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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文学”展露伤痕 三个代表人物的历史记忆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8-05-29  发表评论>>

“伤痕文学”是特殊历史时期持续不过一年的写作潮流。当时的那些作品,如今看来在文学上并不具有长远的审美价值,但它们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轨迹中可长期保存并供参考的资料

 

刘心武和卢新华两人至今还都保存着一张黑白照片。那是一张三人合影:左边是卢新华,中间是刘心武,右边是王亚平。卢、刘二人身着深色中山装,王亚平戎装。他们是“伤痕文学”的三个代表人物。

1979年春,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第一届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刘心武的《班主任》获第一名,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获第二名,卢新华的《伤痕》等多篇“伤痕文学”作品同时获奖。卢新华的作品,使那股文学潮流获得了一个最恰当的符号——“伤痕文学”。

据刘心武回忆,在参加颁奖活动的过程中,他和卢新华、王亚平一见如故,相谈甚欢。那时他们还都没有自己的照相机,就一起走到北京崇文门外一家照相馆,拍下了那张照片。

“伤痕文学”始于《班主任》

刘心武的《班主任》是“伤痕文学”中公开发表得最早的一篇,正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卷中所说的:“‘伤痕文学’的第一次表露,也是实际上的宣言,应推刘心武(1942年生)1977年11月发表的《班主任》。”

《班主任》写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此做了这样一番介绍:书中的那位中学教师所讲的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戏剧性,但仅寥寥数笔就勾勒出几个互成对照的青年形象。一个是“四人帮”时期遗留下来的失足者,那位老师不顾同事们的怀疑,为他恢复名誉。但这个失足者倒不成问题,问题出在那个团支书思想受到蒙蔽,甚至比那个小捣蛋都不开窍;但她热情很高,而且动不动就天真地把自己看也没看过的文学作品斥为淫秽读物。相比之下,第三个学生就是个被肯定的人物了,在整个动乱期间,她的家庭环境保护了她的心灵健全,因为她家书橱里还继续放着托尔斯泰、歌德、茅盾和罗广斌的作品。

刘心武创作《班主任》时已是北京人民出版社(现北京出版社)的编辑,此前他在北京十三中当了15年教师。他说,中学的生命体验是《班主任》的素材来源,而出版社的工作则为他提供了更加开阔的政治与社会视野,能更“近水楼台”地摸清当时文学复苏的可能性与征兆。

刘心武在《我是刘心武》一书中回忆道,那时他正在出版社编辑一部小说,是两位农民创作的《大路歌》,内容是写农民修路的故事。当时的形势是,虽然1976年10月打倒了“四人帮”,但1977年2月“两报一刊”提出了“两个凡是”,这就决定了还得以阶级斗争为纲,也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按照这个标准,小说里必须有阶级敌人搞破坏,可稿子里没有这样的场面。于是,刘心武特地跑到那个村子,跟作者一起编造阶级敌人搞破坏的故事,但怎么也编不圆。结果,这部书稿到头来没能发表。

“编《大路歌》的失败,使我产生出弃瞎编、写真实的求变革的想法。”刘心武在书中写道。

就这年夏天,刘心武开始在家中10平方米的小屋里创作《班主任》。为什么写这篇小说,据他说,这是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积存已久的腹诽,其中集中体现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强烈不满”。

《班主任》是作者投稿,还是编辑部约稿

这里存在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作为“伤痕文学”发端的《班主任》,到底是《人民文学》杂志社向刘心武约的稿,还是刘主动向杂志社投的稿?

刘心武在《我是刘心武》一书的相关章节里对此没有做出直接说明,但他明确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编辑部从未向他约过这篇稿。“那是1977年,还在讲‘两个凡是’,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开始,杂志社怎么可能向我约这样的稿呢?”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反问道。

他在书中回忆了当时他向编辑部投稿前的思想斗争:小说写完后,夜深人静时自己一读,心里直打鼓——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嘛。他犹豫,这样的稿子能不能公开拿出去。在发表欲的支配下,刘心武鼓起勇气,一天下班后,他到东单邮局,打算把稿子寄给《人民文学》杂志。但工作人员查了信封里的东西后说,稿子不能夹寄信函,否则一律按信函收费。一气之下,刘心武没寄。从邮局出来,他骑车到中山公园,在偏僻的水榭的一角,取出稿子细读,竟被自己所写的文字感动,最后决定还是把它投出去。几天后,刘心武到另一家邮局把稿子寄了出去。

和刘心武的说法不同,当时担任《人民文学》小说组负责人的涂光群说,“《班主任》这篇小说是编辑部向刘心武约的稿。”这位在文学界享有很高声望的老编辑,身着一身黑色中山装在家中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忆: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7月21日、8月8日、9月19日,他几次讲话提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教育战线要拨乱反正。作为处在“潮头”刊物位置的《人民文学》,“闻风而动”。

涂光群说,他们很想通过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反映科学、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要写这样的题材,首先得物色合适的作者。这时他们想到了刘心武。此前,刘心武给《人民文学》投过两次稿,虽都被退了稿,但编辑对他的写作潜能留下印象。考虑到刘心武比较熟悉学校生活,因此编辑部决定向他约一篇稿子。此后,一位编辑把编辑部的意图同刘心武说了。个把月后,刘心武就寄来了《班主任》。

当事人说法不一,一时让人无从辨别。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班主任》发表时复杂和不明朗的政治环境。

编辑部内的争论

涂光群介绍,当时《人民文学》是三级审稿制度:责任编辑、小说组负责人、编辑部负责人。一般情况下,稿件最后在编辑部负责人那里定夺。个别重点稿件或把握不准的稿件送主编定夺。

很快,编辑部内部对《班主任》这篇小说形成了两种意见。《班主任》的责任编辑崔道怡认为,小说暴露社会真实问题、社会阴暗面太尖锐,恐怕属于暴露文学,因此估计不太好发表。但作为小说组负责人的涂光群则认为,小说提出的问题深刻,而且很合时宜,应该发表。

涂光群在当时《班主任》的稿签上写明自己的意见:第一,小说并不全是暴露社会阴暗面,而是通过那位张老师的形象写了生活的积极因素。张老师采取热情、正确的态度,治疗、帮助受“四人帮”毒害的孩子。第二,这是深一层地揭批“四人帮”,暴露他们的罪恶。这没有什么不可以,是正确、必要的。总之,它符合当前文教战线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总精神,可以发表。

涂光群回忆说,面对不同意见,当时编辑部的负责人刘剑青“没有把握”,于是把小说送给主编张光年定夺。

张光年看完稿后,在一天下午,把编辑部三级审稿人一齐约到自己家中。涂光群现在仍清楚地记得张光年当时说的一句话:“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就这样,小说顺利地发表在《人民文学》1977年11月期小说的头条位置。

《人民文学》放过的和抓住的

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发表于1978年8月11日上海《文汇报》《笔会》版的《伤痕》,也曾把稿子投给《人民文学》,但被退稿了。

据卢新华撰文回忆,《伤痕》最初问世的园地,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墙报。当时,卢新华刚刚进校才个把月。班委会要出一期墙报,要求每人准备一份墙报稿。《伤痕》就是卢新华为墙报“应差”而做的。

卢新华说,小说写完后,他感觉很好,但个别老师和少数同学看过后却不以为然,向他提出了一大堆理论质疑。卢新华十分灰心,将稿子锁进了抽屉。这时,墙报主编来催稿。卢新华本想重写一篇,但就是写不下去,最后还是把《伤痕》交了出去。

没想到,第二天《伤痕》就在学校引起巨大轰动。从墙报贴出,直到《伤痕》正式发表,墙报前一直人头攒动,而众人面对一篇墙报稿伤心流泪的场景,也成了复旦校园一大奇观。

上海《文汇报》编辑钟锡知很快得到这个消息,凭着他对新闻独有的敏感,托人向卢新华要去了一份手稿。此后卢新华得知,将这个消息传到《文汇报》的是中文系的教师孙晓琪。

卢新华说,手稿自从进了《文汇报》便“泥牛入海无消息”。于是,他的一些要好的同学建议,把稿子投给《人民文学》,还帮忙整理了一份介绍《伤痕》在复旦校园引起轰动的信函,并一个个认真地署了名。遗憾的是,一个多月后收到的却是《人民文学》一纸铅印的退稿信。然而,就在此时,《文汇报》方面有了消息。

不知《人民文学》杂志社是否为放过了《伤痕》这篇小说而扼腕叹息,但此后的一件事是值得他们欣慰的——后来他们再次慧眼识珠,发表了“伤痕文学”的另一代表作——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

政治性高于文学性

卢新华依稀记得,当时《文汇报》提出的修改意见大约有16条。其中有,小说第一句说除夕的夜里,窗外“墨一般漆黑”,有影射之嫌,遵嘱做了修改;又有,车上“一对回沪探亲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极兴奋地侃侃而谈”,遵嘱改成“极兴奋地谈着工作和学习,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还有,一直给主人公王晓华以爱护和关心的“大伯大娘”,改成“贫下中农”;而最后,因为据说感觉太压抑,于是有了主人公最后“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地走去”的光明结尾。

年轻的读者恐怕很难理解,这些带有时代局限的作品怎能载入文学史?的确,这些作品算不上经典,“伤痕文学”也仅仅是特殊历史时期持续不过一年的写作潮流。当时的那些作品,如今看来在文学上并不具有长远的审美价值,但它们却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轨迹中可长期保存并供参考的资料。

刘心武也不愿提及《班主任》这粒“陈芝麻”,他说,就文学论文学,《班主任》的文本,特别是小说技巧,是粗糙而笨拙的。但他又说,人们对这篇作品,以及整个“伤痕文学”的阅读兴趣,主要还不是出于文学性关注,而是政治性,或者说是社会性关注使然。

正是由于《班主任》承载了民间变革的诉求,小说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仅编辑部收到的支持这篇小说的读者来信就不下数千封。有人将《班主任》与鲁迅的《狂人日记》做了对比,认为都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深得大家赞同。也正是由于小说的政治性,当时反对的意见也颇为强烈。据刘心武回忆,有人给有关部门写匿名信,指斥《班主任》等“伤痕文学”作品是“解冻文学”。“解冻文学”在当时可不是一个正面词汇,因为苏联作家爱伦堡曾发表过一部名叫《解冻》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赫鲁晓夫搞“反斯大林”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始作俑之作。

刘心武称,他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心里都不是非常踏实。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政治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他才觉得悬在《班主任》上面的政治性利剑被取走了。

1987年,刘心武到美国讲学,在西海岸的洛杉矶,同卢新华重逢。在卢新华的宿舍里,刘心武看到了他也保存着的那张卢新华、他、王亚平的三人合影。

30年过去了,照片上的三个人中,刘心武自《班主任》成名后仍笔耕不辍;王亚平现已定居美国,坊间流传着很多关于他发财致富的浪漫传说;而卢新华则奔走于中美两地,为求生计,在美国踩过三轮车,送过外卖,甚至成为了一名熟练的赌场发牌员,只是偶尔文学一下。(《新闻周刊》本刊记者/李杨)

 

文章来源: 中新网 责任编辑: 雨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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