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领导人来说，现在核心问题是对亚洲出现一个在国际社会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中国，其军事实力所导致的可能后果进行评估。为了不使之成为美国政府扩张政策的束缚，这个分析应考虑到客观的政治、经济、军事各种因素。现在大多属于新保守党党员或美国右派最保守势力的许多美国观察家，偏执地曲解中国的每个新方针，认为这是中国制度“自然的”挑衅性表现。这种观点自然使中国成为西方战略分析家讨论的焦点，转移了人们对白宫追逐的真实目标的注意力。这样，对美国来说，揭露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努力，并以此作为中国在全球争霸野心的证据是合乎情理的。许多年来，美国一直是这个反华诡辩的桥头堡，并在涉及中国“威胁”的概念时模棱两可。2001年1月掌权的布什政府明确提出了这一问题，并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同时否认了比尔•克林顿关于中国是战略伙伴的观点。每年，国会关于中国军事实力的年度报告通过对中国军事现代化步伐的渲染，旨在引起美国当局更大的警惕，尤其是渲染中国国防预算持续增加。基于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实际影响，威胁西方社会稳定的伊斯兰恐怖主义活动的日趋活跃，已经被公众舆论断定为“敌人”。现今中国的崛起实际上成为美国势力“不在场”的证明。这些警告经常被国会议员所采纳，而且布什政府要在使民众对当选者放心的必要性和与中国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之间找到支撑点。这种策略的回旋余地很小，难免发出模棱两可、甚至有时矛盾的宣言。当然，这项政策另外还使美国过于庞大的国防开支合法化，其中的收益维持了几个与华盛顿支配的小组有密切联系的公司的财政。2003年4月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干预表明，布什政府的政策和与军工有关的工业巨头之间明显沆瀣一气。

如果说美国是中国军事威胁论的首要推广者，那么它的盟友日本也摇旗呐喊，不甘居后。中日关系在小泉纯一郎首相任期内遭到极大破坏，日本自2004年12月就正式把中国视为其安全的主要威胁。东京方面针对北京的言辞越来越有挑衅性，试图将保守阶层关于修改宪法第九条的努力合法化，该条款禁止日本拥有真正的军队和进行军事活动。这项方针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了出来，并于1995年获得确认，当时国家防务计划首次将“日本周边地区”纳入日本防卫战略之中。但是，来自日本国内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的立场抑制了这种发展，直到小泉纯一郎上台才出现转变。面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日本政权不间断地重申它的忧虑，并在美国的支持下，越来越明确地表明它逐步重建“正常”军事机构的意愿。2005年2月10日，约翰•博尔顿在东京明确指出，日本力求提升它在地区和国际的地位并改变其防卫政策，它不断增长的信心是它正成为一个只对自己的安全感兴趣的正常国家的标志。他补充说：“我们密切关注中国提升其军事能力，尤其是在太平洋的投射能力。”日本甚至在2007年1月9日，自1945年战败后首次重新建立防卫省。现在东京的战略是效仿美国的做法，它包括过度渲染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威胁，同时也对朝鲜的威胁夸大其词，这是基于在与美国沆瀣一气并在美国军事保护伞下，致力于其自身的军国主义进程合法化。近年来日本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的推波助澜不仅在掌权的右派中非常明显，而且也体现在对立阶层和人民大众的观点当中，这种推波助澜打破了二战遗留下来的禁忌，并开启了不希望受美国控制的自主防卫机制的重建道路。

与20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相比，中国的过去没有任何东西表明她具有固有的扩张主义本质，同时也无法表明她现在的军事现代化有助于其扩张。当帝国的舰队在海上远航至非洲沿岸的时代，中国绝对没有任何建立商行或军事基地的企图。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极度衰落时期后，中国终于建立了人民共和国，重新找回了统一和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承载着数以亿计中国人民的希望，并最终摆脱了西方的轻视、日本的奴役和内战的蹂躏。然而，她很快又陷入了30年的意识形态风暴，这重新引发了一场真正的内战——“文化大革命”，致使中国处于崩溃的边缘。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组织了唯一的三次境外军事远征（朝鲜战争、1962年的中印战争和1979年的中越战争），所有这些都注定会缓解苏联和美国对中国实行的包围政策的束缚。

1979年2月针对越南的军事行动正处在中美战略关系的重要时刻，而此时越南刚刚推翻红色高棉政权，并占领了柬埔寨。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了外交关系，表明中国明显感觉到在其反对苏联在东南亚影响力扩张的战略方面需要美国的支持。越南1978年6月加入“经互会”后开始彻底倒向莫斯科，这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

1991年突然出现的两个重大事件打乱了中国的战略布局：一、二月份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以及12月的苏联解体。第一个事件使中国看到美国在军事技术方面享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优越地位，并使她感到自己的军事实力与这个日后自己的主要对手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这将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第二个事件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中国的外部压力，但对中国领导人提出了警告。苏联共产党在经济改革上的明显失败使其在人民面前完全失去合法性，并最终导致垮台，中国领导人应从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最终在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干涉，以及它在全球碳氢化合物最大产区的核心区域长期驻军，对中国来自中东的能源供应形成主要威胁。而且在此之前，美国已在中亚建立基地，并同样在盛产碳氢化合物的阿富汗进行军事干涉。美国的第二个行动加速了与中国外交关系的和缓，并使得俄罗斯和印度走得很近，尤其体现在军事领域。

为了适应唯一超级大国的出现，近25年不仅使中国政权修改了其经济政策和战略理论。这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有时面对中国政治制度公开表示反对，这种言论经常隐藏在其表面随和的演讲中，而这些演讲的主要目的都以不影响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为前提。尽管美国领导人一次又一次发表或挑衅或随和的言论，但中国不给美国留下实现其目标（用尽一切方法使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消失）的任何可能性。中国领导人密切注意美国的举动，破译其长期战略，并预见其敌对行为。尽管“中国现在并不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任何威胁”，国防秘书办公室：《中国的军事实力2005》，国会年度报告，第13页。美国军事分析家还是坦率地表达了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能为北京提供“远远超过台海，而且能在亚洲进行一系列活动的军事力量”的吃惊。从华盛顿的立场来看，美国自然不应该被中国认为是一大军事威胁，而且中国由于“在地区（亚洲）致力于军队现代化而体现出一种潜在的威胁”，这种威胁具有挑衅性。因此，美国从太平洋到阿拉伯—波斯湾地区部署了大批军队。假如中国海军冒险在安的列斯沿岸巡逻——维持受到美国和委内瑞拉紧张局势威胁的拉美的脆弱平衡——华盛顿将会做出什么反应呢？实际上，辩证的对立是有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在2001年9月11日后新保守主义者在华盛顿掌握大权开始后，战略分析以“善”与“恶”的观念为依托了，这样，世界以极端善恶二元论的方式非常明显地加以区分。美国被赋予不受时效约束地在海洋穿行和在全球建立军事基地的权力，这是因为它保证“善”的力量终将胜利。中国作为共产主义国家，代表“恶”并应该在其领土上保持防守姿态。这种基于国家间关系而浓缩的极端观点代替了美国战略的指导路线，并使美国的军事霸权（当然还有经济上的霸权）具有合法性。美国分析家天真地认为中国将“试图更快地诉诸武力和强制措施以便从外交优势中获利，她将安全利益放在首位”。国防秘书办公室：《中国的军事实力2005》，国会年度报告，第14页。难道这不是用典型的美国式习惯方法来臆断中国吗？实际上，中国追求的是通过经济发展展现实力，这需要她保护中长期的重要利益。在军事力量的同步发展的情况下，她要确保其可靠的威慑水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近几个世纪中国的历史和她在现代化上加大投入的现实，都不应该引起特别的恐惧。倘若台湾方面宣布“独立”的前景是一个能够引发危机的因素，华盛顿会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向台湾当局施压，并强制推行更加现实主义的政策。在“台湾问题”上只有一种可能迫使北京进行军事冒险，那就是美国对“台独”失控。现在，考虑到地区的力量关系和台湾新政权的愿望，2008年3月马英九当选后，重新开启恢复中国对台湾行使主权的谈判是完全有可能的。

摘自《中国的威胁？》