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法归国年代
　　1931年秋，傅雷与刘海粟夫妇结伴回国，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语。“一二八”事变爆发，美专停课半年，复课后傅雷回校教授美术史。1933年9月母亲病故，傅雷辞去教职，自此埋首书斋，专心翻译……［详细］

　　□ 傅雷的壮年时代
　　抗战期间，为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傅雷“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把翻译作为抗战的特殊武器，先后翻译了英国罗素的《幸福之路》、法国杜哈曼的《文明》以及巴尔扎克的《亚尔培•萨伐龙》和《高老头》，重译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详细］

　　□ 一九四九年后的傅雷
　　解放后的前几年是傅雷一生中阳光明媚、心情舒畅的时期，他重译了《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新译了《贝姨》、《邦斯舅舅》……迎来了翻译生涯的第二个高峰，奠定了他在当代中国翻译界，尤其是翻译巴尔扎克作品的权威地位……［详细］

　　□ 傅雷与罗曼•罗兰
　　傅雷在法国求学期间，颇受浪漫派文学感染，但接触了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罗曼•罗兰的作品之后，钦敬不已，找到了支撑他人生的“战斗意志”，治疗了他青年时期的“世纪病”，于是选择罗曼•罗兰作为翻译的重点。……［详细］

　　□ 傅雷与巴尔扎克
　　1938年，傅雷开始考虑翻译巴尔扎克的小说。1944年2月翻译巴尔扎克《亚尔培•萨伐龙》，此书是傅雷翻译的第一部巴尔扎克小说。同年十二月翻译《高老头》，两部译作均由骆驼书店于1946年出版。……［详细］

　　□ 傅雷的其他翻译
　　1929年傅雷开始试译《艺术哲学》，译出第一章后撰写了《译者弁言》题为《艺术论》发表于《华胥社文艺论集》(1930年)。他称翻译的动机是为了改变“只有紊乱，只有玄妙”的中国学术，而《艺术哲学》正提供了改变这一现状的“思想上的粮食和补品”。……［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