临时租住的小屋里,两人挤一张小木板床,分吃只够一人充饥的一日三餐。虽然焦菊隐在欧洲留过学,回国还办过戏校,但抗战期间,这位大戏剧家生活极为困苦。作家林斤澜在他俩空空荡荡、没一样值钱东西的屋里,见到焦菊隐留给文怀沙的字条:怀沙,抽屉里还有×元×角,你拿去买“锅盔”吃(“锅盔”是无油盐芝麻最便宜的川式烧饼)。

也是在那段时期,爱国激情高涨的文怀沙愤笔写下一首小诗,发表在《新华日报》上:“残山星月黯,剩水漏更长。隔岸繁灯火,光辉不渡江。”

诗作一经发表,即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柳亚子担心起文怀沙。

柳亚子当时正住在于中央大学外语系任教授的儿子柳无忌家里,他特地把文怀沙叫到沙坪坝,劝他斗争要讲策略,要善于保护自己。因为他知道文怀沙曾因写反对国民党腐败的文章在皖南被捕。出狱后到重庆,他仍然是满腔怒火,无论在酒馆或是茶楼,都敢破口大骂国民党。柳亚子为他的侠肝义胆和铮铮正气所感动,写下一首诗赠他:“抱石怀沙事可伤,千秋余意尚旁皇,希文忧乐关天下,莫但哀时作国殇。”以此告诫文怀沙,不仅要抛弃一切属于个人的忧乐,而且要学会机智斗争。

抗战后期,郭沫若先生也住在重庆,他的别居在市郊赖家桥,这个地方既可防空袭又是避暑的好地方,文怀沙常常到郭沫若家住上几天。当时郭沫若50多岁,文怀沙30岁出头。郭沫若没架子,喜欢年轻人,他们平等地讨论时局,研究诗文,探讨个人的感情世界。郭沫若对文怀沙十分关心,无论在旧社会找工作或后来走向革命,他都热情而又责无旁贷地充当文怀沙的介绍人。郭沫若有时事忙,就让文怀沙代为修改文章;他给文怀沙写字、写信一律称“怀沙兄”,眷顾之情可见一斑。

文怀沙说起另一位师长余嘉锡,内心的澎湃悄然表露——

“50多年前,我的好朋友、北大著名教授周祖谟先生把我写的一篇短文,拿给他的老岳丈余嘉锡先生看,余嘉锡先生很喜欢。他当时虽是中风后不久,身体非常不好,却执意要来看我。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非常冷。他说,他在写一本书,是关于《四库全书》问题的。他说,我做不完这个工作了,但将来一定要有一本这样的书,是贯穿学识与知识的。见识加学识,叫知识。虽然你还不到四十岁,但是,我从你的这篇文章里看到你充满知识的闪光,‘知’之高明者曰‘智’。你是我心目中罕见的‘智识分子’……”

说着,文怀沙面对我们朗声念起了《四部文明缘起》一文,“正是这位老纯儒不可磨灭的感召力,助我渡一切苦厄,乃至老来也不敢懈怠,遂立志修纂《四部文明》……”

我们看到,在《四部文明》的扉页上,赫然印着:“慎终追远,心念旧恩”。

文章来源: 解放周末 责任编辑: 雨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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