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作家、学者，《人民文学》原常务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现任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会常务副会长。

亲身经历过“十年文革”的周明，在进入１９７８年这个特殊的年份之后，经常感觉到一种难以自抑的激动和喜悦。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轰动了，黄宗英写了《大雁情》、柯岩的《奇异的书简》发表了……

周明曾痛彻心肺地感觉到自己荒废了１０年，因为在那个荒唐的岁月，他几乎处在一个无书可读的境地。文化艺术界只剩下“八个样板戏”和“一部小说”（即浩然的小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文化艺术界已经是一片废墟。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之后，文化艺术界虽然如饥似渴，可是并不是一下子突破的，大家当时还有点小心翼翼地恢复刊物，平反的作家也是悄悄重新拿起笔写作。”周明说，渐渐地，大家都很自然地进入一种“有话要说”的氛围，作家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肩负起一种历史使命。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真切喜悦

引起过周明激动、兴奋、沉思的作品，更多的是报告文学作品，这与周明本人的喜好和他的工作经历有关，在任《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时，他所分管的就是报告文学和诗歌。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不仅是周明个人非常喜欢的作品，也是周明亲身参与的作品。当时，《人民文学》要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并将目标锁定在数学家陈景润身上。至于作者，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著名作家徐迟。

周明打电话给徐迟，将他从武汉邀到北京，并陪同他多次采访陈景润。１９７８年１月，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终于完成，《人民文学》以醒目的标题，在头条位置发表。《歌德巴赫猜想》一经问世，立即轰动了，喜欢文学的和平时不太关心文学的，都找来一遍又一遍阅读，有的人甚至能够背诵出来。徐迟曾经开玩笑说：“周明，我怎么一夜之间就成‘明星’了？”

周明说，陈景润进入文学作品的意义是突破性的，过去被踩在脚下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变成了先进的典型形象，这是给知识分子发出的一个信号。《歌德巴赫猜想》与刘心武的《班主任》，在推动思想解放的进程中，都是里程碑式作品。

从此之后，黄宗英的《大雁情》、柯岩的《奇异的书简》、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鲁光的《中国姑娘》等报告文学作品纷纷涌出、作家们开始描写各条战线上的开拓者。“每每读到这些作品时，我总是既激动，又感动，我们的祖国在焕发新的生命，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内心是非常喜悦的。这绝对不是空话、套话，在那个时代，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如此真切的感受。”

时代“在场者”的真实诉说

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报告文学形成了一个气候，由于与社会现实的紧密性，对整个社会都形成了一种推动作用。渐渐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入８０年代中后期，一些社会问题逐渐暴露，作家笔下的报告文学作品开始进入了一种披露、反思。

让周明依然记忆深刻的作品很多，比如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徐刚的《伐木者，醒来！》，胡平、张胜友的《世界大串联》，赵瑜的《强国梦》等等。“每每从报告文学作品中，看到我们社会存在的问题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忧虑。但是深思之后，觉得只有对社会问题进行揭露，才有可能让国人保持清醒；只有把暴露出来的问题一个一个解决，我们才能更好的前进，这才是我们民族希望之所在。”

周明偏爱报告文学作品，是因为报告文学是与时代、与现实联系最为紧密的文学样式。他在《人民文学》期间，曾经收到过一位读者来信：“我原来喜欢小说，但当我读到感动处时，一想到它是虚构的，我的眼泪就掉不下来了；所以，我更喜欢报告文学，因为它是真实的。”这似乎也可以成为周明喜欢报告文学的原因。

周明认为，很多有为的报告文学作家都成了时代的“在场者”，他们尽“记者”之职，为历史和人民存活现实。时代滋生着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也忠实地记录了时代行进的步履。（本报记者 李福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