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后又成为《读书》杂志主编的沈昌文自称并非知识分子，只因在文化出版界执役多年，知道一些事情，故自号“知道分子”。读沈公所述过往，除了感佩他在风浪中的淡定以外，更可细细体味其中隐现的文化之“道”、历史之“道”、人生之“道”。如评论家黄集伟言:“沈最恰切的身份其实是一个‘思想经纪人’。……貌似嬉皮笑脸，但内藏诚恳；确乎玩世不恭，可其实行端坐正谨严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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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0年初，《读书》杂志已经办起来半年多了。我去“商务”的事情也差不多了，内部已经明确了，就差正式宣布了。范用来找我谈，要我到《读书》去。我问他原因，他语焉不详，只说《读书》现在缺少一个中层的骨干。需要一个人来帮他摆平日常的局面。我说，我考虑一下。我所谓的考虑，就是去问陈原。陈原说，既然这样，那你就去《读书》。

我记得，我编的第一期《读书》，是1980年的5月号，3月发稿。我到了那里才知道，的确是缺少一个调节关系、起润滑作用的角色。当时鼓吹思想解放，史枚又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坚持自己的主张。他很大的一个功劳，就是《读书》杂志创刊号上的《读书无禁区》。那篇文章的标题是他改的，作者原来的标题要软一点，叫“读书也要破除禁区”。他说要“破除禁区”，没有说“无禁区”。史枚老先生一改，就成了“读书无禁区”。他坚持这样的想法、做法，谁都不能改变。可是办杂志的人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能改变，这样办不成呀！所以就需要一个能发挥润滑剂作用的人。我以弟子身份伺候史枚老先生，比较谈得来，跟陈原也比较熟，可能会好一些。我去之后，也确实做了一些调节工作。

《读书》创刊号除了《读书无禁区》那篇影响很大，还有一篇，就是责备海关扣书太多的来信。批评文字总让人家不高兴，往往需要善后工作。所以，有这么一个人，又是党员，又好像主持工作，又善于作检讨，不断到上级机关去作检讨。我正好属于这样一个身份。为批评海关的事儿，我也确实去国家出版局作了不少检讨。以后还不断地出现被认为是有问题的文章，我就不断地去作检讨。

我记得，李荒芜的文章就惹了点麻烦。这位先生是老共产党员，据说是中国共产党纽约支部的创立人，或是领导人，总之做过那里的工作。解放以后就回来了，在外文局做工作，翻译过很多东西，也喜欢写旧体诗，笔名叫“荒芜”。他写的一首旧体诗在《读书》发表后，一位朱元石先生注意到了。这位朱先生用“邓办”的名义发来一篇文章，批评荒芜，说这诗是反党的。这下子搞得非常紧张。朱先生的批评文章已经发表在中国社科院的一份“内参”上了，寄来的意思是要我们在《读书》杂志发表，而且是一定要我们发表。好在我们杂志的几个老头儿，坚持不发表。这样，就不断因为一些文章出现矛盾，像顾准的文章，王若水的文章等等。我不断去应付这种事情，去作检讨，讲一点“两面光”的话。这是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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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说“内部”。《读书》杂志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内部也有分歧，有时候吵得很厉害。比如包遵信先生，动不动就说:“要干！”这老兄干劲很大。当然也有反对他的意见。慢慢的，就在《读书》内部形成了那么一种局面:包遵信、史枚属于要跟上面干的人，你不准我说什么我偏要说:陈原主张不这样干，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哪壶水不开提哪壶。意思是要避开锋芒。陈原以外的领导，口径就截然不同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润滑”难度越来越大。陈原知道我的苦心，我也知道他的意图。就这样，我跟其他领导人就越来越远了。他们当然非常不满，说我简直是“背叛”。因为按系统说，我不是陈原的人。我当秘书多年，最大的擅长就是能体会领导意图。但现在，偏偏我不能“革命”到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程度。于是，从这个时候起有的领导就不断批评我是机会主义。他们认为，对陈原，你沈昌文即使不公开顶，也完全可以暗中操作。可是，我是比较忠实于陈原的。从我的个性说，我也比较喜欢陈原这样的。于是，矛盾越来越大。

1984年，史枚去世。史枚去世应该说是《读书》杂志跟上边的斗争很尖锐的一个表现。他在去世的那天下午，同我说了不少，主要是主张为布哈林平反，尤其是布的“发财吧”口号。他知道我很关心我国革命史，尤其是做过“灰皮书”，看过不少内部材料，又懂俄语，能读原著。史枚常同我讨论俄共的党争史。这以前，有人已向我透露过，说史公惹了大祸，给中央领导写了信，提出为布哈林平反。人民出版社党委陈书记十分关心这事。史枚那天上午同我说了不少，说完很气愤地夹起书走了。想不到，当天晚上，就高血压病发作，导致脑溢血，第二天就去世了。

在《读书》编辑部，史枚等人，包括范用，论道德，都是很高尚的。我在回忆文章里说他是焦大，就是这个道理。可是，光靠这个办刊物是不行的。我说不行，也许冒昧了，他们一听会勃然大怒。可是你不能否认这样会犯忌。必须要有另外的办法，就是类似陈原教我的办法。他教我的办法很简单，说穿了，一句话，就是引而不发。我们光提供材料，不作结论。《读书》杂志的读者，都是理解力很好的知识分子，他们看了以后，自然会作出结论。

如果有这样的读者作了结论，来找我问。我就会说，这结论是你作的啊，不是我作的。我可没这样说呀！我说的可能还是马克思的话、毛泽东的话呢。当时还没有出现《历史的先声》。就是这样的奥妙呀！我学到的就是这个办法。我告诉你的，就是马克思的话，恩格斯的话，英国、美国的历史，法国的历史。我们的读者真是聪明，看了之后，马上给《读书》编辑部写信来说:哎呀！讲到我的心坎上啦！如何如何。

我当时还想，如果再搞一次“文革”，那《读书》杂志肯定逃不开了。按“文革”那一套，又是批斗，又是交代思想活动，搞到最后，账肯定弄到自己头上了。不搞“文革”就好说了，这个责任不该由我来负。

引而不发，就是这样做，其实，“引而不发”还不能算是最理想的表达。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理想的词儿，来告诉我们年轻的编辑们该怎么做。比如，我去崇文门那里，总要路过北京市委、市政府大门口，门前经常有好多人，为了什么房产的事情请愿。我想了，这些事儿在当年的英国、美国都发生过，尤其是英国。把这些事情写出来，不用作什么结论，聪明的读者一看就明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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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9年，我还是按照陈原的基本意思来办《读书》。说实话，很多事情我都问他。陈原的特点是含混，不直接谈问题，或者给你讲外国话，给你讲一个story什么的。我大概知道他的意思。那一年，我们没犯什么错误，可是也鼓动了一些舆论。我们后来是6月、7月合刊。为什么6月份停刊了呢？其实已经编好了，后来看形势不对，就作废了。其中一篇主要的文章，我记得是讲法国大革命的。我当时不敢讲别的，讲法国大革命总可以吧？一个留法的学生写的，讲得很清楚。但是还是不敢发表。这说明，我继承来的办刊物的办法，也行不通了。所以才有合刊之事。我不记得我是否保留了停掉的那一期的校样。也许可以找到。

不管怎么样，我在《读书》这一段，基本做法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产生的一大后果，就是我跟陈原更熟了，他的许多事情都是我帮他办的。我知道，在共产党的领导同志那里，评判人有个“三步曲”，我在不少别的老同志心目中已经到了第三步了。所谓“三步曲”，第一步就是水平太低；第二步，叫做路线不对；第三步，品质不好。在陈原以外的老同志眼里，我大概已经是品质出问题了，很难挽救了。这就不去管它了。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要承认，那些老人家始终是帮助我、引领我走向出版事业的。特别是在1957年，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很可能被划为右派。他们给我通了消息，让我写了大字报，不仅没有被划右派，而且还立了一功。以后他们也是不断地帮助我。

这里就要说在改革开放时期恢复三联书店了。“文革”时期不是说三联是资产阶级企业、韬奋是资本家吗？到了1982年，不再这么看了，胡绳等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好像是写给邓力群同志的。到了1983年、1984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做这个事情。组长是范用，副组长是许觉民。许觉民是范用的亲家，林昭的舅舅。组员有我和董秀玉等人。

我从来爱做具体工作，范用管大事。我喜欢只拉车，不看路，整个局面上的事情不大知道。到了1985年快年底的时候，三联书店恢复在望，讨论的事情已经很具体了。有一天，在东四一带的马路上，我碰到了一位新闻出版署的领导，他对我说:老沈哪，你们三联书店快要恢复了，现在想让你当头头。我就问:怎么让我当头头？老范他们不是忙了很长时间了吗？这位领导没有讲更多，我们就聊别的了。

后来我就打听。直到现在，打听到的事情，都没有文字证实。据说一些老头儿在三联书店快要恢复的时候提了一个方案，主要意思是三联书店自治。

上面采取了一个断然措施，让老干部们立即退休，让同老三联的老头们有一定关系而他们又认为比较安全的人接任。此人不知怎的变成是沈昌文。1986年1月1号，我接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职务。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可以说是仓促上任。我想聘请范用为顾问委员会的主任，上面都不同意。当时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约略知道了原因。

这样，到我上任之前的三联书店的故事，就告一段落了。

(《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沈昌文/口述、张冠生/整理，花城出版社2008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