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不仅影响了吴思、李亚平、刘志琴等中年学者，同时也影响了70后学者李勇（笔名十年砍柴，著有《闲看水浒》等）。但是，李勇对于本书的印象与他的前辈学者颇有不同。

新京报：最初是怎么接触到《万历十五年》的？

李勇：1992年的时候，应该是大四。读到这本书还有一定因缘。大四暑假，我跟一个读研究生的师兄去江苏考察乡镇企业。在考察的过程中，我跟那个师兄聊了很多东西，他告诉我，这一带商品经济其实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很活跃了，并推荐我看《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于是，我回到学校，在图书馆借了《万历十五年》。

新京报：第一次读后有什么感受？

李勇：当时我还是在校大学生，由于当时的人生阅历、眼界有限，读后只觉得不错，有所触动，但没有特别被震撼到。后来自己开始写书、研究历史了，回头再看《万历十五年》，发现这个影响是逐渐深入的。

新京报：那现在你对这本书怎么看？

李勇：我觉得大家对黄仁宇的评价还是有些过高。因为《万历十五年》是海外史学家的书引进大陆比较早的一本，对当时官方倡导多年的历史观，如“五朵金花”、五个社会阶段为主是一个冲击，所以很多人认为这本书的观点很新奇。但我觉得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在梁启超提出“新史学”时已见端倪，梁先生就说过要研究历史“因缘”之类的话。

新京报：这本书对你影响大吗？

李勇：大，但我觉得黄仁宇所论述的东西并非是独创的，这和对我影响大并不矛盾，对我影响之所以大，是因为在我那么多年深受历史教科书影响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本书，就像开启了一扇窗户，这个影响是不能改变的。但后来随着我学识增加，眼界的开阔，读了更多的书后，能够理性地看待这本书，对它有了理性的评价，这之间并不矛盾。我觉得余英时比黄仁宇对中国历史看得更透，还有何炳棣看待历史的透彻度也超过了黄仁宇，但《万历十五年》是个标杆，是不可翻越的一座山，这个不可否认。

新京报：《万历十五年》对你个人的写作有影响吗？

李勇：别人说我写的《闲看水浒———字缝里的梁山规则与江湖世界》受它影响，我承认。后来我对历史的看法，受余英时的影响较大些。但初恋总是美好且有力量的。

新京报：《万历十五年》可以说是你对历史的初恋吗？

李勇：可以算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