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先生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本书中，沈昌文口述了自己的人生历程。无论是早年因穷辍学、当学徒、做临时演员，从“野鸡大学”到出版大家声名日隆，还是诸多文化事件、台前幕后、暗流漩涡，由他说出，都从容不惊。本文选编了他到《读书》担任主编的经历。

听范用的，到《读书》编辑室当主任

有一段时间，我想离开人民出版社。因为当年东方红兵团的人似乎在社里当了家，想象中于我不利。陈原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我就打了报告，要求到商务印书馆去。范用把我留下了，他对我说：你不是要到陈原那儿去吗？陈原现在还管着《读书》杂志呢，你就到《读书》去吧。我就到了《读书》编辑室当主任了。

范用为什么要留我呢？我想，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他可以借我来调节他跟陈原的关系。更主要的一个原因，恐怕是我跟史枚熟，而史枚是老领导们最头疼的一匹无法驯服的野马。论马列主义，谁也没有他读得多。在干校的时候，每天都是重体力劳动，那么苦，那么累，他回来后就要看《反杜林论》，而且还要站着看。早晨起来，先站着看一会儿书，然后再下地。论党龄，谁也没他长。他当过中共沪东区委书记，大概是四十年代的事。就是这么一个老头儿，人又固执又古怪，可是他跟我非常谈得来。

更谈得来的一个人，是朱南铣。在北京时我们就熟，我总是以师长之礼待之。到了干校，我担任文书职务，有一个方便之处，就是可以偷偷地带着人去镇上喝酒、吃饭。他是三联书店的老编辑，四十年代就参加工作了，我认为他是最有学问的。

1978年底到1979年初，我们的文化领域中，思想是非常复杂的。在人民出版社来说，跟我比较谈得来的是范用。他有个想法，打算办一本《读书》杂志，要我来，并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找谁。他已经想到的有史枚等老人，但是还要有具体干活儿的人，那就是要董秀玉这样的人。他知道我跟董秀玉比较熟，也想到了她。但有人反对，因为董秀玉在“文革”中参加了一个造反派组织。我们去干校劳动改造的时候，她没有去，留在北京主持出版毛主席著作。她当时已经是人民出版社的出版部主任，非常的春风得意。到了审查“五一六”问题的时候，她倒霉了，也成了一个目标，被隔离反省了三个月。此时，她刚出来不久，主任职务也已经被撤了，要重新分配工作。

我是理解和支持董秀玉来参与《读书》杂志的。为什么呢？她在“文革”中的作为不是由衷的，和恶意为之是两码事，你不能把这些都算到人家个人账上。所以范用问我，我就表示赞成她来。范用采纳了我的意见，所以董秀玉很快就到位了，到了范用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