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创造的是别人给予的

Q:您为什么把您的记忆写成小说呢？换句话说，您为什么总是拒绝自传呢？

克莱齐奥:我决不会写回忆录。不是因为我没有这个欲望，而是因为我没有能力写。小说对我来说，是探索我过去的唯一方式，是绕过重重困难疯狂向后转的唯一手段。事实上，我觉得，从《诉讼笔录》以来，我写的都是自传。我的书总是把我的历史的一些时刻搬到台上。因为我没有任何想象力。我所创造的，就是别人给予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喜欢使用第一人称“我”。

Q:在《物质迷醉》（1967），您经常表达您对书写的怀疑，怀疑艺术的谎言，甚至怀疑“书写故事”这一举动。但是，之后，您不断地书写故事，靠近传统叙述。您是否已经否认了《物质迷醉》的作者呢？

克莱齐奥:我不肯定这是一种违背。我的故事是故事吗？它们有开头有结尾吗？我是围绕一些主题写作吗？诗情和忏悔是客观的方式吗？有人物这种东西吗？叙述是描写线性的时间的吗？记忆是根据既定的情节组织的吗？我想举个例子。在《乌拉尼亚》这本小说里，有个人物，一个年轻的印第安女人，我叫她丽丽，她住在一个环礁湖边。她存在着，我想我曾经碰见过她，她有自己的生活，她的道路，她想逃避皮条客的影响，那个皮条客也是个真实的人物。但是，对我来说，这一切起源于我儿时在潘桑斯和索林格岛之间来回的船，那条船叫“环礁湖的丽丽”，也就是“环礁湖百合”。没有这个记忆以及与之相连的一切，我就不可能写到这个女人，写到环礁湖，写到孩子们的苦役。我喜欢萨拉曼·拉什迪的那句话，就是真实总是被隐藏的。

Q:从1966年的《洪水》到1973年的《巨人》，您的小说出现了庞大的超市和新兴的城市，您似乎看到了法国的末日景象。为什么？您在预示法国最近的炽热吗？

克莱齐奥:就像我对您谈到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一样，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1939-1945年战争期间或战后），全部是1789年以及所有那些战争的永恒法国的孤儿。人们可以重新创造一个身份，参加一个激进组织，在新的熔炉里淬火，可这种断裂仍然会存在。它使得我在看待现代社会尤其是看待新自由主义的时候，觉得它们是在试图忘记真正发生过的事，是想一笔勾销。如果一个作家，记忆就是他所拥有的一切，那么不要要求他去一笔勾销。他无法阻止地看到了帝国的发展、不平等的建立、商品交换的阴谋。我们现在的一切都来自它们，不只在法国，在德国、意大利、美国均是如此。好像我们那么多年恐怖的阿尔及利亚战争、马来西亚战争和非洲、大洋洲艰难的独立运动只是创造了一个界限，创造了一个接受和无休止等待的地方，男人女人仍在这个地方经受炼狱。记住过去并不是要成为一个伟大的预言家。

Q:您发现巴拿马、墨西哥、毛里求斯岛是对法国的一种逃离吗？为什么总是在行走当中？

克莱齐奥:我能说的是，我属于一个流浪的家庭。我在尼斯长大，但是我知道那是暂时的，我们会要去往别的地方的。我父亲离开毛里求斯是因为经济原因。他选择了在远离欧洲的圭亚那以及后来的尼日利亚生活。我本来也可以选择属于一个地方、一个村庄、一个地区。我没有旅行过，我不喜欢旅行，我和我的家先后住在墨西哥、美国。我不知道我、我们下一个年要在那生活。我在我所在的地方工作。就我个人来说，我会被各种对我来说具有特殊价值的小东西羁绊住：一块除草机滚动的空地，黄昏天空的色彩，小家伙骑在光溜溜的马背上奔跑的声音，掉下来的果子的既平淡又强烈的气味，那些不说“是”而说“啊也”的人的口音，印第安女人眼睛里灰玛瑙的颜色，毛里求斯那咚咚响的雨点。这是一种奢侈吗？我不知道。我觉得在这样类似的感觉中我到处都可以生活。不过，我最爱的，就是运用法语写作。

Q:您最近的作品好像没有写2006年的法国。为什么？它引不起您的兴趣吗？

克莱齐奥:恰恰相反，我觉得我在写这个国家，写这个时代（也许不确切是2006年，但也差不了几年），通过某种痕迹。我在这或在那生活并没有让我远离构成法国星座的整体，它的界限当然不是地理上的，而是感情层次上的，是由记忆和意识构成的。换句话说，2006年的法国，是蓬日、萨特、米肖、杜尚、杜沙尔姆，这个名单会很长。再说，说真的，我深信，当今世界的文化非常接近。不再有什么外国和让人好奇的国家，就像巴登-奥维尔想的那样。当您谈论美国和墨西哥边界的时候，您也谈论直布罗陀海峡，谈论与德国的边界。除了几个饮食菜谱、儿歌和穿衣细节之外，认为可以像乔治·桑时代那样谈论国家和民族，这是虚幻的。但是，与之相反的是，只有通过语言、通过书籍，人们还可以谈论今天的法国，在一模一样的潮流、观点、暴力、紧急问题当中看到法国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