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阅读，许知远说，如今图书市场和读者的注意力“都给了垃圾书”，可见“这是一个坏品位的时代”(见2月19日《中国阅读周刊》)。他这话说得很痛心，却是真话，是合乎事实的真话。

垃圾书之所以被视为垃圾，原因之一便是少有真话，多有假话过头话，这在纪实、自述和传记一类作品中尤其是不可忍受的缺点。我阅读时，遇见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为了逢迎说过头话的，便只能弃而不顾，也就是视之为垃圾了。

亦有虽不能称为垃圾，却也令人看了觉得不合事实的，如3月31日《文汇报·笔会》摘刊的杨振宁著《曙光集》，记述了1962年杨的父亲去日内瓦劝杨回国时，说过这么一段话：“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这就说得过了头，使我无法看下去。

杨氏父子都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因为爱国，父亲才不远万里去找儿子，给他写下“每饭不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宏”疑当作“隆”)”(引号内均系原文，下同)，悬诸座右；因为爱国，儿子才在今天来出书，复述父亲的话，认为是“有永久价值的”。但他父子又都是著名的科学家，科学家之可贵重，正在其比常人更富有科学的精神，更尊重事实，更不会说不顾事实的过头话。

杨氏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说“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当然都是事实：他们“灵魂深处的愿望”是“有生应感国恩宏”，也当然是事实。但说什么“从前不会做一根针”.说什么“从前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则完全是不顾事实的过头话。

事实上，《礼记·内则》中便有“纫针请缝”的记载，《左传》成公二年即公元前五百八十九年，鲁国为了向楚国请盟(求和)，送给楚国数百名工匠，其中便有“执针”(缝纫女工)百人，这么多针更非舶来.我也是生于“从前”的人，抗战前所见机制钢针，也都是汉口或长沙本地的产品，怎能说“从前不会做一根针”呢？

至于水旱天灾，本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难避免的事。古时人口基数少，如果“动辄死去几百万人”，汉族怎能蕃息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族群，怎能留下那么多人一下子“站起来”呢？

这些过头话当然是杨老先生“原创”，杨老太太亦曾叫他“不要专讲这些”。但杨先生写书时的看法，仍是父母“二位的话都有道理”，对于父亲的过头话，至今仍未表示丝毫不认同。

杨氏父子“有生应感国恩宏”的拳拳之心，无人能够怀疑。但即使是好心讲好话，亦需尊重事实，不悖常理，才是科学家应有的态度，才能得到大众的尊重，写出来的书也才有好一点的品位，不致为许君所笑，企予望之矣。 （钟叔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