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身份特性是建立在一种宗教及文化的特殊性基础之上的，这可以追溯到我们这个世界最初的几个世纪。几个世纪以来，可可那尔湖地区的游牧部落一直纷争不断，但从未给中原帝国造成大的问题。在公元7世纪时，这些游牧部落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西藏王国，并开始扩张。在西部，攻克了帕米尔高原；在东部占领了云南；而在北部则是塔里木盆地。西藏王国占领了今天青海省所在的地区，并在安史之乱后将疆域一直拓展到了甘肃地区。这样一来便把中国政府在塔里木以及准噶尔地区的军事机构，与它们在东方的大本营隔离开来。但这种扩张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公元842年，西藏王国分崩离析，并放弃了之前占领的领土，在战略上不再对中国构成威胁。

西藏与中国内陆拥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西藏的文字与语言都源自印度，神权政治的模式与中国内陆的行政官僚统治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公元750年到公元850年期间，西藏贵族试图适应中原文化，把子女送到中国内陆去读书，并与唐朝贵族通婚。然而这些试图拉近距离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效。西藏再也不能重拾昔日雄风。尽管在14世纪，一位僧人曾尝试重新建立一种摆脱蒙古影响的“西藏民族主义”。但在1271年到1368年期间，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还是处于统治地位。由于内部不同宗教派别间开展争权夺势的斗争，在几个世纪里，西藏一直都是一个地处边缘的行政区。西藏有能力给中央帝国造成一些小麻烦，但却无法与其持续对抗。明朝期间，北京与拉萨维持着一种持续的中央—地方关系。由于西藏离中央政治中心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它得以保留了高度的自由及文化特性。

西藏主要有三大教派：西藏喇嘛教、本土宗教苯波教及伊斯兰教。人数不多的西藏居民（19世纪初时不超过600万）且主要是农业人口分散生活在不同领主的土地上。有一些藏民逃脱了达赖喇嘛的统治——这是建立在拉萨的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权，就像西边的巴勒斯坦（又称小西藏）——信奉十二伊玛目的什叶派穆斯林王国，以及在印度贵族控制下的拉胡尔，另一些则是拉萨的附属国（拉达克、锡金、不丹），康巴的不同地区（1911年至1949年称为西康省，后分裂，分别归入四川、青海、云南省以及西藏自治区）以及安多（即今天的青海省）。

作为精神及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依靠官僚贵族来统治西藏。这个被划分成众多领地的王国在他的领导之下逐渐统一起来，但各个领地之间纷争不断。在达赖喇嘛年幼时，由摄政者负责政府事务的管理。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调整后，西藏的政治体系最终形成了一种封建神权政治的模式。宗教势力掌握军队，或者更确切地说，掌握地方民兵部队，并且在必要时采取行动的非宗教力量在政府中占有重要的分量。

18世纪末期，在1792年清政府派出军队介入西藏—尼泊尔战争后，中国对西藏的影响达到了顶峰。对清廷来说，达赖喇嘛只是受中国皇帝委任的僧人。在西藏传统体系中，非宗教力量只能处于宗教的从属地位，行政长官只不过是地位低于达赖喇嘛的世俗领导者。1793年，乾隆皇帝通过金瓶掣签指定蒙藏大活佛的继承人，这不同于传统上通过长期观察一个孩子的特征从而选定转世灵童的宗教习俗。这时，英国对西藏的局部入侵使西藏向中央政府更加靠近。英国占领尼泊尔后，达赖喇嘛向中央政府请求军事援助以保护弱小的尼泊尔王国。但政府认为战争是发生在其管辖区之外的，并放弃了尼泊尔。清王朝没有认清英国从印度边境向中国周边渗透对其战略利益所带来的威胁。英国对与西藏间贸易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它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并尽量小心谨慎不表现得过于咄咄逼人而引起中国的担心。自1819年来，摄政者泽蒙格林篡取了权力，并谋杀了数任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1844年，应西藏政府中部分人的要求，中央政府推翻了他的统治，并将其流放到满州里。西藏需要中央政府支持其摆脱英国和尼泊尔的威胁，尤其是在18551856年间的西藏—尼泊尔战争及1861年英国军队入侵锡金后。中国的衰落使其面临来自殖民地、英国及俄国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尤其是在中亚地区。这样一来西藏地区的影响逐渐减弱，成为俄国及英国觊觎的对象及争夺的战略关键。1886年，英国与中国签订了《西藏—缅甸协议》，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统治权。但与此同时，西藏也接受一种英国的半托管模式，西藏要与别国发展关系必须以英国的允许为先决条件。面对一种独立倾向的萌芽，为了重新掌握主动权，中国军队在1910年进入拉萨，十三世喇嘛逃亡印度。清帝退位后，十三世喇嘛回到西藏并宣布“独立”。当时中国年轻的共和国力量太弱，但是她拒绝接受西藏“独立”。然而，英国则希望通过谈判使西藏“独立”得到承认，从而确定自己在这个地区的霸权。

整个19世纪期间，西藏与外界的封闭隔绝状况促进了一种族内婚姻文化的发展，不管是在文学领域、哲学领域还是宗教方面都缺乏完全的创新。但在统治阶级内部，在其他领域，譬如说绘画、装饰以及烹饪方面，中国的影响都在扩大。中国移民尤其是商人在中亚的影响力，导致产生一种反华情绪，并凝聚成一种民族特性。西藏利用中国内战的机会维持一种相对的“独立”。然而在1940年，年轻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反对独立，他4岁时就被扶上达赖之位了。1946年，西藏代表在南京参与了共和宪法的修订。

1947年印度独立，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6月，朝鲜战争拉开冷战的序幕，中国的西藏成为了印度、美国的主要战略关键。西藏高原平均海拔5000米，西藏自治区占地100多万平方公里。控制西藏就意味着为美国提供了窥探中国边境的理想观察点；对印度来说，控制西藏意味着在与新中国的竞争中享有一个决定性的战略优势地位。1950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以便将其纳入新中国的控制并最终消除独立主义的倾向。事实上新中国的领导人仅仅是重拾中华民国的领导人于1911年发表的讲话，即确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而已。但是“西藏问题”在这段最近的历史中增添了战略重要性，北京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自1951年以来在该地区进行了秘密行动。达赖喇嘛派遣密使与美国使者在印度会面，目的是为了获得美国对其分裂活动的支持。自这一时刻起，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给予西藏分离势力以物质支持，并在科罗拉多的一个基地培训了几千名抵抗运动分子，随后这些人被派往印度，渗入西藏地区，组织反中国政府游击队。一些西藏人参与了这些行动，达赖喇嘛的兄长嘉乐顿珠在其中扮演了类似于情报员的关键角色。

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认定这种神权政治体系是封建性质的，政府所采取的民族改造政策自然引起了僧侣阶层的敌意。旧西藏社会主要分为两个部分：拥有最高权力的僧侣及广大的农奴（在120万居民中大约占70万），这些农奴通常归寺院所有，生存状态极其恶劣。土地改革以及政府发起的“与野蛮落后思想做斗争”的运动，引起了寺院和数个世纪以来习惯于因宗教而得到尊重的贵族阶层的强烈不满，他们无法接受自己的权力受到质疑。1959年3月，由于印度的破坏性活动，西藏爆发了叛乱，遭到中央政府有力的镇压。达赖喇嘛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逃往印度。中央政府决定性地巩固了对这个地区的控制，1965年成立了“西藏自治区”。达赖喇嘛在印度安顿了下来，开始了长期的游说生涯，希望有一天可以获取“独立”。由于达赖喇嘛的流亡，十世班禅喇嘛取代了他在西藏住民中的影响。西方领导人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有西藏主权的事实，抗议只能停留在不明真相的部分人口头上。

1989年，班禅喇嘛去世。中国政府沿用1793年由乾隆皇帝首创的金瓶掣签制度选定了其继承人。西藏分裂主义者和“人权抵抗组织”无理指责中国政府“挟持”了班禅，北京予以了严正否认。通过金瓶掣签选出的班禅在拉萨主持仪式，并在2005年12月庆祝自己即位10周年。

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其对中国的官方访问期间，第一次明确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西藏流亡政府”不被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是印度所承认。面对这一种新的情况，在对话进程中断10年之后，达赖喇嘛于2004年9月派出了两个密使到北京，重新启动谈判进程。中国政府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次访问将促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所有的同胞都属于同一个家庭，并且迟早将加入到这个大家庭中”。就在同一个月，达赖喇嘛宣布，回归西藏时，他将退位给一个选举产生的民主政府，“希望这个政府能通过‘民主选举’产生”。12月，达赖喇嘛在约翰内斯堡宣称，一直以来，他都想回到中国，并且不再要求独立。几天后，他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说他更希望西藏能处于中国的统治之下，前提是西藏的文化和环境能得到尊重。但是中国在保持对话渠道畅通的情况下，反对其在国外逗留，因为他“不是一位普通的宗教领袖，而是致力于从事分裂活动的分裂主义者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在AFP上的发言，2004年11月27日。”。中国政府谴责达赖喇嘛在2005年3月接受《南华早报》时所称的“西藏准备好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中国统治并确保对西藏文化、修行及环境的保护”，又说，“我并不支持分裂”。他认可了西藏作为中国自治区的地位，他感到高兴，因为中国在物质领域取得的进步已经扩展到了西藏。他举了一个连接青海和拉萨的青藏铁路的例子。这条铁路曾被西方媒体和流亡的西藏势力所贬低。“如果我们分裂出去的话，将会非常困难，我们无法从中获利。”他说。西藏的“流亡政府总理”桑珠•洛桑次仁几个月后强调自己对和中央政府的接触持乐观态度，并称“国际调停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西藏人承认中国的主权，西藏问题只是一个在‘我们’之间解决的内部矛盾”。

2008年春，流亡在外的西藏反对势力趁拉萨和中国其他地区发生骚乱之机，在北京奥运会前夕掀起了新一轮对中国的攻击，他们得到了西方某些所谓的非政府组织和一小撮自称“人权捍卫者”的大力支持。这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并且加重了自2007年达尔富尔问题之后中国所受到的政治压力。几年以来，诋毁中国的人为达赖喇嘛和西藏反对势力所塑造的形象完美地迎合了西方民众的期待，尤其是那些有强烈宗教情结的欧洲民众。一个和蔼可亲的精神领袖，总是微笑着，向一个“独裁”政府宣扬非暴力，这一形象迷惑了大众，并成功地让他们相信，在中国的奴役下西藏人民一直秉承非暴力的内在性格。2008年三四月间西方世界所传播的骚乱画面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配上咄咄逼人的、经常是捏造的评论，这些画面使西方人对于众多媒体所描述的“文化屠杀”深信不疑。另一方面，这些画面也使另一部分公众意识到，西藏人和其他人很相似，真正的流氓也有可能是西藏人，他们对非藏族人同样表现出粗暴的种族主义，在大街上袭击汉族和穆斯林，在拉萨四处纵火。面对西方潮水般的批评和指责，越来越多的公众感觉受到了操纵，他们试图更多地去了解西藏的历史和现在的境况，结果发现以前西方媒体提供的大部分信息都是虚假的或是不准确的。同时公众逐渐发现了那些被掩盖的真相：藏语仍然在使用，佛教在中国自由传播，藏族人可以自由流动，众多中央政府批准的保护西藏文化遗产的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使西藏人受益。总体来说，虽然欧洲的政治体系被认为是民主的，但也不能避免虚假消息误导和政治操纵。譬如法国记者无国界组织（RSF）对中国的攻击尤其主动，同时该组织与某些美国政治群体关系密切并从他们那里获得资助。

中国政府启动的西部大开发计划，目的在于推动占中国领土56%的内陆地区（甘肃、贵州、宁夏、青海、山西、四川、西藏、云南及重庆等地区）赶上与东部的地区差距。这是一个浩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建设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成都—拉萨铁路，还在林芝建立了30年来这个地区的第一个机场……中国政府尤其注重与印度接壤的边境地区的发展，促进边境地区的商品交换。然而，这一政策引起了分裂分子的不满，他们认为北京政府借此机会让汉族人大规模迁移到西藏，并谴责中国几十年来使西藏停留在欠发达状态。事实上，西藏人逐渐进入了现代化，在拉萨街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DVD商店和卡拉OK场所。光顾者不仅有汉族人，还有西藏的中产阶级，他们越来越远离僧侣阶层强加的社会模式。

西藏人民生活水平的这种明显改善是否能真正起到抑制小股分裂势力的作用呢？西藏人口极为分散，分布在广阔的土地上，许多地方交通不便。毫无疑问，这阻碍了西藏的科技进步。汉族移民引进了商业意识，加强了西藏和中国其他地区的联系。但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为某些反中国团体提供了可乘之机。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保持着相当的警惕，经常逮捕散播“藏独”思想分子。随着人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经济开放，寺院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到目前为止，根据中国政府对所有少数民族采取的政策，西藏地区的小学和中学教育仍使用本族语藏语，和在新疆采取的政策相同。这有利于保持少数民族的文化特性。作为汉语的传播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进一步推动了西藏和内地的融合。虽然西藏人保留着他们的宗教特性，但仅限于私人领域。

不管是新疆、西藏，还是其他地区少数民族，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行政管理模式也存在一些困难。对于中国这样领土庞大的国家来说，行政管理和政治模式是建立在自治区体系的基础之上的。在管理边远地区方面，这种模式无疑比联邦制更加灵活。那些态度强硬的分离主义者主要是出于宗教秩序的原因而感到不满，认为他们被剥夺了管理自身事务的权力。事实上，苏联所使用的联邦模式没能阻止苏维埃帝国的解体。然而今天，对少数民族来说，汉民族的形象仍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非常精彩的，其文化传统在媒体上得到了广泛的宣传。中国的分析家和经济学家认为，“思想观念保守落后”是解释内陆地区落后于东部的原因之一揣振宇、杨荆楚著：《汉文化多元文化与西部大开发》，民族出版社2003版，第33页。。西藏人民近25年来的发展，也体现了这一点。当少数民族完全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才能抓住国家当前的发展机遇，形成毛细扩散效应。但对于北京来说，这就意味着打破少数民族汉化这一禁忌，这些少数民族经常受一些中伤中国政体的人的影响；中国还必须采取的一种类似于西方国家，尤其是法国的政策，形成一个建立在共同语言和文化基础上的国家大熔炉，把地方主义者限制在一个小区域内，使其不致于威胁国家统一。大规模兴建基础设施，打破了西部地区的闭塞，让财富流向这些地区并使其向东部开放，这一系列举措应该能让少数民族认识到中央政府为了使他们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并密切其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关系所做出的努力。

 摘自《中国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