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名家者流，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余谓此乃局子一部之言，非可以概论名家也。《荀子•正名篇》举刑名、爵名、文名、散名四项。刑名、爵名、文名，皆有关于政治，而散名则普及社会一切事务，与政治无大关系。《艺文志》之说，仅及爵名，而名家多以散名为主。荀子因孔子“正名”之言，作《正名篇》，然言散名者多，言刑名、爵名者少。《墨子•经上》、《下》以及惠施、公孙龙辈，皆论散名，故名家不全出于礼官也。

名家最得大体者荀子，次则尹文。尹文之语虽简，绝无诡辩之风。惠施、公孙龙以及《墨子•经上》、《下》皆近诡辩一派，而以公孙龙为最。《法言》称公孙龙诡辞数万以为法，而不及尹文、惠施。《荀子》讥“惠施蔽于辞而不知实”，其实惠施尚少诡辨之习也。名家本出孔子“正名”一语，其后途径各别，遂至南辕北辙。

孔子“正名”之言有所本乎？曰：有。《礼记•祭法》云：“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国语》作“成命百物。”韦注：“命，名也。”郑注《论语》：“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礼记》曰：“百名以上则书之于策。”然则黄帝“正名”，即仓颉造字矣。《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项籍云：“书足以记姓名。”造字之初，本以记姓名，造契约。故曰“明民共财”。《易》曰“理财正辞”，其意亦同。《管子•心术篇》曰：“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姑形以形，以形务名，督言正名。”延，即“延长”之意，过也。形不能定形，故须以名定之。此谓名与实不可相爽。然则“正名”之说，由来已久，孔子特采古人之说尔。

名家主形名，形名，犹言“名实”。孔子之后，名家首推尹文。尹文谓“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员白黑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其语简单肤廓，不甚切当。又云：“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圆白黑之实。名而不可寻名，以检其差，故亦有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盖尹文是循名责实一派，无荒诞琐屑之病，惟失之泰简，大体不足耳。《荀子•正名》，颇得大体。其时惠施、公孙龙辈已出，故取当时诸家之说而破之。惠施、公孙龙二人之术，自来以为一派，其实亦不同。《庄子•天下篇》载惠施之说十条，其他辩者之说二十二条。今观惠施之说，尚少诡辩，与其他辨者之说卵有毛、鸡三足者不同。盖公孙龙辈未服官政，故得以诡辨欺人。而惠施身为卿相，且庄子称其“多方”。“多方”者，方法多也，知其不但为名家而已。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偏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惠施之博学于此可见。叶水心尝称惠施之才高于孟子。今案，梁惠王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意欲报齐，以问孟子。孟子不愿魏之攻齐，故但言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于是惠王问之惠施。惠施对以王若欲报齐，不如因变服折节而朝齐，楚王必怒。王游人而合其斗。则楚必伐齐。以休楚而伐疲齐，则必为楚禽，是王以楚毀齐也。惠王从之，楚果伐齐，大败于徐州。于此知惠施之有权谋，信如水心之言矣。今就《庄子》所载惠施之说而条辨之，无非形名家言也。一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小一”即几何学之点，点无大小长短可言，是其“小无内”也。“大一”即几何学之体，引点而为线，则有长短，引线而为面，则有方圆，引面而为体，是其大可以“无外”也。点为无内，故曰至小。体可无外，故曰至大。二曰“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无厚者，空间也，故“不可积”。空间无穷，“千里”甚言其大耳。三曰“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卑”当作“比”。《周髀算经》云：“天象盖笠，地法覆槃。”如其说，则天与地必有比连之处矣。《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篇》云：“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掩也。”曾子之意，殆与惠施同。山高泽下，人所知也。山上有泽，《咸》之象也。黄河大江，皆出昆仑之巅，松花江亦自长白山下注，故云“山与泽平”也。四曰“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今之常言，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三者，其实无现在之时间，方见日中，而日已睨矣。生理学者谓人体新陈代谢，七年而血肉骸骨都非故我之物，此与佛法刹那、无常之说符合。故曰“物方生方死”，生死，犹佛言“生灭”尔。五曰“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此义亦见《荀子•正名篇》。同者，荀子谓之“共”。异者，荀子谓之“别”。其言曰：“万物虽众，有时而欲偏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别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鸟兽，皆物也，别称之曰鸟兽，此之谓“小同异”。动物、植物、矿物同称之曰物，是“毕同”也。物与心为对待，由心观物，是“毕异”也，此之谓“大同异”。六曰“南方无穷而有穷”。此言太虚之无穷，而就地上言之则有穷也。四方皆然，言“南方”者，举一隅耳。七曰“今日适越而昔来”。谓之“今日”，其为时有断限。谓之“昔”，其为时无断限。就适越一日之程言之，自昧旦至于日入，无非今日也。就既至于“越”言之，可云“昔至”也。八曰“连环可解也”。案《国策》秦昭王尝遣使者遗君王后连环，曰：“齐多智，解此环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杨升庵《丹铅录》尝论此事，以为连环必有解法，非椎破之也。今湖南四川颇有习解连环者。然惠施之意，但谓既能贯之，自能解之而已，其时有无解连环之法则不可知。九日“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此依旧注固可通，然依实事亦可通。据《周髀算经》，以北极为中央，则燕之北至北极，越之南亦至南极，非天之中央而何？十曰“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此系实理，不待繁辞。综上十条观之，无一诡辩。其下二十二条，虽有可通者，然用意缴绕，不可不谓之诡辩。惠施与庄子相善，而公孙龙闻庄子之言，口哇而不合，舌举而不下。盖公孙龙纯为诡辩，故庄子不屑与为伍也。

惠施遗书，《汉志》仅列一篇。今欲考其遗事，《庄子》之外，《吕览》、《国策》皆可资采摭。庄子盛称惠施。惠施既殁，庄子过其墓，顾谓从者曰：“自夫子之死，吾无以为质，吾无与言之。”其推重之如此。然又诋之曰：“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犹一蚊一虻之劳，则白道术之大处言之尔。至于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之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此事可疑。案《史记•魏世家》称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其时惠施为相，令自己出，宜无拒绝庄子之事。意者■雏、腐鼠之喻，但为寓言，以白明其高尚而已。《吕览•不屈篇》云：“魏惠王谓惠子曰：‘寡人不若先生，愿得传国。’惠子辞。”以子之受燕于子哙度之，《吕览》之言可信。以此可知惠施之为名家，非后世清谈废事者比。要而论之，尹文简单，而不玄远。惠施玄远矣，尚非诡辩。《墨经•上》《下》以及公孙龙辈，斯纯为诡辨矣。自此辈出，而荀子有《正名》之作。

《荀子•正名》，本以刑名、爵名、文名、散名并举，而下文则专论散名。其故由于刑名随时可变，爵名易代则变。文名从礼，如《仪礼》之名物，后世改变者亦多矣。惟散名不易变。古今语言，虽有不同，然其变以渐，无突造新名以易旧名之事，不似刑名、爵名、文名之随政治而变也。有昔无而今有，昔微而今著者，自当增作新名。故荀子云：“若有王者起，必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散名之在人者，荀子举性、情、虑、伪、事、行、智、能、病、命十项。名何缘而有同异？荀子曰：“缘天官”。此语甚是。人之五官，感觉相近，故言语可通，喜怒哀乐之情亦相近，故论制名之缘由曰“缘天官”也。其云“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此可以破“白马非马”之论。盖总而名之曰“马”，以色别之曰“白马”。“白马非马”之论，本无由成立也。至“坚白同异”之论，坚中无白，白中无坚。白由眼识，坚由身识。眼识有自而无坚，身识有坚而无白。由眼知白，由身知坚，由心综合而知其为石，于是名之曰石。故坚白同异之论，无可争也。如此则诡辩之说可破。大概草昧之民，思想不能综合，但知牛之为牛，马之为马，不知马与牛之俱为兽。知鸡之为鸡，鹜之为鹜，不知鸡与鹜之俱为鸟。稍稍进步，而有鸟兽之观念，再进步而有物之观念。有物之观念，斯人类开化矣。荀子又曰：“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盖物之命名，可彼可此。犬不必定谓之犬，羊不必定谓之羊，惟既呼之为犬、为羊，则约定俗成，犬即不可以为羊也。制名之理，本无甚高深。然一经制定，则不可以变乱。孔子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此推论至极之说。施于政治、文牍最要。若指鹿为马，则循名不能责实，其弊至于无所措手足矣。

要之，形与名，务须切合，儒家正名之旨在此。为名家者，即此已定。惠施虽非诡辩，然其玄远之语，犹非为政所急，以之讲学则可，以之施于政治则无所可用。至其他缴绕之论，适足乱名实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