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日报》举办的第19届文化讲坛上，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张越说:

有一年我和崔永元到某省会参加颁奖晚会，我是主持人，他是颁奖嘉宾。颁奖之前，主持人和嘉宾要闲聊两句，让大家一乐。因为我们颁的是一个关于女性的奖，我就问小崔，你对北京的女性有什么样

的印象。我记得小崔大概是这么说的,北京女性？北京有女性吗？（全场笑）我妈是河北人，我老婆也是外地人，我们组的几个女同志也是天南地北的人。其实他的意思是北京是一个移民城市，已很难找到老北京女性的特质了。他又装傻说，我想起来了，我女儿应该算北京女性，她是北京生北京长的，要观察我女儿有什么样的特性，那大概就是好吃懒做不干活，事儿了吧唧的那种。当时他女儿还很小，当然是那样了。

第二天，我一上飞机就看到好几份当地的主流报纸上说，昨天在晚会上爆出了很大的事情，首先张越问崔永元对北京女性有什么印象，她这样问是想让崔永元夸她是最优秀的北京女性。她胸有成竹地问了这个问题之后，没想到崔永元当场让她下不了台，就是不说，张越神情尴尬。我看了很吃惊，因为我的内心活动已经隐秘得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但我的同行却知道。这也就罢了，小崔的问题比较严重，报道中说他炮轰北京女性，认为北京没有女人，北京女人不配称为女人，因为她们个个好吃懒做。过了两天，这件事就变成了国内主流网站首页的内容，所有的人都在网上骂小崔，最后大家得出结论说，崔永元不红了，因为他得了病，现在就靠说这样的狠话吸引大家的眼球企图咸鱼翻身。

虽然这件事后来过去了，但却令我非常沮丧。我们身处这样的时代，我们的媒体人身上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自我检点，怎么让公众更加尊重和信赖，这是很复杂的问题。前些天我听到一个明星谈，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好的时代，幸福、安宁、和平、富裕。我当时真为他的这种心态祝福，但是我也确实接收到一些相反的信息，比如说，吵闹、暴躁、困惑、不知所措等等。

在这样的时代，媒体从业者就会显得责任重大。我们职业的特质是向这个世界传递信息，而信息是可以转化为能量的。

有一个词叫蝴蝶效应，是说一只蝴蝶在大洋的这一岸扇动翅膀就可能在大洋的对岸引发一场龙卷风。当你在表现一组很刺激、血腥的画面时，可能节目的收视率上去了，但你怎么能知道这些段落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一个什么样的人身上刺激了什么样的情绪，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当我们在下一个不太负责任的结论或者传递一些不太负责任的情绪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会在什么人和什么人之间留下不良影响？我们释放那么多信息，我们怎么能不慎重呢？

在媒体报道一件事情时，有的人是根据自己的好恶、自己的价值观和立场，而不是根据事实全面均衡地报道。有的采访对象说了一段话，有的媒体会从一段话里面摘出一句，这一句跟之前的一大段话的原意差别特别大，但它只传播了这一句话，于是人们跳着脚开始骂。

有时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体育报道，如果一个人得了金牌，所有的赞美都献给他。如果这个人失败了，不管任何理由，马上会挨骂。而得不上名次的人常常被忽视。如果把这种对体育势利的态度挪移到整个人生的立场和舞台上，我们看到的就是在谈到做人、做事时，疯狂地追逐成功。现在关于怎么成功的光盘和书卖得很多。追逐成功、追逐权力，追逐强大，人们都在喊我要赢，我是最好的。人有上进心是好事，但如果变成是一种群体性的功利、焦躁，那么将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坚持媒体的善意，我说的善意不是指客气，不是满脸堆笑讨好所有的受众，善意是指人内心的诚实、诚恳、负责任、担待和体谅，是指面对世事的理解、面对生命的尊重，和面对生命之上更高准则的敬畏。

记得有一次我在山里采访一位农村妇女，我问她你平时看电视吗？她说电视很少看，有些节目不敢看。她说，那些节目我看了就活不下去，你看看人家都活成那样，我一看电视就觉得我不配活着。我想，我们的个别媒体怎么会势利到这种程度，让生活中那些有痛苦的人觉得自己如此失败，宣扬虚假的、光鲜夺目的所谓成功，吓坏了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