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先生的老伴张允和最早是教师，在上海教书。后经社长叶圣陶邀请，任职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教科书。其时，看见全国都在用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做教材，觉得里面有些问题，就认认真真写了两万字的意见。

没想到，《人民日报》将张写的意见如数登出，张很得意。没过多久，“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这本来跟她没什么关系，但名门闺秀的张允和没经过这类事，很紧张。人一紧张，就生病，得了牙周神经炎，经常发烧。没办法，张允和请长假回上海治疗牙周神经炎。人更紧张，牙周神经炎更厉害。医生说，整口牙都要拔掉，而重装整口的牙，要花很长的时间。

没办法，张允和写信给人民教育出版社续假，说牙还没好，要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康复上班。人民教育出版社回了一封信：你就不要回来了。当时，文化部部长、副部长都是周先生的好朋友。他们都说，现在单位里缺的就是张允和这样的人……可周先生和太太商量来商量去，还是决定不参加工作的好。

“我说，‘不要做工作了，政治运动的波浪你受不了，没有送条命已经好了。’因为她只会做工作，不能应付政治的波动，再碰到政治波动，没有命了。”自那以后，张允和一直就是“家庭妇女”。“她到北京来，就是自己写写文章，研究昆曲，跟俞平伯他们一起搞昆曲研习社……所以很愉快。幸亏不做工作，不然没有命！”

抱病是退出的借口，性质与某博主关闭评论栏目多少相似，目的无非减少是非，耳根清净，自己保护自己。而在大灾面前，评论栏之外，博客也关掉，或停止更新，则更为保险。少说还不如不说。

沉默有沉默的难处，但好处足够诱人。尽管大难当头现把自己的身份更改为一个口吃患者或失聪残障人士是有相当难度的，可我们的身体或许也会灵机一动，配合着出些状况，让我们借病生存下来。

在翻阅《周有光百岁口述》前，我曾以为“抱病”仅为职业政治家们最常用的一自我保护的手段，没想到，对于一介百姓而言，它也可能成为成本相对较低的一款护身符。

《周有光百岁口述》李怀宇 撰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