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沉潜学术反思，与易中天“交锋”

晚年的王元化，回到了独立思考的学者生活中，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也犹如井喷般地磅礴而出，他对许多既定观念的反思，尤其被学界公认为“具有惊人的爆发力”。

譬如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王元化说，“五四”的主要成就在于个性解放方面，当时掀起的波澜壮阔的个性解放运动，使人们认识到在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地位，从而在思想上、精神上开始树立起了独立自主的观念。王元化表示自己是鲁迅的崇拜者，“喜欢他的小说的沉郁，也欣赏他的杂文，但是我们对鲁迅精神的理解有偏差，以为论战中越是写得刻骨铭心，淋漓尽致，也就越是好文章。其实，偏激情绪对于未经磨炼、血气方刚的青年来说，并不是什么好的征兆。”

饶有趣味的是，王元化晚年跟以《品三国》声名鹊起的易中天还有一场小小的“交锋”。易中天在“品三国”时重新解读诸葛亮说，在擅权这方面，诸葛亮与曹操并无两样，都是“虚君实相”，而大众心目中那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只是小说中的人物、坊间的传说，是不足为凭的。王元化在谈及这种对诸葛亮的“新奇”评价时说，他最怕读两种文章，一种是“惊天回视的翻案文章”，一种是“意在求胜的商榷文章”，因为这两种文章，还没有动手做，就先要“惊天”，要压过你，要显示自己的高明，这就难免失去平常心，失去做学问所必需的从容——这都不是求真知的态度。

友人眼里的王元化：

一生以“思”为己任

著名学者钱谷融说，王元化眼睛里的那种光芒，对一般人来说，那种光芒是难得出现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在王元化，以及尼采、茨威格、马雅可夫斯基等人来说，却是经常出现的，是他们的常态，他们经常就生活在专注、出神的状态之中。“这样的人，一定是遇事十分认真、充满了探索精神的人，是随时能够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探索的对象身上去的人，但同时又决不丧失自己的独立精神。”

王元化去世当晚，他的朋友、文学评论家李子云泣不成声。她说她也是刚刚出院，在医院的时候，她每隔两三天就会给王元化打一个电话，问问他的情况，“没想到突然他就过去了，终于没能再见他最后一面，我很难过。”李子云说，很多人被病魔折磨成这样，已经没有力气也没有兴趣过问一些事情了。可是，当王元化听说华东师范大学要筹建“王元化学馆”的时候，竟然对前去探望他的陈丹燕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说他不希望把学馆搞得规模很大、很铺张，只希望能对学术研究有帮助就行，还一一把从前自己捐献出去的东西怎么集中到这个学馆来作了清清楚楚的交代。“这就是王元化，无论何时都要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是他的本色。”

作为一个学者，王元化一生都在不断地思考与探索，他的著作，从《文学沉思录》到《思辨短简》，从《思辨随笔》到《清园近思录》等等，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一个“思”字。学者吴洪森说，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王元化也一刻都没有停止过思考。王元化生前认为知识分子要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他提出“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而他自己在几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工作和学术论著中，也的确始终是一往直前、义无反顾地这样实践着、坚持着。“他是一个学者，但并不是一个整天待在书房里的恂恂如也的学者，而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锋芒毕露的斗士型的学者。”

作家陈丹燕忆王元化：

捍卫尊严爱发脾气的可爱老头

5月2日我从澳大利亚刚刚回来，那次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王老先生，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王老先生不喜欢我们乱跑，在他看来像我们这样旅行是毫无意义的。那次见到他，他还有一点清醒，他只要有一刻清醒就不会停止思考，他的思考能力之强令我佩服。王老最讨厌在身体上插满管子，他曾对我说情愿自然离去也不要用管子维系生命。

王老师是一个非常捍卫尊严的人，这是他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他做学术、自由思想都有着独立意志。与此同时，王老师也是一个爱发脾气的人，特别是别人伤他自尊心的时候。我亲眼见到他发脾气，但完了之后他就会说自己就是脾气不好。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老头。

去年他重病住院期间，有一次我和他独处的时候，他对我讲，不能工作了生命就没有价值了，生命的根基在于工作。我知道他在说他自己。

王元化小传

1920年出生于武昌。中国著名思想家。上世纪30年代开始写作。曾任中共上海地下文委委员、代书记，主编《奔流》文艺丛刊。抗战胜利后，曾任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讲师。20世纪50年代初曾任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上海文委文学处长，1955年受到胡风案牵连，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1981年平反昭雪后，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其后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刘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