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家书》是将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傅雷写给儿子的书信编篡而成的一本集子，摘编了傅雷1954年至1966年6月的186封书信。傅雷说，他给儿子写的信有好几种作用：一，讨论艺术；二，激发青年人的感想；三，训练傅聪的文笔和思想；四，做一面忠实的“镜子”。信中的内容，除了生活琐事之外，更多的是谈论艺术与人生，灌输一个艺术家应有的高尚情操，让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该书最早由三联书店1983年出版。

楼适夷察觉书信的价值

1979年4月下旬，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楼适夷从北京专程去上海，参加由上海市文联主办为傅雷和他夫人朱梅馥平反昭雪的骨灰安葬仪式。当他到达几小时之后，去国二十多年的傅聪，也从海外归来。这时，傅雷的冤案已经平反，可是笼罩在傅聪头上的“叛国者”阴影并未散去。

作为傅雷的挚友，楼适夷在解放前就与傅雷一家相交匪浅。傅敏记得，“他以前是地下党，经常来我家躲难。”因此，楼适夷特地从北京赶到了上海。此时，他见到的傅聪，已经从一个风华正茂、稚气未脱的青年变成了老成持重、身心成熟的中年人。时隔二十多年之后见到故人之子，楼适夷心中有说不出的感慨。

参加完了傅雷和他夫人朱梅馥平反昭雪的骨灰安葬仪式，楼适夷几天之后回北京。不料，傅聪恰巧也是乘这一班航机转道去北京。途中，楼适夷和傅聪相对叙旧。傅聪简单地谈了二十多年来在海外个人哀乐的经历，和今天重回中国的心态。自然，两人也谈到了傅雷夫妇。楼适夷深知，傅雷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文学翻译家，还写过不少文艺和社会的评论著作，以及优美的散文作品，数量可能不多，但在思想、理论、艺术上都是卓有特色，生前从未收集成册，他觉得，今后不应任其散失，要设法收集、整理、编订起来，印行出版，这也是一份宝贵财富。两人在谈话中说到了多少年来，傅雷给傅聪所写的而且往往是万言的家书。傅聪告诉楼适夷，那些信现在都好好地保存着。

关于傅雷、傅聪父子的通信情况，楼适夷记得，1957年的春末，他得到假期去南方旅行，路经上海，依然同解放前一样，被留宿在傅雷的家里联床夜话。傅雷对他谈到了正在海外学习的儿子傅聪，并找出他寄来的家信给楼适夷看，同时也把自己已经写好，还未发出的一封长篇复书，叫楼适夷一读。

虽然楼适夷所见的只是几封信，但给他的印象非常深刻。他不禁为傅雷爱子、教子的精神所感动。不久，全国掀起了反右派运动，傅雷被错误地划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之后，在波兰留学的傅聪，突然自由出走，去了英国。尽管如此，在当时的上海市委领导石西民的关照下，傅雷虽然被划成“右派”，但仍能和身在海外并同样身蒙恶名的儿子，保持经常的通讯关系。在飞机上得知傅聪保留着这些书信之后，身为作家和出版人的楼适夷敏感地察觉到了这些书信的价值，这促使他后来向出版家范用做了推荐。

范用排除出版阻力

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出版家范用记得，1981年前后，他与楼适夷先生同去上海。旅途中闲谈，楼适夷告诉他傅雷先生的情况，包括对傅聪、傅敏兄弟俩的教育培养。范用很感动，对傅雷与傅聪的通信产生极大的兴趣。此前，他读过傅雷翻译罗曼·罗兰的《弥盖朗琪罗传》和《约翰·克里斯朵夫》。阅读《约翰·克里斯朵夫》，对范用来说不仅是文学上极大的享受，更重要的是，他深深受到人道主义思想的感染。由此，他对译者傅雷先生产生了敬仰之心。很快，范用到北京七中来找傅敏。时至今日，傅敏对那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当时我还住在学校，我也不知道范用是个什么人物。他对我说，想把这些书信拿去出版，我听了很高兴。他走了以后，学校的同事告诉我，这个人是坐小汽车来的。后来，我才知道范用是个什么人。以后就是我去找他，不敢再让他登门了。”

范用从傅敏那里取得家书原件阅读之后，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一定要把它出版介绍给广大读者，让天下做父母的做儿女的都能一读！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有人说傅聪是“叛国”，出版《傅雷家书》是提倡走白专道路。而范用则认为，“傅聪本来就是在国外学习，何来叛国？他不过是对父母在‘文革’中惨遭迫害，心存悲愤有所表示，事出有因。至于提倡走白专道路，何谓白何谓红，谁也说不清。提倡专，有何不好？不仅现在，将来我们也还是要提倡专。专除了要具备天资，更多是靠勤奋与毅力。傅雷的教导，与傅聪的苦学苦练，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值得向世人介绍。”

傅聪1980年回到国内，后来种种事实表明，傅聪是一个爱国者，他还回来演出。在此期间，范用请了傅聪吃饭。后来，范用对反对者说，傅聪能够在国内公开演出了，《傅雷家书》为什么不能出版？就这样，出版阻力被范用排除。

另一边，在双方同意合作之后，范用找了一个老编辑帮傅敏一块儿整理。开始编的时候，傅敏准备把书信分门别类，后来发现这很难。因为父亲的知识面太广了，每封信里面内容很丰富，很难做清晰的划分。最后，傅敏决定按照日期来。1983年，《傅雷家书》终于以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当时，三联书店是人民出版社下属的编辑部）。范用还安排三联书店在北京、上海、香港举办傅雷家书手迹展，吸引了很多观众参加。

傅敏记得，《傅雷家书》第一版出来后，发现家书的顺序调整乱了，第二版又重新调整。后来，上海又发现了不少1959年以后的信，那是傅敏的母亲朱梅馥抄的书信底稿。再版的时候，这些信就被加了进去。这样，《傅雷家书》更加充实和丰富了。范用记得，三联的《傅雷家书》五版共印了116万册。而此后，《傅雷家书》出版了多个版本，仅辽宁教育出版社就出了两个版本，一版是带照片的，一版是不带照片的。而辽教版的《傅雷家书》后来增加了8万字，傅敏说，增加的原因主要是根据读者的要求，增加了一些内容，使家书更有亲情。此外，里面还增加了一些妈妈的信，这也是原来没有的。而最新一版的《傅雷家书》，则是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版本。

销售量以百万计，至今仍保持3年10万册的销量速度，《傅雷家书》不能不说是一个出版奇迹。对此，傅敏也感到意外，“在图书出版、发行之前，我完全没有想到，它会有那么大的发行量，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有这么强的生命力，我只是觉得，这些书信很有教育意义。”

对于《傅雷家书》的价值和意义，楼适夷认为，“这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这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傅雷艺术造诣极为深厚，对无论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的各个领域，都有极渊博的知识。他青年时代在法国学习的专科是艺术理论，回国以来曾从事过美术考古和美术教学的工作，但时间都非常短促，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能相入，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在半途中绝裾而去，不能展其所长，于是最后给自己选择了闭门译述的事业。在他的文学翻译工作中，大家虽都能处处见到他的才智与学养的光彩，但他曾经有志于美学及艺术史论的著述，却终于遗憾地不能实现。在他给傅聪的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音乐方面的学养与深入的探索。他自己没有从事过音乐实践，但他对于一位音乐家在艺术生活中所遭到的心灵的历程，是体会得多么细致，多么深刻。儿子在数万里之外，正准备一场重要的演奏，爸爸却好似对即将赴考的身边的孩子一般，殷切地注视着他的每一次心脏的律动，设身处地预想他在要走去的道路上会遇到的各种可能的情景，并替他设计应该如何对待。因此，在这儿所透露的，不仅仅是傅雷对艺术的高深的造诣，而是一颗更崇高的父亲的心，和一位有所成就的艺术家，在走向成材的道路中，所受过的陶冶与教养，在他才智技艺中所积累的成因。”楼适夷的分析，或许正是《傅雷家书》畅销25年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