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创作多部捡拾上海记忆作品而为大家所熟悉的作家陈丹燕，在近作《永不拓宽的街道》中，用生活其间的人与发生的故事，感性地讲述了18条上海历史地标性马路的前世今生，及为之忧心着的未来。这不免让人想到近期出版的另一本新书《采访本上的城市》。

实际上，后奥运时代，关于T3、鸟巢、CCTV新址和国家大剧院的讨论还在继续，相比陈丹燕的感性，新华社记者王军，从一个记者的角度，以大量的事实和从容的理性，帮助人们从普通人、日常生活中身边的街道、社区慢慢了解城市的复杂性和参与城市应有的发展。而城市变迁中的种种话题，也因这类出版物的走红成了近来学界关注的焦点。记者日前就此采访了《城记》和《采访本上的城市》的作者王军。

读来紧张得几乎坐不住

在此之前，王军2003年出版的《城记》，以城市史书写的思路，打量北京的昨日和今日，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宏观思考的大背景。而在《采访本上的城市》一书中，王军则更显出研究型记者的一面。在前言《在常与非常之间》中，王军这样写道：“《采访本上的城市》并不是为了阐释理论，而是看我能不能把城市的故事还原得更加本质？”因此，《采访本上的城市》可以说是与《城记》有着上下文联系，因为这个现实和未来太过迫近，读来未免紧张得几乎坐不住。

城市的平面比立面重要

如果说《城记》重现了一个伟大城市在昨日的可能，那么《采访本上的城市》则更多在发问，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化？

对此，王军表示，《城记》实际上是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候的一些决策及这些决策导致北京老城巨大的变化。如果说《城记》是带有城市史梳理的书，那么《采访本上的城市》说的则是中国城市规划的游戏规则。如，中国的城市规划为什么老跟“拆”和“卖地”搞在一起？通过一些横向比较，用数字来说明问题。比如，老北京城到1949年的统计显示，62.5平方公里能养活130万人，也就是平均每平方公里供养2万多人。而今天有关方面要求每平方公里供养1万人，很多城市连1万人都达不到，这直接带来的问题就是土地价值降低；又比如美国华盛顿、曼哈顿的公共出行占到80%-90%，我们今天才30%。实际上我们一直通过拓宽马路和建立交桥环路来鼓励小汽车的发展，但高密度城市应该鼓励公共交通的发展，这埋下了很大的矛盾。

规划比建筑更重要

“今天我们必须辩证地看一些问题。”经过对美国、中国的不断调查，王军发现，我们对道路的设计规范还在延续美国的弯路，有的新发展的市中心，街道宽大，楼与楼的间距巨大，不断挑战新高的楼还在诞生。但你在那种街道上得不到一点城市生活的乐趣。

王军说，我们现在的城市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路为车行而造，不为人行走而造，这直接导致了我们的城市只有街道，没有市井气息的马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层面来看，城市从来不应该是冷冰冰的。他非常赞成贝聿铭的判断，对于城市来说，建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规划。

王军在《采访本上的城市》中写到鸟巢、国家大剧院，作者面对面地跟设计这些建筑的大师坐在一起，拿到第一手的材料。尽管如此，王军透露自己更在乎的实际上是这些房子的背景、城市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像《采访本上的城市》封面，既有白领也有工人，边上是一个巨大的CCTV新楼。这是中国城市最真实的一种面相。王军说：“我今年到美国国家博物馆做了一个演讲，就是向老城市学习。学习它的平面，产生就业、产生逛街的乐趣，降低对机动交通的依赖，所以对一个城市来说平面比立面重要。”

未来规划要靠价值观

从最早立足于北京调查，《采访本上的城市》的视角也涉及上海、南京，涉及很多文化人所普遍关心的文物抢救和旧城保护话题。在接受采访时，王军透露，中国大多数城市千城一面，都是大马路，大街坊，围墙圈着，在那种环境里面，大家都会觉得这种城市给大家的乐趣那么少。

王军说，中国的城市规划走到今天，一定要靠价值观。如果我们的轨道交通铺出去只有更多住宅在建的话，我们就犯了更大错误。我们可以通过路权的调整，来改善交通拥堵状况。如果城市结构不是最优结构，就业居住不是平衡发展，我们仍然会在地铁里挤得和照片上的一样。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更本质性的问题，城市结构应该怎么调整？不是靠喊口号，而是靠未来城市的核心价值观去推动的，希望我们国家的核心城市拥有更具有竞争力的城市结构。 （记者 陈熙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